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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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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伊朗文明交往与“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


中国伊朗文明交往与“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


中国伊朗文明交往与“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伊朗伊斯兰文化联络组织副主席哈拉曼·苏莱曼尼


世界历史所所长张顺洪


伊朗驻华大使阿里·阿斯克里·哈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周云帆

  “第五届中国—伊朗学术研讨会:中国伊朗文明交往与‘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2017年9月4-5日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伊朗伊斯兰文化联络组织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伊朗伊斯兰文化联络组织副主席哈拉曼·苏莱曼尼、世界历史所所长张顺洪、伊朗驻华大使阿里·阿斯克里·哈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周云帆主持。来自伊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甘肃社科院、宁夏社科院、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西南大学、宁夏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山西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媒体的记者,共计60余人参加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中国与伊朗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世界历史演进的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丝绸之路是中伊两国共同创造与维护的商贸之路、文化之路和友谊之路,是两国都为之珍惜的最为美好的共同历史记忆。研讨中伊两国历史特别是中伊相互交往的历史,厘清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并且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动力,能为中伊两国关系发展和“一带一路”的构建发挥重大作用。一是通过对话,加强学术交流,引起历史共鸣,沟通民心民意,筑劳友好根基;二是通过对话,把脉世界大局,增强政治共识。扩大战略机遇,打造稳定之锚;三是通过对话,克服重重困难,推进“一带一路”,分享发展机遇,促进全球治理。希望与会专家通过本次研讨会汲取历史智慧,为中伊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思想力量。

  此次研讨会议题广泛。前四场讨论从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学、语言学、医学等多学科多视角研讨伊朗文明的形成与特征、中伊文明的相似性、古代丝绸之路上中伊之间的文明交往及伊朗文明对世界历史的贡献等问题。第五场讨论转向现实问题,直面中伊合作与“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探讨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塑造共同价值观,创新文明交往模式等问题。研讨会意在以历史的深度透视现实,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动力,为中伊两国关系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镜鉴。

一、中国伊朗文明中的理性与智慧

  第一场讨论围绕“中国伊朗文明中的理性与智慧”展开。


伊朗德黑兰大学哈桑·博尔哈利·格西(Hasan Bolkhari Ghehi)教授

  伊朗德黑兰大学哈桑·博尔哈利·格西(Hasan Bolkhari Ghehi)教授研究中国儒家、道家思想和中国哲学。他认为,“道”与伊朗文化中的“Asha”高度契合,皆指世界上存在的普遍规律,人只有适应这种规律才能获得幸福和快乐。儒家思想中的“礼”、“恕”也在伊朗文化中有所体现,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与伊玛目阿里“像喜欢自己一样喜欢别人,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施加给别人”具有同样内涵。《道德经》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体现的思想可以与伊斯兰思想中的神秘主义“他”对应。他认为,《古兰经》和道家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相似点在于对“一”的理解。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古兰经》的“天地的幽玄只是真主的,一切事情只归他”意义相近。格西教授进而指出,最能体现中伊两大文明共同文化特征的是在神秘主义和艺术领域。在两大文明体系里,艺术都不只是呈现出来的视觉美感,更是对文化中蕴含的神秘主义和精神性的反映。


北京外国语大学于桂丽副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于桂丽副教授评述或称为“东方荷马”和“伊朗文化和语言复活者”的著名诗人菲尔多西及其英雄民族史诗《列王纪》,并讲述了当代伊朗人如何身体力行,用生命来传承菲尔多西精神,中国伊朗学专家译介和研究菲尔多西《列王纪》的事迹。她认为,“一带一路”建立在民心相通基础之上,尊重波斯文化和宗教传统,承认文化差异,是实现民心相通的保障。尊重、传承、借鉴各民族优秀文化是民心相通的重要内容,通过平等沟通与交流,追求人性的完美,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构建更加美好的新社会。


