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论坛（2017）在北京举行

“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论坛（2017）”学术研讨会

“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论坛（2017）”学术研讨会

“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论坛（2017）”学术研讨会

　　2017年10月14日，“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论坛（2017）”学术研讨会在世界历史研究所举行。论坛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美史研究室主办，来自北京、黑龙江、河南等地的专家学者与会。会议由王文仙研究员主持，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饶望京致辞。

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饶望京

世界历史研究所王文仙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跃斌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姚惠娜副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杜娟副研究员

　　论坛分西亚非洲专题研究、东亚专题研究、日本专题研究、拉美专题研究四个时段，分别由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姚惠娜副研究员、张跃斌研究员、杜娟副研究员主持。大家就不同的主题展开深入的交流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王宇洁教授

　　在“西亚非洲专题研究”时段有三位学者发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王宇洁教授率先做了题为“中东地区教派问题的历史追溯与现实思考”的发言。她指出，教派主义是所有宗教的一个特点。在伊斯兰教内部，教派主义长期以来主要表现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正统性之争。但纵观伊斯兰教产生一千多年的历史，教派间的差异和冲突并不是核心问题。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二战后，中东各国先后赢得独立，进入了现代民族国家阶段。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确立以后，教派身份更多地体现为国内政治中的不同立场和派别，或是成为地区、国际政治中不同国家的标签。加上一些伊斯兰国家建国的历程本身就是在强烈的教派或是民族认同的叙事框架内展开，这使得这些国家天然地带有对其他教派或是其他民族人群的排斥。在这种背景下，中东地区教派冲突加剧。进入21世纪，中东地区教派冲突的频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高，且方式更为直接和激烈。王宇洁教授分析了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影响教派冲突和矛盾的几个因素，除了大国干涉这一重要原因之外，还有跨国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次国家认同意识的挑战、国家建设进程的挫折等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世界历史研究所姚惠娜副研究员以“埃及塞西总统对巴勒斯坦政策探析”为题，分析了埃及塞西总统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动因、政策的目标及其实践以及政策的制约因素。因埃及和巴勒斯坦的特殊关系，埃及对巴勒斯坦政策超越了传统的外交范畴，与埃及内政紧密相连，并对埃及国内政局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巴以问题也是埃及维护地区大国地位的切入点。鉴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塞西上台后积极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其举措主要有强调埃及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及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要求；调解巴勒斯坦内部分歧，支持法塔赫；对哈马斯采取打击与怀柔并行的两手策略。但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本身极为复杂敏感，再加上地缘政治、大国干预等外部因素也影响着巴勒斯坦问题的走向。另外，自2011年以来的持续动荡导致埃及国力衰退，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下降，成为塞西对巴勒斯坦政策的严重掣肘。塞西总统的巴勒斯坦政策势必在各种力量与因素的制约下摸索调整，而如果没有埃及的尽力支持，巴勒斯坦的未来更令人担忧。

世界历史研究所杭聪副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杭聪副研究员做了题为“全球化背景下英语非洲工人运动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发言。他指出，为获取廉价劳动力，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先是借助殖民政权直接干预，以五大类措施限制非洲工人运动，激发起非洲工人的共同体意识。该意识同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非洲独立国家的稳定基础之一。西方后又借新自由主义策略压低工人福利，破坏了民族共识，工人运动再次兴起。非洲国家人民分三种路径重新凝结民族共识，谋求突破西方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罗网。

