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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柱谈都市空间布局与古代社会结构问题

  2018年5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应邀在世界历史研究所作了题为“都市空间与古代社会结构问题”的学术报告。

  刘庆柱首先从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出发,指出考古学受自然科学、法学的影响较大,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指针,用假设为前提,凭实物来证实,而不能在假设之中进行假设。本着这样的治学方法,刘庆柱研究员对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社会是否存在剥削是不同社会的本质区别所在。

  刘庆柱认为,国家思想文化的变化从空间方位中即可反映出来。鉴于都城在体现国家政治意志方面的重要地位,他着重从不同朝代都城的宗庙位置变化展开分析,他指出,在上古时代,宗庙与宫殿常处于并列位置;到了秦始皇时期,宗庙被迁出都城,表明血缘政治开始处于次要位置,地缘政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历经千余年的封建统治后,地缘政治色彩更加明显;到中华民国时期,宗庙在都城中已经彻底失去其位置。他进而指出,这种血缘与地缘政治关系的转换,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

  从更大的国家范围来看,刘庆柱特别强调,国名“中国”即是根据空间方位而来。根据“清华简”《保训》篇所载,自五帝时代起,古人即开始寻求“中”的空间方位,周武王便建都城于“中”(今洛阳一带)。从皇城宫门的布局来说,刘庆柱认为,“中”是相对东、西、南、北而存在的,有“中”才有“四方”,所以中国皇宫的正门为中,而且需要四个方位的大门拱卫。而都城的道路也分三条,中间为御道,只为皇帝准备,其他人不能涉足。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合”理念,即认同“中”以增强凝聚力。他认为这一点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异。正是由于此种差异,刘庆柱指出,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传统相结合,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向现代国家迈进时,就与欧美国家多从资本主义社会跨越的方式不同,而具有后劲更足、步伐更稳定的特点。

  讲座结束后,与会学者就民族国家的实质、形成过程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来自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室及其他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参加讲座并参与了讨论。

(古代室 张炜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