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研究所举办“亚非拉论坛（2018）”学术研讨会

　　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论坛（2018）于9月8日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报告厅举行。该论坛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亚非拉美史研究室承办。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天津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诸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

世界历史研究所王文仙研究员

　　论坛伊始，由王文仙研究员代为宣读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研究员的致辞。在致辞函中，汪所长首先代表世历所，向光临本次会议的、来自京内外的学界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他指出，亚非拉国家以及亚非拉诸国历史分别在世界格局和世界历史学科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讨论亚非拉的历史和现实，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他充分肯定了亚非拉论坛的重要作用，指出亚非拉美史研究室和学科在举办论坛的过程中，得到学界同仁的帮助支持，通过互相交流，开拓了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和空间，也得到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他表示，研究所一向鼓励和支持各研究室和各学科的学术活动，预祝论坛圆满成功。

中国社科院世历所毕健康研究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牛可

　　论坛议程根据主题设定为四个时段，第一时段主题为理论探索，由中国社科院世历所毕健康研究员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牛可发言的题目是“东方学、地区研究和现代化理论”。他探讨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对外研究（域外研究）和对内研究的二分向度下，说明对外知识的后发性质和制度存在方式；二是学术史回顾，认为后殖民批判把东方学和地区研究等量齐观；“冷战社会科学”论说把地区研究和现代化理论合为一谈；三是考察东方学和地区研究问题，认为地区研究有意识地偏离东方学，而战后地区研究也出现和东方学的诸多龃龉不合；四是提出从制度史路径、学科路径、人物路径及地区分支领域（Area Fields）路径诸方面探讨地区研究和现代化理论的关系。他认为，地区研究在20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与现代化理论有所汇流，但两者之间有更长期、更深刻的疏离；现代化理论消亡（只有发展理论维持了制度化存在），而地区研究长存。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李菡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李菡助理研究员在题为“拉美族群政治的发展—以玻利维亚为例”的发言中指出，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族群政治在拉美兴起，主要特征是一批新兴印第安族群政党的产生。在历史上，拉美族群政党的发展并不显著，这主要归因于该地区存在的制度障碍、资源不足和种族意识相对淡薄。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进，族群政党在拉美各国大量涌现。印第安族群政党是印第安人政治参与扩大化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印第安族群的政治参与，提升了自身政治表达的有效性。玻利维亚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是拉美迄今最为成功的印第安族群政党，它的形成是玻利维亚印第安人数十年自主政治动员的成果。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族群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没有引发或加剧国内的族群矛盾。它取得竞选的成功，主要归因于该党的政治诉求和政治主张能够跨越族群边界，构建更广的选民光谱，实施具有多族群联盟的包容性政治策略，保持不同族群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而更好地适应了玻利维亚的社会现状。

中国社科院世历所姚惠娜副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历所姚惠娜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历史、理论与争议”。她指出，历史撰写深受作者的意识形态和背景影响，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历史的撰述与研究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为建立自己的国家，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巴勒斯坦人围绕巴勒斯坦土地进行了百年争夺。除了激烈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外，双方的学者纷纷加入了重新发现巴勒斯坦历史的进程，用民族主义书写当地历史，试图通过挖掘民族历史来论证建国的合法性。

中国社科院世历所张艳茹副研究员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敏敬教授

　　论坛第二时段由中国社科院世历所张艳茹副研究员主持，主题为“一带一路”研究。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敏敬教授在题为“‘一带一路'生态合作浅议”的发言中指出，“一带一路”生态合作的属性是：首先是全局性，即生态合作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三大领域有密切关联；其次是兼具公益性和营利性特征；最后是有明确的道义性。上述属性揭示出“一带一路”生态合作的重大意义，即它既可以给沿线国家带来普遍的生态利益，还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我国发展和输出生态高科技等指明方向，同时也是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国家利益与道德关怀相结合，建设美好地球家园政策主张的具体体现，有助于促进各国的民心相通，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一带一路”生态合作的多重属性还具有方法论意义，它提醒我们在推动相关领域合作时，务必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坚持积极沟通，协商一致，稳步推进的原则，同时不妨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国别的需要灵活开展工作，以充分发挥生态合作的公益、营利和道义功能，促进沿线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成果。