黑龙江大学安成日教授

　　在“东亚专题研究”时段有三位学者发言。黑龙江大学的安成日教授率先做了题为“建构东亚共同体的困境与出路”的发言。他用详实的资料以及大量图表、数据介绍了东亚共同体构想提出的背景、相关各国在构筑东亚共同体过程中的努力，分析了东亚共同体遭遇困境的原因及表象，并就东亚共同体未来应努力的方向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东亚共同体”的说法最早是80年代时任印尼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之后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理念。安成日教授援用了将东北亚及东南亚的共13国纳入东亚共同体范畴的看法。1990年代至2010年前后东亚诸国在双边关系及多边关系中，为构建东亚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做了诸多努力。但近几年来，受区域内和区域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遇冷。目前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东亚共同体的基本框架及地位问题尚未解决；国家间难以克服政治、安全领域的现实主义与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的乖离问题；东亚各国缺乏共有的价值观和相似的文化传统；推动东亚共同体的东盟力量薄弱；各国间经济差距巨大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杨原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杨原副研究员做了题为“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的发言。他指出，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与两个彼此敌对的国家同时结盟，这种情形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然而，在历史上有的国家却能够这样做到。随着两个大国形成战略僵持，“两面结盟”就随之产生了，“两面结盟”现象的存在，体现了国家互动进程的多样性，为探究大国权力竞争更多可能的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世界历史研究所许亮副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许亮副研究员做了题为“中苏分裂后的朝鲜联盟外交（1959-1989年）”的发言。他指出，1959年中苏分裂后，所谓的北三角联盟实际上就只剩朝中、朝苏联盟。平壤同时维持同“两位老大哥”的联盟关系并不容易。1959-1964年，朝鲜偏向中国，引发苏联不满；1965-1970年，朝鲜倾向苏联，中朝关系受到影响。1970年以后，朝鲜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在朝鲜的联盟外交中，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实用主义是主要塑造因素。

洛阳师范学院湛贵成教授

　　在“日本专题研究”时段有四位学者发言。洛阳师范学院的湛贵成教授做了题为“战后日本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几个因素”的发言。他结合自己多年的战后日本研究，指出了几个在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或易被日方研究诱导的问题。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二战后日本为何得以快速复兴时，不能忽视日本原有社会基础较好且并未在战争中被根本破坏这一点。在使用日本所披露的战争损失数据时应持审慎态度，日方所宣传的战争损失有夸大成分。湛贵成教授还分析了战后日本“废墟论”出台的背景，其中既有日方夸大战争损失的一面，也有美国出于战略需要，试图树立资本主义阵营的优等生这一因素在内。另外，对于美国主导的日本战后初期改革等，应注意部分尚未被关注的史料，如日本方面对美国占领政策的应对措施等。

世界历史研究所陈伟副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陈伟副研究员做了题为“伊藤博文的清朝宪政认识”的发言。他指出，通过对戊戌变法运动的亲身考察，一方面，伊藤博文反对清朝改革急切冒进，主张进行合乎秩序、循序渐进之改革，希望清朝最终建立立宪政治；另一方面，伊藤博文认识到清朝多年之积弊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且处于列强环伺之中，面临列强瓜分之危机，改革之良机已错过，仅依靠腐朽的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很难取得成功。伊藤博文对清政府建立立宪政治的前途抱持怀疑态度。清末新政之际，随着伊藤博文对清朝宪政运动的深入了解，他进一步认识到清朝建立立宪政治的困难性，深感清朝立宪政治的建立并非易事，受各种因素制约，成功可能性极小。甚至相反还会由此引起国内动乱或革命，导致政权倾覆。连日本亦受其波及，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动。

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艳茹副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艳茹副研究员做了题为“明治十四年政变前后的国体讨论和立宪原则之争”的发言。她指出，近代日本在立宪过程中，特别是明治十四年政变前后，政界上层因对未来政治走向的构想不同，产生了围绕立宪原则的讨论及政争，在讨论及政争中国体问题受到关注。岩仓具视等政界上层中的尊皇派的国体观念及相关政治行动直接影响了立宪原则的选择。他们的国体观念的核心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主张君权神授、天皇拥有主权并总揽统治权，强烈反对西方的契约宪法说及基于天赋人权学说的各种民权论。受他们影响，《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过程中一直存在如何将主权在君的国体与以限制君权为目的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立宪政体结合起来的问题，最终导致对皇权规定的暧昧性，也成为后来历次国体论争的源头。

