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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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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骅:关于构建“三大体系”的几点思考

 

  谢伏瞻院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20年度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内容丰富,语言平实,言之有物。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过去一年工作的成就和不足,言简意赅地部署了今年的主要任务,很鼓舞人心。我作为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一员,当然特别关注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和组建。 

  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是去年我院发展中的一件盛事。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还发来了贺信。这充分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对历史研究的重视,以及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任和期望。谢伏瞻院长在工作报告中着重谈到,一年来,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部和6个研究所的完整组建、历史研究院大楼的装修改造和相应单位的搬迁入驻,而且有序地开展了有关的研究工作。习近平同志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强调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是对全院广大史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此前,习近平同志已经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任务,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谢伏瞻院长在工作报告中说,去年,我院“三大体系”建设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做了不少工作。从今年起,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构建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这个时间表表明,院领导对“三大体系”建设不仅十分重视,而且充满信心。 

  构建“三大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各个学科的“三大体系”构建会有不同的情况和问题。我国的中国史研究历史悠久,底子深厚,史料充足,成果丰硕。从整体上说,国外学界无法与我们比拟,因而构建“三大体系”可能会容易一些。而世界史学科的“三大体系”构建难度要大一些。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起步较晚。它发端于近代的“西学东渐”,当时称为“西洋史”,包括大学教科书在内,完全是照搬西方史学的一套,因而根本谈不上有自己的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引进了苏联史学的学科体系。应该说,它的理念和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强调生产方式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调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但是这种体系带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而且明显带着“欧洲中心论”的片面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史学者做了很大的努力,对世界史的学术体系提出了不少新理念,如现代化论、文明发展论、整体世界史论等。这些理论,尽管其中有不同程度的可供借鉴之处,但说到底还是来自西方,不能反映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可见,在构建“三大体系”方面,我国的世界史学者任重道远,必须继续努力。 

  构建“三大体系”,贵在实践。在各报刊和一些研讨会上已经发表了不少有关构建“三大体系”的文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构建“三大体系”,以理论和方法论为先导是正常的,也是正确的,但不能局限在这个层面上。在我看来,构建“三大体系”,应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写出一些有分量的专著,特别是通史或地区史、国别史一类,那么“三大体系”或许可能就立在其中了。这是符合理论联系实际规律的,也是一举两得的事。 

在构建“三大体系”工作中,应充分发挥我院离退休专家学者的作用。据我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提供的材料,全院离退休人员共有约3500人,其中目前还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专家学者有近1000人。他们不仅发表过很多著述,而且对本学科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和趋势有较深的了解,对“三大体系”构建有一定的发言权。这是我院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谢院长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了“要发挥离退休专家的独特优势”。相信院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和政策是明确且坚定的。我作为我院离退休学者中的一员,将为此贡献余热。 

来源:《社科院专刊》2020年1月20日总第5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