伊朗帕亚莫·努尔大学霍马永·荷马蒂(Homayoun Hemmati)教授

  伊朗帕亚莫·努尔大学教授霍马永·荷马蒂(Homayoun Hemmati)分别从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的角度探究了极端主义和武力的含义。他指出,“伊斯兰”的字面意思是“和平”、“顺从”;伊斯兰教中的“吉哈德”概念与西方渲染的“圣战”概念不同;那些打着伊斯兰教名义,谋求特定政治经济利益的恐怖主义分子并非符合伊斯兰教精神的穆斯林。他说,儒家思想提倡道德修养,天下大同,用“仁”和“礼”来规范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反对随意使用武力。因此,“和平、友爱、正义是伊斯兰教和儒家两大文明的核心,应当强烈谴责以宗教名义杀戮无辜百姓的极端行为。”

  宁夏社会科学院孙俊萍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伊朗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她认为,宗教传统是伊朗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伊朗文化传统中既有神性光辉,又具有理性特色和生命意识。具体而言,伊朗文化的早期历史是用宗教经典和诗歌来书写,艺术、音乐等文化领域以及哲学都具有神性观念。与此同时,伊朗文化又推崇知识,倡导理性,激励思考,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对欧洲局部地区、中亚、南亚和东亚等地区产生重大影响。伊朗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神性和理性传统相互交织,文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始终得以保持,开放性与包容性并存,较好的处理了与各地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将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她说:“全面认识伊朗文明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重要作用,对于在一带一路建设视域下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促进国家间与民众间的友好往来,具有重要意义。”

二、古代伊朗及其对外交往

  第二场讨论的主题是“古代伊朗及其对外交往”。


北京大学时光副教授

  北京大学时光副教授从波斯文古籍《迹象与生命》记录的中国植物信息切入,对照中国农书记载,尽力破解中国植物信息及其来源以及中国植物西传伊朗地区的历史轨迹。他说,在蒙元时期,“由于路上交通不便且路途遥远,海外贸易以海路为主,而杭州、福州、泉州、广州、宁波等当时主要港口均位于中国南方,因此波斯文古籍记载的植物多为南方物产。”他认为,当时的贸易商人在传播中国植物中具有重要作用。伊利汗王朝宰相拉施特编著的《迹象与生命》对中国植物词条的撰写格式可能借鉴与参考了王祯的《农书》。当时,中国植物已西传至伊朗开始栽种,但在拉施特受诬陷被处以极刑后,中国植物未能保存下来。


伊朗自由研究学者赛义德·贾瓦德·胡塞尼(Seyed Javad Hosseini)

  伊朗自由研究学者赛义德·贾瓦德·胡塞尼(Seyed Javad Hosseini)用《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来解读“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对中伊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孙子兵法》“迂回术,以迂为直”、“避实就虚”的战略思想,打破了现有的大西洋海上贸易航线以及由域外国家主导的亚太贸易区,开创了第三条贸易通道。“一带一路”对追求独立自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伊朗以及那些较为弱小的国家具有巨大吸引力。他认为, “一带一路”提出的“五通”——民心相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恰好与《孙子兵法》的“道”、“天”、“地”、“将”、“法”一一对应。在建设“一带一路”时,民心相通有如“道”。但由于西方媒体极力误导抹黑“一带一路”倡议,使得沿线国家民众对倡议未能完全理解。对此,中国媒体、大学和智库应努力走进当地民众内心,增加民间交流和互动,使其明白“一带一路”的真正内涵。他建议中伊两国加强民心相通和政策沟通。伊朗则需抓住战略机遇,复活古代丝绸之路,打破西方国家对世界经济贸易和政治的主导地位,构建和平、包容、多元并存的亚洲认同。


河南师范大学吴成副教授

  河南师范大学吴成副教授从意识形态建设、政治理论和国家治理三方面探究中世纪伊朗政治文化的世界贡献。第一,中世纪伊朗意识形态建设的最大成就在于意识形态由琐罗亚斯德教向伊斯兰教的成功转型。在阿拉伯人征服后,伊朗人逐渐皈依伊斯兰教,使伊朗文化蒙上了伊斯兰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伊朗人也根据自身国情,实现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最重成为伊朗的民族宗教。第二,中世纪的伊朗在政治理论上进行创新,发展出了智库思想、选贤任能以及王道理论等。中世纪伊朗重视智者的政治理论,是智库思想的雏形。王道理论则开启了政府职能的探讨,认为伊玛目是精神领袖,维护社会秩序需要国王或君主。第三,在治国理政问题上,伊朗统治者重视智库建设、文化知识和学术、大众传媒、工商业。


