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保加利亚科学院合作研究项目启动会纪要

　　2018年4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了中保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启动会，该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保加利亚科学院合作研究项目，主题是《中国与保加利亚：二战结束后至21世纪初现代化尝试中的历史比较》。会议由世历所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主任王晓菊主持，世历所所长汪朝光、科研处负责人王宇、俄东室马细谱研究员及该课题组成员参会。

　　王晓菊研究员首先介绍了中保合作研究的基本情况。中保联合研究始于2014年，2014—2017年双方共同研讨了第一个课题《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保加利亚转型：原因与阐释——中保学者的观点》，主要采取互访、共办国际会议和协作发表论文等交流形式，该项目已于2017年底顺利结项。这轮合作收效良好，我方学者不仅对保加利亚增加了很多感性认识，还加深了对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以及转型情况的理性认知，受益匪浅。基于双方都有继续深入沟通的强烈愿望，经批准，中保课题组成员在本年度开启了第二轮合作，为期三年。

　　作为国内研究巴尔干问题的著名学者，马细谱研究员在中保合作项目启动会上就本轮研究课题做了主旨发言。他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保加利亚现代化历程。二战尚未结束时，保加利亚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1944—1947年是人民民主制度时期，没有涉及到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保加利亚的现代化是在1947年提出来的，因为苏联将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强加给保加利亚，所以，保加利亚的现代化基本是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1948年12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基本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在会上，保共中央主席季米特洛夫还修正了他战后初期关于人民民主的观点，称人民民主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1949—1952年、1953—1957年，通过实施两个五年计划，保加利亚在工业化和电气化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据了统治地位。基于此，1958年，保加利亚宣布从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结束。1962年11月，受赫鲁晓夫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思想的影响，保共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保加利亚已进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并制定了20年远景规划，即：从1961年起的第一个十年，保加利亚将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第二个十年将跨入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阶段。事实上，保加利亚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得益于苏联和经互会的帮助。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因管理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保加利亚的工业其实并不发达。因此，保共对本国发展阶段的评估明显脱离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大跃进”。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国民经济已停滞不前。1980年代后期，经济危机更为严重，表现为存在一批大型的、毫无效益的“政绩”企业，农业全面萎缩，主要农产品几乎都依靠进口，外债近120亿美元。党内外一批持不同政见者应运而生。1987年5月，保共第一书记日夫科夫访问中国，其与邓小平谈话时表示也要进行改革。同年7月，在保共中央全会的开幕词中，日夫科夫指出了国家存在的若干问题，包括社会制度并未显示出先进性、科技进步缓慢、人民生活水平较低、没有创造出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出现腐败现象、理想与现实脱节、个人崇拜卷土重来等。根据日夫科夫的报告，中央全会通过了“七月构想”，试图寻找保加利亚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强调“社会主义自治”原则，开始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因并未触及许多实际的问题，改革收效甚微。1988年，政府公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6.2% ，实际仅为2.4%。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保共在1989年10月被迫修正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提法，称正在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但为时已晚。1989年11月，通过“宫廷政变”，佩特尔?姆拉德诺夫取代日夫科夫，接任党中央总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党内权力实现了和平转移。1990年1月至5月，保共与反对派就国家前途问题举行圆桌会议，保加利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开始向多党议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过渡，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遂告结束。

　　关于保加利亚现代化的类型及其评价。对于保加利亚现代化的类型，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代名词，因此，保加利亚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西化、欧化。第二种则视保加利亚的现代化是西化、欧化。如何评价保加利亚的现代化，也出现两种看法：一种称现代化取得了很大成就，对于在外贸、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具体分析。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实际上没有实现现代化。

　　关于中保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建议。保加利亚从1947年开始的现代化建设，主要包括工业和农业两化。1960年代它虽又提出了“科学技术进步”，后演变为“科技革命”，但并没有将其明确为科技现代化。此外，它还宣布过要实现城市现代化。我国是在1964年正式提出实现四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比较中保两国的现代化不能泛泛而谈，应围绕某一重点、某一化展开。选取农业现代化层面进行对比很有意义，双方各有经验教训，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保加利亚的现代化问题很复杂、研究难度大，马老师结合自己攻克这一难关的过程，介绍了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其一是“广”。要广泛收集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著名学者的著作，认真研读，勤于思考。作结论时也要兼顾多派观点，并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其二是“实”。要立足于档案材料，开展实证研究，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少发议论。其三是“博”。科研人员不要囿于学科的专业化，要拓宽研究畛域，切忌目光短浅、思维模式死板保守。

　　汪朝光所长做了总结发言。他赞同马细谱老师关于方法论的看法，强调了三点。第一，视野广阔。史学研究，尤其是世界史研究要高瞻远瞩、放宽眼界。第二，在运用比较方法时，要注意事物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不要盲目对比。第三，博采众长。史学研究要兼顾不同观点，同时注意开展国内外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广泛汲取养分。此外，汪所长还对本轮合作研究项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定位问题。课题组成员应明确保加利亚现代化研究在俄罗斯东欧史学科中的地位，注意将其与自己的研究方向结合起来，将“点”扩展成“面”。第二，注意历史与现实结合。选题应立足中国本位，从历史主体出发来关照现实，触发对现实的思考。

　　（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 张丹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