世界历史研究所文春美副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文春美副研究员做了题为“1920年代日本深刻农业危机与政党内阁的税制、义务教育改革”的发言。她指出，1924年—1932年实现了由政友会与宪政会、民政党轮流执政的二大政党制，正是在实现政党轮替的政党政治的八年间，农业问题日益成为一大政治焦点问题。在课税与教育公平性成为支撑民主主义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则下，经历1920年代大正民主主义运动而建立起来的日本政党内阁，正是因为在实现公平的税制（两税地方委让法案）与教育政策（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方面采取了不彻底改革，在遭受1929年“昭和恐慌”沉重打击下，促使中小地主在内的广大民众，对政党政治产生“信任危机”，最终导致政党内阁倒台，客观上为军部法西斯上台铺平道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王慧芝助理研究员

　　在“拉美专题研究”时段有三位学者发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王慧芝助理研究员做了题为“特朗普任内美拉关系走向”的发言。她分析了特朗普提出的新政对美拉关系的影响，并对美拉关系前景做了预测。特朗普上台后，提出的对拉美新政致美拉关系出现裂痕，美拉关系不确定性上升。不过，美拉关系不存在决裂可能，美对拉政策不会发生根本逆转。特朗普虽宣称对奥巴马拉美政策进行大幅调整，但其最终将不得不面对现实，继续增进与拉美国家的合作。此外，特朗普并未放弃对拉“分而治之”的传统策略。在短暂的停滞后，随着特朗普拉美政策框架日渐清晰，美拉波折将加剧，进入新一轮博弈期。在双方被迫妥协、达成共识之前，美拉关系将经历磨合期，波折不断。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张青仁副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张青仁副教授做了题为“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的发言。他指出，恰帕斯州的印第安问题实质是多元族群社会中权力资源的分配不公。在西班牙殖民者建构的统治秩序中，本土的印第安人处于社会等级的末端，无法获得充足的社会资源。墨西哥独立后，印第安人依然处于社会等级的底端，进而遭受土地资源匮乏、经济贫困和文化传承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并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牺牲品。在种族中心主义和内部殖民主义的影响下，出于对自身权力的维系，墨西哥政府无意于改变既有的权力分配格局，亦不承认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自治实践。民主转型后，在国家构建存在明显缺陷的情形下，墨西哥联邦和恰帕斯州政府试图通过对印第安准军事团体的利用，实现族群问题的彻底解决。这一策略不仅没有解决印第安问题，反而造成了当前恰帕斯州政治衰败的出现。

　　世界历史研究所王文仙研究员做了题为“墨西哥印第安人与土地问题”的发言。她缕析了墨西哥印第安人与土地的关系，指出，印第安人的土地问题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殖民地时期，西班牙人殖民者侵占了印第安人的大部分土地。19世纪中期，自由派政府将印第安人公有土地的占有模式视为社会进步的障碍，颁布法令剥夺他们的公有土地。迪亚斯时期铁路的修建以及墨西哥作为农产品出口地位的确立，印第安人土地被大规模吞并，土地日益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印第安人的生存状况日趋恶化。《1917年宪法》规定发展小土地所有制；印第安村社的土地不得再转让，30年代卡德纳斯时期的土地改革，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来临，90年代的三次修改宪法，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印第安人村社的公有土地不再受到宪法的保护。

　　在研讨会的评论与互动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深化了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最后，王文仙研究员做了会议总结，对相关人员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她指出，这次论坛涉及学科范围广泛，讨论内容丰富，不仅有利于同一学科学者之间的深入交流，也推动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沟通，扩大了认识问题的研究视角，使每位参会者都受益匪浅。她强调，通过这个学术交流平台，使亚非拉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不但欣赏到不同的学术风景，更有利于他们进一步推进自身的科研工作。

（亚非拉美史研究室张艳茹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