宁夏社会科学院郑玲助理研究员

  宁夏社会科学院郑玲助理研究员考察了回鹘语中的波斯语借词。她认为,这些波斯语借词是古代回鹘民族与波斯民族交往的活化石,见证了古代中国和伊朗的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她说,借词是语言相互接触的产物,促进文化交流,丰富民族语言。回鹘语是在公元8世纪以后形成的共同的书面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古突厥语族维吾尔——葛逻逯语支。回鹘语中存在大量波斯语借词。这说明中国自古与周边国家及其民族交往密切,古代新疆地区居民与古代伊朗民族有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


伊朗德黑兰大学传统医学教师霍曼·卡兹米(Hooman Kazemi)

  伊朗德黑兰大学传统医学教师霍曼·卡兹米(Hooman Kazemi)探讨了伊朗和中国在科学与医学方面的历史交往。他认为,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也是文化、科学技术传播交流之路。中伊两国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宗教等领域具有密切往来。曾有大批伊朗人居住在中国,他们将伊朗草药、水果、食品、陶艺、金银餐具等引入中国,也把中国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四大发明传入伊朗和西方。在医学领域,中国与伊朗是传统医学的先驱和领跑者。中医和波斯医在很多方面相似,二者通过丝绸之路互相影响,相互借鉴,丰富了双方的医药知识。

三、中国文明与西亚的关系

  第三场探讨“中国文明与西亚的关系”。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马东平研究员考察摩尼教东渐及中国化历程。她说,摩尼教兼容并蓄,具有很强的适应力,传播范围广,在中世纪是世界性宗教。它源于波斯,之后通过粟特人,回鹘人等渐进地向东传播至中国。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演绎了一个包含竞争、冲突、顺应、同化四方面的完整历史轨迹,就是摩尼教的中国化历程。摩尼教在进入中原后,为了与其他宗教竞争,采取“依托佛教”的策略来和传播地的文化相顺应,大量使用佛教术语来向当政者和民众传播其宗教理念。后来在北宋时,摩尼教也攀附于道教。元明以后,摩尼教转入秘密活动。不过,摩尼教在东渐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摆脱中国皇权对它的选择和命运的决定,最终它也在依托佛教、道教的道路上逐步失去自己的特性而在历史中销声匿迹。马东平研究员认为,考察摩尼教东渐和中国化历程,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和波斯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传播历史,另一方面通过研究丝绸之路上的交往活动,对把沿线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连接起来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国洪更研究员发言题目是“古代伊朗出土文物与亚述学的发展”。他说,释读楔形文字文献是亚述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楔形文字在公元1世纪后就成为一种无人辨识的死文字。伊朗出土文物上的铭文对释读楔形文字和亚述学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通过成功释读波斯波利斯的古波斯铭文和贝希斯敦铭文中的古波斯语楔形文字,为进一步成功释读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创造了条件,而对阿卡德语楔形文字的成功释读则促成了亚述学的诞生。《汉穆拉比法典》是亚述学初学者的重要材料。他认为,伊朗保存了大量铭刻楔形文字文献的文物,随着有关文献的进一步解读,伊朗必将对亚述学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山西师范大学车效梅教授

