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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火罗问题:中亚语言分布的历史变迁

2020-11-17

  ——旅美学者刘欣如教授举行越洋视频学术报告会 

  

    

  2020113日,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登峰计划”系列讲座第二讲由美国新泽西学院历史系教授刘欣如通过视频会议主讲,报告题目是“吐火罗问题:中亚语言分布的历史变迁”。 

  刘欣如教授对新疆的人群迁徙和语言变迁如何卷入印欧语系语言学研究以及“雅利安人种”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刘欣如教授首先讲解了印欧语系和印欧语言学的概念和缘起。印欧语系这一概念是18世纪的语言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提出的。他认为印度的梵语和古希腊语有共同的祖先,印欧语是最有逻辑性,语法最规律的语言。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家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创立了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其研究区域伸向中亚、西亚,学者们假设存在一种共同的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假设古代印欧语族群是具有深目高鼻、白肤金发的白种人, “雅利安人”;假设原始印欧语词汇与当时的生态、地理和生活有关。“马”和“马车”等词汇在许多印欧语中相似,因此成为追索原始印欧语系的重要指标。雅利安人种学的提出体现了欧洲白人的优越感,白人基督徒不愿意把自己与异教徒、黑皮肤的印度人、伊朗人等同。 

  其次,根据“一百”的发音,印欧语系又被分为西支(一百读为Centum 和东支(一百读为Satem)两支。 “吐火罗语”是20世纪初在东方发现的西支印欧语,又因为在新疆发现大量带有白种人特点的干尸,引发了雅利安人起源于中亚的遐想1908年,德国学者埃米尔·锡格(Emil Sieg)和维尔海姆·锡格林(Wilhelm Siegling)释读完成了一份在龟兹一带发现的古文稿,是梵语与一种未知语言的双语文献。这个新发现的语言的语法特征接近远古印欧语西支,即日耳曼语的祖先,而非存在于伊朗和印度的印欧语东支的特点。因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弥勒会见记》的跋文中提到此剧本译自“吐火罗”( Twghry),故两位德国学者把这种未知语言称为吐火罗语。 

  与吐火罗问题相关的第三个问题是:原始印欧语系的人口是如何迁移的?龟兹语文献不早于5世纪,远远晚于原始印欧语的设定年代。龟兹(吐火罗)语人的先民或许可追溯到公元前2纪新疆孔雀河流域的青铜文化。然而,孔雀河青铜文化没有马、车、陶器,其物质文明与西支原始印欧语系的阿法纳西埃沃文化全异。与此类似,基因研究表明,曾经被认为是雅利安人文化的欧洲中部、西部的绳文陶文化(Corded Ware Culture)的创造者,与印欧语系发源地的阿姆纳亚文化也完全不一样。那么,阿姆纳亚文化的创造者究竟是谁? 

  阿姆纳亚文化和阿法纳西埃沃文化也没有进南亚。只是在青铜时代后期 (公元前2300年至前1200年)的第二次迁徙过程中,中亚草原游牧社会和印度河谷建立了交往关系,输入了欧洲新石器人群和高加索渔猎采集社会的基因,这些人把印度—伊朗语带到南亚北部。另有研究对南亚西北边陲古代基因分布的研究发现,阿姆纳亚文化中加入了南亚的基因组,同时把印欧语带进南亚,但是由于考古发掘没有找到阿姆纳亚物质文化的遗存,联系绳纹陶文化与阿姆纳亚文化基因不符的例子,可以说明物质文化与语言输入可能并不重叠。所以,尽管在南亚人群中没有发现中亚的物质文化遗存,但也不能否认中亚语言和人口进入了南亚。不过,这个研究并没有找到南亚境内的古代人口基因样品。一种可能的推测是,印欧语人群确实进入了南亚,但是他们没有引进中亚南俄草原的物质文化。为适应环境,边缘地区出现人口混合,以中亚男性的基因主导。这是入侵和移民过程中经常发生的现象。印度婆罗门通过种姓通婚,把外族人融入种姓制,使梵文传入印度,并通过父系传承保存下来。这个解释并不符合南亚社会的历史发展。事实上,人种学被证明是失败的,运用基因学—物质文化—语言学来寻找雅利安人种,如同运用体质人类学—物质文化—语言学追寻雅利安人一样,必将重蹈覆辙。 

  最后,龟兹文献是龟兹语,还是吐火罗语?这是个语言学问题。据张骞记载,大月氏越过阿姆河进入“大夏”,古波斯语的Daha,唐代称“吐火罗”,现今仍然称吐火罗斯坦。“吐火罗地名出现在1011 世纪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的回鹘文佛教、摩尼教文稿中。摩尼教从阿富汗的吐火罗斯坦基地向塔里木盆地传播,得到回鹘王国的支持,因而把这个地名带到新的基地。回鹘文稿所说译自“吐火罗语”未见得是龟兹和焉耆出土的文书语言,而是指阿富汗吐火罗地区的俗梵文。在阿富汗的吐火罗斯坦,从未发现龟兹语或焉耆语文献。称古龟兹、焉耆文书语言为吐火罗语事出有因,但是查无实据。人种学和印欧语系语言学交叉,追寻雅利安人种等同于寻找原始印欧语,这是造成对吐火罗语纠结的根本原因。总而言之,中亚人群迁移和语言变迁是十分复杂的现象,物质文化受当地生态环境的制约和创新压力,移民促进人群的基因混合,语言的发展要追随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更新。 

  

  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20多人与刘欣如教授就相关概念和理论问题进行讨论。 

    

  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 胡玉娟研究员 供稿综合处 陈蓉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