中国社科院世历所许亮副研究员

　　在题为“‘一带一路'的全球史意义”的发言中，中国社科院世历所许亮副研究员从何谓全球史、全球史眼中的古代“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与诸文明的发展等方面进行考察。他认为，“一带一路”的全球史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将发展中国家编织入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人类网络中。全球史主张发展离不开人类之间的交往互动，西方资本主义虽然构建了一个联系密切、传播迅速的全球化网络，但是很多落后国家并未从中获得发展资源，他们并未真正融入这一网络。二是“一带一路”将影响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三是“一带一路”尊重文明多样性、发展模式多样化，否定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四是中国将充分利用发展机遇，量力而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南开大学王翠文副教授

　　南开大学王翠文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对拉美人文交流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她梳理了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对拉美人文交流的历史进程，以期探究新时期中国与拉美如何增信释疑，互联互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她总结了中拉民间人文交流的四个特点：即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外交始于民间；人文交流工作以点带面， “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对拉美的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做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中拉人文交流细水长流，稳步推进。她指出，审视当下的中拉关系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挑战，比如中国对拉美的外交优先关注政治和经济议题，人文交流相对滞后；政府外交成果显著，公共外交相对不足；中拉关系的发展引起西方大国的高度关注，拉美的舆论导向存在误导等问题。以史为鉴，中拉人文交流的历史经验对于推进今日的中拉关系的全面发展，以史为鉴，推动中拉人文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探究中国与拉美国家如何构建命运共同体有借鉴意义。

中国社科院世历所陈伟副研究员

四川师范大学许晓光教授

　　论坛第三时段主题为日本近代史研究，由中国社科院世历所陈伟副研究员主持。四川师范大学许晓光教授在题为“论日本近代早期的民族平等意识及其变异”的发言中指出，日本近代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表现十分复杂，包括民族独立思想、民族平等思想、亚洲联合抗衡欧美的思想以及民族扩张主义等。他从针对西方列强压迫的民族平等意识的出现、主张平等对待亚洲各民族的思想意识及主张亚洲联合对抗欧美——民族平等意识的变异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这种民族平等意识虽然是以追求日本与欧美列强地位平等为主，但也注意到亚洲各民族保持平等关系的必要性。随着以后日本国力迅速增强，原有的平等意识开始出现变异。“大东合邦”之类的亚洲联合对抗欧美的思想，也成为日本以后对中、朝侵略扩张，建立所谓“大亚细亚”、“大东亚共荣圈”借用的“理论依据”。日本近代早期的民族平等意识，一方面客观反映出当时并非整个日本民族皆赞同和支持明治政府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其民族平等精神弥足珍贵。另一方面，在宣扬亚洲联合的主张时，就已经包含着侵略甚至吞并其他弱小民族（国家）的隐意在内。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刘轩副教授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刘轩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明治维新的演进逻辑与制度构建”。他首先对国内学界有关明治维新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接着回顾幕末时期至明治政权建立、确立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初步实现日本近代国家转型的政治过程，认为明治维新不是萨长等维新志士人为设计的革命或改革，而是基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政治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基于特定历史制度结构下的组织性自我演化。从历史路径角度看，明治维新走过了一条相对较为平稳的协商之路，虽然不乏西南诸藩的强力推动和灵活应对，但德川庆喜在关键时刻的主动退出，直接影响了明治维新的发展路径。否则，日本的近代转型可能以幕府与西南诸藩的长期内战形式展开，明治维新的历史可能由此而完全改写。

中国社科院世历所文春美副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历所文春美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大隈重信的两党制构想——以政务次官构想为中心”。她分别从选题的理论依据、研究大隈重信的重要性、大隈重信与山县有朋的比较、大隈重信的《立宪政体意见书》内容及影响诸方面进行考察。她认为，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考察，作为民主政治代表的大隈重信，从他的政治决策来看，可以肯定他不是完全克己奉公的利他主义者，他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所以，他所倡导并推行的政务次官制度，与其说是英国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美国的猎官制。二战后的芦田均首相严厉批判执政党内的“猎官”活动，并把这一弊端归咎于战前的“隈板内阁”。与大隈重信试图通过积极推进政务次官制度来达到建立两党制的意图相反，政务次官制度最终变成形同虚设的制度，造成二战前的“官尊民卑”的状态一直延续至今。

