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研究所举办“平成时代日本经济转型”学术报告会

　　2020年10月16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教授应邀在世界历史研究所谷城会议室作了题为“平成时代日本经济转型：一场新自由主义的大变革”的学术报告。此次报告会由世界历史研究所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张跃斌研究员主持。世界历史研究所汤重南研究员、张经纬研究员出席报告会。来自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俄罗斯中亚史研究室、美国史研究室、拉丁美洲史研究室的科研人员与会。 

　　报告会中，张玉来教授对“平成时代（1989-2019）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这一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他向大家展示了日本民众对平成时代的看法，并用具体的经济数据说明了三十年来日本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他指出，根据《朝日新闻》的民意调查，在2009年，多数日本民众认为平成时代是停滞的、黑暗的时代。然而至2018年，许多日本民众转而认为平成时代是安定的、进步的时代。日本国内对平成时代认识的改变从一个侧面说明该时代的经济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同时，平成时代日本经济发展的成果引人注目：虽然国内生产总值（GDP）走势平缓，但日本连续二十九年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外汇储备量跃居世界第二，对外直接投资（FDI）世界第一，社保基金储备（GPIF）世界第一，就业率七国集团（G7）中第一。

　　张教授指出，采用多元指标对日本平成时代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后，不难发现，三十年以来日本经济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就日本取得上述经济成就的原因，张教授认为主要来源于平成时代的三次改革。第一次改革是桥本龙太郎在1996年至1998年任首相期间推行的“灯塔”式改革。改革之前，日本经济内外交困，国内政府的干预模式日渐僵化，利益集团严重制约企业的创新；国外经济出现全球化趋势，新技术革命爆发，全球价值链也发生了变化。桥本为消除经济发展的阻力，进行了破釜沉舟式的行政体系改革。他致力于祛除各种规制和沉疴，将省厅的数量减半，把经济发展由“官主导”转变为“政主导”，由此拉开了“小政府”改革的序幕，为日本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次改革是2001年至2006年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推行的“无圣域结构改革”。小泉通过推动邮政民营化的改革，将国家公务员数量再次减半，并大幅提升了邮政经营的效率。同时，他处置了不良债权，使不良债权的比例从9%下降至2%，促进了企业的再生。他还推行了劳动改革，将非正式就业合法化，致使正式员工的比率从72%下降至67%，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这一时期可谓日本经济改革“扬帆起航”的阶段。 

　　第三次改革是安倍晋三在2012年至2020年任首相期间推行的以目标为导向的改革。安倍上台以来，提出了构建“一亿总活跃社会”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坚持以企业为中心，对内致力于消解企业经营的“六重苦”，减轻企业的负担；对外积极与他国签署贸易协定，降低关税，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铺路。该时期，日企业绩回春，资金储备持续上升，再次成为支撑日本经济的“发动机”。 

　　张玉来教授指出，随着上述改革的深化，日本已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并形成了“两头在外”的深度全球化经营体系，制造业也出现了服务化的趋势。过去的三十年中，日本的许多老牌企业不断进军新的领域，重视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培养核心竞争力，如索尼转战影视、游戏、金融等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松下已成为特斯拉、本田等新能源汽车的主要电池供货商。这些企业的成功转型使日本成为全球价值链（GVC）上的“隐形冠军”。与此同时，日本产能的四分之一与销售额的六成都转向国际市场；日企通过收购、并购和投资外国企业，成为国际上“资本游戏”的重要玩家。日本制造业的服务化则体现在7·11、全家、罗森等便利店的扩张和入境游的完善等方面，日企在销售产品的同时开始提供嵌入式服务。这些做法值得我们重视并应进行深入研究。 

　　但日本经济的发展也并非没有软肋。在张教授看来，第四次技术革命中日本的科创企业缺位，导致目前日企虽在产业链上游占据优势，但尚未能够独立掌控完整的产业链。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平成时代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张教授指出，平成时代日本经济的发展加剧了日本国内的贫富差距。重视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虽然非常有利于企业盈利，但该过程中劳动分配率的下降与金融资产占比的提高，使得多数民众未能享受到改革的红利，社会的活力仍在下降。 

　　张玉来教授的报告，视角独特、逻辑清晰、内容丰富，全面、客观地分析和评价了平成时代，揭示了所谓“失去的三十年”的另外一面。报告会的最后，与会学者与张教授就日本学界对平成时代的看法、中美贸易战中日本的站位、日本与墨西哥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讨论。 

　　(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 郑立菲 供稿、综合处 孙洁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