  山西师范大学车效梅教授从战争的视域探讨蒙古人西征对丝路和中东城市贸易格局的影响。车教授说,在蒙古人西征前,中东地区贸易网以巴格达为中心,巴格达是东西水路交通枢纽和东西方商品中转站,当时巴格达的繁荣程度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灭亡后首次堪与罗马帝国媲美。但在蒙古人占领巴格达后,海湾商业衰落,伊尔汗国首都大不里士成为文化和商业中心,大不里士贸易圈兴起。在元帝国和四大汗国时期,“丝绸之路”在经历两宋阻塞后重新畅通,欧亚大陆陆上贸易线和海上贸易线终于交汇贯通,形成了环绕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及东海岸的交通体系。大不里士因“丝绸之路”畅通而汇集了三个大洲的物质文明成果,成为货物、医药、农业、科学技术等流动和相互交往的重镇。13—14世纪的文明交往极大地丰富了欧亚人民的物质生活。不过,1368年元帝国崩溃后,丝绸之路被欧亚各独立政权阻断,以开罗为中心的地中海区域贸易网兴起。马穆鲁克王朝时期,拥有巨额财富的开罗人几乎渗透至1/3的世界。随着中东商人经济力量上升,他们尝试建立自己的世界贸易圈。在威尼斯商人和马穆鲁克商人垄断商业贸易后,其他欧洲人大为不满,他们努力寻找能直接抵达东方的途径,这就催生了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据此,车教授对地理大发现做出了新解释,她认为,“地理大发现的发生主要不在于东西方商路的堵塞,而在于西方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满于意大利商人(尤其是威尼斯人)对东西方商路的垄断”。


西北大学赵广成副教授

  西北大学赵广成副教授根据国际关系中的制衡理论,探究了近代伊朗崛起的原因。他提出,为何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萨法维王朝得以强势崛起,并能长期与实力远胜于自己的奥斯曼帝国抗衡呢?他认为,第一,萨法维王朝得益于奥斯曼帝国忙于在西线和北线对哈布斯堡王朝与俄罗斯的战争,长期未能全力投入与萨法维王朝的战争中;第二,将什叶派定为国教,强化了国王的权威,使其能够抗衡奥斯曼苏丹的宗教权威,免于被奥斯曼帝国吞并,促进了近代伊朗的崛起;第三,萨法维王朝的崛起与国际权力均衡有重要关系。奥斯曼帝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使萨法维王朝成为欧洲国家的天然盟友,欧洲各国不会坐视奥斯曼人把萨法维伊朗打垮。而且伊朗人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善于利用国际矛盾;第四,相对弱小的萨法维王朝在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长期抗衡之中,自身的军事实力和国内凝聚力得到增强。萨法维王朝的崛起和长期统治,奠定了现代伊朗国家的基础。但是,赵广成副教授也指出,什叶派被定为国教造就了教权与王权间的深层矛盾,若王权衰落或国王未能与宗教领袖处理好关系,教权和王权的矛盾就会成为社会动荡和革命的诱因。


西北大学蒋真副研究员

  西北大学蒋真副研究员对波斯文化的形成与特色进行了报告。她说,波斯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三个时期,各个阶段文化具有鲜明特征。第一,公元前6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公元3世纪的萨珊波斯帝国,奠定了古典波斯文化的根基。其特征表现为:首先,波斯帝国长期以琐罗亚斯德为国教,使古典波斯文化宗教性特征突出,强调君权和正统观点;其次,古波斯帝国是一个几乎囊括整个古代近东文明地区的奴隶制大帝国,吸收了近东各文明的先进性,使古波斯文化表现出多样性;再次,古典波斯文化具有包容性,对被征服地区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第二,651年,阿拉伯征服波斯后,波斯文化与阿拉伯文明融合,开始具有鲜明的伊斯兰特色,成为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波斯人在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斗争中选择什叶派作为信仰,使伊斯兰教本土化。第三,西方文化的引入使波斯文化具有现代性特征。从族源上看,波斯人作为雅利安人后代与欧洲人同宗同源。19世纪后半期,波斯开始引入西方文化。在立宪运动中,什叶派最终被确立为国教,这使波斯政治文化充满二元因素,其政治体制中既有权力分立的现代民主架构,又强调宗教权威性。巴列维王朝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达到高潮。后来,巴列维王朝覆灭,伊斯兰共和国为弱化西方文化影响,复兴本土文化,实行全面伊斯兰化。但长期西化改革和西方文化融入使波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代化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李春放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李春放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中国与伊朗:新丝路时代的天然地缘战略伙伴”。他从战略视角解读了2013年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他说,新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及其周边地区构成一个特殊的地缘战略区,新丝路地带不仅涵盖全球最繁忙的贸易通道,而且几乎囊括欧亚大陆大部分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以及世界最大的能源宝库。这个地带将在全球战略占有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说中国和伊朗是新丝路时代的天然战略伙伴呢?第一,中国和伊朗具有相似的历史轨迹,自古以来,就通过丝绸之路紧密联系。双方没有领土争端,在历史上,和平是交往的主流,商人是两国交往的主力。近代以来,两国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西方压迫。第二,中国是世界工厂,伊朗是能源重地,二者在经济上具有高度互补性。尽管受冷战和两极格局影响,中伊两国在一段时间内关系冷淡,但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逐渐改善。哈塔米总统提出“文明对话”、“向东看”和“亚洲同心”,外交更趋务实。中国与伊朗在2002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伊朗核协议的达成也为进一步发展中伊关系扫清障碍。“在新丝路时代,中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签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和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国际影响。”