天津社科院日本所师艳荣副研究员

　　论坛第四时段由中国社科院世历所王文仙研究员主持，主题为历史与现实研究。天津社科院日本所师艳荣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历史社会学视野下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研究”。她从研究现状及视角、蛰居的语源及概念、蛰居的规模和类型、蛰居的社会文化根源和蛰居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警示诸方面进行考察。她认为，蛰居是青少年社会化中断的突出表现，其本质是人际关系危机。青少年蛰居不仅仅是个人病理，而是战后日本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由社会、家庭和学校共同造成的社会病理现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虽然蛰居现象发端于日本，但并非是仅存于日本的青少年问题。蛰居是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的问题。对于同处东亚社会，且正处于快速经济发展期的中国来说，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应对对中国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中国社科院世历所张跃斌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历所张跃斌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关于半藤一利‘史观'的评价与思考”。半藤一利的作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关于战争的悲惨，其二是关于战争（主要是太平洋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他认为，半藤的昭和史叙述，基本走在既非右翼、又非左翼的中间的道路上。半藤的相关论述有自身的局限性，但对于日本社会具有正面意义：汲取历史教训，走和平发展道路。半藤的言行、半藤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社会对战争认识的复杂性：既不是如右翼反映的那样毫无希望，走上了极其危险的道路；也不能如左翼反映的那样一片光明，已经彻底与过去绝缘。

中国社科院世历所杭聪副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历所杭聪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南非土地问题的缘起、演进和前景”。他认为，在种族隔离时期，土地权利的不平等构成当今南非贫困和不平等的历史根源。新南非政府本着种族和解的精神，运用法律手段形成市场导向的土地改革机制，经过二十四年和平赎买方式进行土地改革，使白人土地回到黑人手中，取得不少成绩。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土地回归、土地重分和土地使用权改革。由于土改步伐缓慢，无偿征收方式将取代和平赎买方式。土地改革仍旧存在不少难题，道路并不平坦，但土地改革是大势所趋，必定要继续前行。

中国社科院世历所杜娟副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历所杜娟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试析巴西日侨社会‘臣道联盟'怪象”。她认为，战后初期，“日本战败”这一世人皆知的重大消息，却在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内部引发了水火不容的辩论和争斗，由此形成了“战胜派”和“战败派”两大派系。“战胜派”编造和散播“日本战胜论”，并骗取了绝大多数日本侨民的信任。“臣道联盟”是“战胜派”中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组织。而巴西日侨中少数清醒理性的有识之士形成了“战败派”，致力于推动“时局认识运动”，以正视听。对此，“臣道联盟”予以疯狂的反扑，并暗杀“战败派”领袖，致使双方的争论升级为流血冲突。对于日侨社会的分裂和骚乱，巴西社会的总体反应是不解、震惊和厌恶。巴西日侨社会的孤立性和封闭性、《终战诏书》含糊其词的内容、巴西社会对德国和日本两国战败的不同反应以及二战期间巴西日本移民社会权威的缺失，是导致“臣道联盟”怪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它既反映出日本移民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也体现出日本移民社会的认同分化。在本质上，“臣道联盟”现象是巴西政府强制同化政策和战时管制政策的产物，是在巴西激进民族主义的高压下形成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

　　在论坛评论与互动环节，围绕上述四个时段专家的发言展开热烈讨论。会议总结由王文仙研究员主持，她感谢诸位专家学者发表的精彩发言，期待明年亚非拉论坛取得更大成功。

　　亚非拉美史研究室和学科通过每年举办亚非拉论坛，不仅增强了与国内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及时掌握相关学科前沿信息，而且也提供了研究室和学科成员之间科研成果的分享和互动，作为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发挥了积极良好的作用。

（亚非拉美史研究室陈伟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