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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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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所举办"日本的新兴宗教及其研究"学术报告会

2020821日,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新生教授应邀在世界历史研究所谷城会议室作了题为“日本的新兴宗教及其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主任张跃斌研究员主持。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健研究员出席报告会并致辞。来自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太平洋与太平洋国家史研究室、《世界历史》编辑部、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军事科学院等部门和单位的学者与会。报告会由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王新生教授的报告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他阐释了“何谓日本的新兴宗教”及其特征。19世纪初期,伴随着日本城市的兴起与工业的发展,城乡人口流动加剧,新的宗教团体开始出现。这些宗教普遍呈现以下五种特征:一是教祖多为普通人,未曾接受宗教知识的熏陶,宣称自己神灵附体;二是教义简明易懂,多追求现实利益;三是教徒多为成年人,因贫困、身患重疾、苦于人际关系或担心未来而自主性地加入“新兴宗教”;四是“新兴宗教”积极传教,以扩大再生产的模式发展信徒;五是“新兴宗教”热衷于参与政治、教育、医疗、慈善、海外传教等。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王新生教授梳理了“新兴宗教”在日本发展的历史。“新兴宗教”曾出现五次迅速扩张的高峰。第一次高峰出现在19世纪前期(幕末时期),天保改革、黑船来航、自然灾害等重大事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后涌入城市,以“天理教”为代表的“新兴宗教”应运而生。第二次高峰出现在19世纪末期(明治中期),伴随着工业化、近代化程度的加深,传统的村落共同体彻底瓦解,“新兴宗教”趁虚而入。这一时期兴起的“大本教”也曾组织教徒进行反近代化的活动。第三次高峰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大正末期昭和初期),20年代多次大危机的出现,加剧了一些日本人对未来的担心,纷纷加入以“灵友会”或“创价学会”等“新兴宗教”。第四次高峰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占领时期)。由于美国占领当局以“宗教法人令”代替二战时期严苛的《宗教团体法》,并给予宗教法人免交税款的政策,导致战前已出现的“新兴宗教”再次复活,大量民众登记注册成为日本宗教法人。这一乱象直到1951年日本出台《宗教法人法》才得以停息。第五次高峰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泡沫经济时代末期)。随着日本社会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过渡,民众的工作、生活日趋个人化,孤独感加剧,于是选择进入虚幻世界躲避。“奥姆真理教”、“幸福科学”都是这一时期 “新兴宗教”的代表。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王新生教授阐释了“新兴宗教”的社会功能。他指出,日本的“新兴宗教”对日本社会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奥姆真理教”的毒气袭击事件,给日本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但是,在某些侧面,“新兴宗教”也对日本社会的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其一是组织“场”的功能。日本的集团主义文化造成民众对“场”十分依赖。“新兴宗教”多以数个家庭为单位,满足了部分民众对“场”的需求。其二是稳定社会的功能。日本的边缘群体具有潜在的暴力倾向,“新兴宗教”在发展教徒的同时,会给予边缘群体一些人文关怀,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其三是传播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功能。“新兴宗教”教主多热衷于写书,书中包含一些劝诫民众“适应社会”、“积极帮助他人”等内容。其四是推动改革的功能。日本的“新兴宗教”向政府提出一些代表本团体利益的建议,促进了政府的改革。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某些“新兴宗教”的利益与日本政府的体制发生冲突时,他们也曾发动“革命”,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也侵害了民众的利益。

在报告的第四部分,王新生教授介绍了国内外对日本“新兴宗教”的研究情况。国内学者金勋的《现代日本的新宗教》(2003)、张大柘的《新兴宗教与日本近现代社会》(2003)、《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现代化》(2006)邵宏伟的《战后日本的新宗教与政治》(2013)都介绍了近现代日本“新兴宗教”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但相关研究有待深入。

日本学界自二战结束以来,对“新兴宗教”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村上重良、安丸良夫等历史学者用“民众宗教”一词定义“新兴宗教”,从民众的视角展开研究,代表作为《近代民众宗教史的研究》(1958)。第二个阶段是以高木宏夫为代表的日本社会学者开始使用“新兴宗教”一词,从社会组织学的角度展开研究,代表作是《日本的新兴宗教——大众思想运动的历史与逻辑》(1959)。第三个阶段是井上顺孝、岛薗进、岛田裕巳等学者采用“新宗教”一词,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论开展研究,代表作是《新宗教词典》(1990)。

王新生教授的报告幽默风趣,生动形象,传递了大量的学术信息。在报告会的最后一个阶段,与会学者围绕日本学界对“宗教”的定义、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的关系、二战之前日本对“新兴宗教”的管理制度、“天理教”内部的分歧、“新兴宗教”创办大学的目的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讨论。

 

(供稿:郑立菲 供图:孙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