四、波斯与丝绸之路

  第四场讨论的主题是“波斯与丝绸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锦绣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锦绣研究员从丝路上出土的萨珊银币切入,考察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状况。她说,从中国新疆、内蒙古、青海、宁夏、山西、河北、辽宁出土的萨珊银币以及蒙古2015年发现的200枚银币,结合史籍,可以得出结论:在东北草原道、阴山道、“参天可汗道”、居延道、丝路北道等草原丝绸之路主要干线上,萨珊银币是作为一种国际货币而广泛使用的,具有货币职能。而将银币输入至内陆欧亚草原游牧部落,并使之货币化,中亚的商业民族粟特商人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伊朗马什哈德菲尔多西大学西尔扎德·阿扎德(Shirzad Azad)助理教授

  伊朗马什哈德菲尔多西大学西尔扎德·阿扎德(Shirzad Azad)助理教授着重探讨伊朗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回溯过去几十年中国和伊朗关系的发展,发现两国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有起有伏,但双边关系的变化受到普遍关注。由于这种敏感性,以及中国和伊朗在中亚、海湾地区的利益存在差异,因此两国在对彼此的外交政策中都采取“模糊策略”,这种模糊的外交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维护了各自的地区和国际利益。他分析了伊朗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提出应该更进一步推动中伊人文交往,加强民间互动。在两国关系发展中,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外交关系以促进经济和文化交流,而经济和文化的密切往来又会为政治营造良好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助理王林聪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助理王林聪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塑造共同价值,推动中国和伊朗‘一带一路’建设”。他认为,中国和伊朗作为两个古老的亚洲大国,需要挖掘历史智慧,塑造共同价值观,以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面临空前挑战和危机,更陷入价值观危机。怎样塑造共同价值观?第一,寻找历史根据,塑造亚洲价值观。中国自古就有中庸、和而不同的思想,伊斯兰教也强调“中道”,二者皆注重宽容和包容,这对应对危机具有重要作用,是建立亚洲价值观的基础;第二,两国领导人都提出了建设性理念。哈塔米总统提出“文明对话”,鲁哈尼总统提出“建设性对话”,强调国际政治不是零和游戏,合作与竞争可以并行不悖,这样的理念给伊朗创造良好的战略机遇。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和平的发展之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伊塑造共同价值观,将在推动国际体系转型,促进新国际秩序的建立上发挥重要作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金良祥副研究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金良祥副研究员探讨了伊朗融入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问题。他说,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在融入国际社会上遭遇险阻。当前的国际体系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具有强烈的西方特性。在政治安全事务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将伊朗视为威胁和规则的挑战者,极力孤立和遏制伊朗;在经济上,美国实行多种单边和多边制裁。为让伊朗融入国际社会,拉夫桑贾尼提出经济外交,哈塔米总统提出“文明对话。但内贾德上台后,采取强硬措施,不仅使伊朗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被打断,还被国际社会进一步孤立。鲁哈尼总统以温和、务实著称,他表达了与西方改善关系,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并通过谈判推动达成了伊朗核协议。但是,伊朗仍面临众多挑战。在国内需要应对来自强硬派和保守派的压力,国际上需要打破孤立,尤其是特朗普上台给伊核协议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李志鹏助理研究员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李志鹏助理研究员考察了丝路货币与宗教文化传播的关系。他说,货币的流通和传播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和内容。通过考察丝绸之路沿线东西方国家和地区间的货币流通,从货币图案内涵、艺术特征可以看到各种宗教文化元素的存在。这说明丝绸之路货币包含诸多历史文化信息,是传播宗教文化的媒介。而活跃在丝路上的西域胡商粟特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作为丝路货币的使用者,既是从事贸易的职业商人,也是宗教和文化的传播者。

五、“一带一路”与中伊复兴

  第五场讨论了“‘一带一路’与中伊复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田文林研究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田文林研究员着力研讨“一带一路”中的伊斯兰因素。他认为,在“一带一路”涉及的跨文化交流中,伊斯兰文明是个话题(issue),但不是“问题”(problem)。如何看待伊斯兰因素呢?首先,对待伊斯兰文明不能落入西方话语的圈套。不能将现实问题归咎于宗教信仰。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不同于西方,不可套用西方盛行的“伊斯兰威胁”,将伊斯兰文明视为“一带一路”的异己因素。其次,“一带一路”要靠沿线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特别需倚靠其中的发展中国家,而伊斯兰世界基本都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寻求独立、自主和发展。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有共同发展诉求。因此,伊斯兰世界是落实“一带一路”的战略依托力量。再次,伊斯兰若干价值观与“一带一路”的价值理念彼此契合。伊斯兰世界鼓励经商,具有独特的以社会和伦理为导向的经济原则和制度,这与“一带一路”倡导的公平平等、互利共赢原则合拍。最后,在跨文化沟通时需注意区分伊斯兰文明的主流与支流。其主流是好的,要平等尊重,反对将多数穆斯林推向对立面,但对“伊斯兰国”等宗教极端势力要严加防范。构建“一带一路”既需避免唯我独尊,将中华文明变成新的“普世价值”,也要避免妄自菲薄,自我矮化,为了经济利益牺牲文化主导性。


人民日报社主任记者王南

  人民日报社主任记者王南着力探讨中伊合作的现状、面临的消极因素,并给出了相关建议。他说,中国和伊朗互为友好国家,已有2000多年友好交往史,现今在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展开多层次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中伊经贸合作迎来新的机遇,但仍有一些消极因素影响着中伊经贸合作。在中国方面,中国觉得与伊方打交道很不容易,伊方伙伴常常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变更相关内容或提出新要求,也担心伊方会随着西方对伊朗施加压力或减缓压力时对中资企业的态度发生变化;在伊朗方面,伊朗人对中方的合作意愿没能完整理解,认为中方只是出于经济考量,而没理解中方借经贸合作帮扶伊方的意愿。另外,伊方对中方科技水平和产品质量持有一定怀疑,不了解中国科技发展现状。他建议道,由于文化、习俗和宗教等方面差异,中资企业应努力适应伊方环境,伊方应对中方抱有必要信心,中国高铁技术、电力技术和量子技术世界领先,许多产品的质量居世界领先水平。中伊双方应该看好两国经贸合作的前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曾爱平副研究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曾爱平副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一带一路”倡议给中伊合作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他说,为摆脱内外困境,伊朗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总体持欢迎态度,期望引进中国投资和技术,摆脱美国及西方的压力,振兴石化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就业岗位,改善民生等。中伊经济互补性强,合作范围较广,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一带一路”给伊朗与中国在巩固能源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以及在打击恐怖主义、毒品和跨国犯罪,加强安全,通讯、信息技术、航空航天,人文交流等其他领域的合作带来机遇,而且伊朗也在诸多领域对中国抱有较高期待。中国则期待伊朗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上发挥更加重要作用。关于中伊深化合作面临的挑战:第一,伊朗对中国技术和制造的标准认可度不高;第二,伊朗经济压力较大,由于伊朗自有资金不足,很多项目无法开工或推进;第三,伊朗外汇途径受阻。


安徽大学王泽壮教授

  安徽大学王泽壮教授探究了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及其影响。他说,哈梅内伊具有三重身份,即代表伊朗国家利益的政治身份、代表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身份以及霍梅尼的继承人身份,这三种身份构成了他外交思想的来源。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体系是在继承霍梅尼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继承霍梅尼的穆斯林大团结、伊斯兰圣战等外交思想,同时他又发展了霍梅尼的外交思想,形成了意识形态包装下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平共处的国家间关系思想、形式多样的能源外交和科学文化外交的实用主义思想。哈梅内伊淡化了霍梅尼外交思想中的乌托邦成分,随着时局的演变而做出适度调整,更加务实,他的外交思想展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和现实主义做派,但其根本上还没有突破霍梅尼的外交思想。


上海外国语大学马丽蓉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马丽蓉教授对“一带一路”与中伊文明交往模式进行了探讨。她说,中国和伊朗同是丝路古国,具有友好交往的辉煌历史,但目前的交往还很不够。原因在于:第一,重视经贸往来,轻视人文交流;第二,西方霸权语境导致误读陷阱。在中国和伊朗之间,存在西方媒体这一“第三者”,双方都通过西方媒体看彼此,深深影响了二者的直接交流和对彼此的正确认知;第三,中东地缘和教缘博弈造成干扰,这使得中伊之间的正常交往复杂化。对于中伊来说,两国不仅受益于丝绸之路,其命运也与丝路兴衰具有紧密联系。当今,复兴丝绸之路,建设丝路强国,中伊需深化交往,结成丝路战略伙伴关系,创立新的文明交往模式。对此,她认为,第一,文明之间有差异不可怕,在以后的深化交往中,不宜回避宗教问题,人文交流不等同于宗教交流,要把宗教置于人文交流的大框架之下;第二,健全交往理念,完善交往机制。人文交流与合作机制的建立不能仅靠官方,还要依靠民间力量;第三,加强智库交流,尤其需要加深对中伊两国之间交往的历史研究,从历史寻找经验,为不同文明和平相处提供借鉴。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话语权应掌握在中伊两国手中,而不能让美欧牵着鼻子转。


伊朗伊斯兰文化联络组织教育研究专家阿里雷扎·乔兰迪(Alireza Jolandi)

  伊朗伊斯兰文化联络组织教育研究专家阿里雷扎·乔兰迪(Alireza Jolandi)主持闭幕式。霍马永·荷马蒂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分别做了总结发言。

  荷马蒂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提出:第一,伊中两国需通过加强互动,加深理解,深化友谊。伊中两国具有很多相似性,在世界观上,伊斯兰教强调“中道”,中国传统儒道思想也强调“中庸”。在历史上,双方既有辉煌的过往,也在近代饱受战争之苦。第二,要正确把握宗教概念。《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的真正含义经常遭到误解和扭曲,他希望两国学者正确诠释伊斯兰教内涵,把握和抓住双方文化的本质及其现实意义,扮演好知识传达者的角色。第三,开展此类学术研讨会,将在深化合作,增进友谊,寻找共同价值上发挥重要作用,并为进行全方位的合作铺平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

  毕健康研究员在总结发言中说,中国与伊朗自古以来友好交往,互学互鉴。多种宗教,如锁罗亚斯德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沿着坎坷曲折的丝绸之路,伴着清脆悦耳的驼铃声向东传播,伊朗文明与中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提升。中伊两国文明都具有强大的人文传统,在理性与美学的和谐与融通上,超越西方狭隘的利益至上与拜金主义,可以引领后现代社会人类精神家园的构建。古代伊朗锁罗亚斯德教开启的思辨传统,经过什叶派教义的创制之路,绵延至今,必将支撑伊朗崛起的创新之路。中国自古以来的科学创造与仁义传统,焕发青春,必将为“一带一路”的推进铺路架桥。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不竭源泉是理性和创新精神。但是,没有尽头的科学与理性,并非尽善尽美之物,科学与理性需要人类超越物质的人文价值的引导,需要人类超越物质的审美追求的提升。因此,中国和伊朗可以通过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将东方文化的人文智慧与审美情趣实现创造性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奉献精神盛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博士生 陈丽蓉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