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二战史研究——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刘作奎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胜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以“国之大者”的胸怀扛起历史责任，启动了《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编撰工作。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编，2025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在著述林立的二战史研究领域，这本书新在哪里？是如何编写的？对当今二战史研究有哪些推进？围绕以上问题，本刊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刘作奎研究员。

《历史评论》：二战结束以来，关于二战的通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您主持编撰《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除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以外，主要出于怎样的考虑？

刘作奎：有两方面动因。一方面，近年来国际学界二战通史研究成果丰富，出版了多部具有一定创新性、影响力的著作，例如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的《二战新史：鲜血与废墟中的世界》（Blood and Ruins: The Great Imperial War 1931-1945, 2022）、库尔特·皮耶赫勒（G. Kurt Piehler）和乔纳森·格兰特（Jonathan Grant）的《牛津二战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War Ⅱ, 2023）、泰迪·乌尔德里克斯（Teddy Uldricks）的《二战：一部全球史》（The Second World War: A Global History, 2023）和保罗·张伯伦（Paul Thomas Chamberlin）的《焦土世界：二战全球史》（Scorched Earth: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Ⅱ, 2025）等。相比之下，近年来国内学界鲜有关于二战的通史性成果问世。

另一方面，目前二战史学界流行许多片面和错误观点，尤其是不能正视中国、苏联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世界人民携手取得战争胜利的正义性缺乏深刻认识。比如，“西方中心论”中的“美国中心论”，通过鼓吹美国“单一贡献”或“突出贡献”，塑造其“救世主”形象。此外，“去历史化”和历史修正主义也比较突出，比如日本通过片面强调“原爆受害者”叙事来回避侵略罪责，极右翼势力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侵略暴行。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大时间节点上，应该推出一部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凸显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展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的光辉形象，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发出清晰响亮的历史正声，弘扬抗战精神。

《历史评论》：总体上看，这本书有哪些主要创新点？

刘作奎：在价值和目标上，本书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作为贯穿全书的价值主线，结语呼应“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伟大真理，凸显维护正确二战历史记忆及其现实指向的重大意义。

在突出“东方主战场”与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方面，本书系统呈现中国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盟友并肩作战的历史事实，同时把“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关键作用置于战争胜负与国家命运的叙事中枢，体现“中流砥柱”的历史定位。

在现实意义方面，本书按照“旧秩序的延续—法西斯‘新秩序’图谋—和平发展新秩序的塑造”三段式结构介绍“战后新秩序的形成”，并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等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讨论联合国体系、反殖民浪潮与国际法治的互动。

在方法与史观层面，本书旗帜鲜明地反对二战史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通过列举大量史实，对否认侵略性质、逃避战争责任的论调作出有力驳斥，清晰响亮地发出历史正声——历史不容抹杀、胜利不容置疑、牺牲不容否定。本书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法西斯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大量着墨，阐明“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的历史警示与伦理底线。

本书不仅在材料层面系统呈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战争胜利与战后的秩序重塑，而且在规范层面把战争记忆与当代全球治理有机联系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守联合国宪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防止悲剧重演，共创和平发展之未来。

《历史评论》：您刚才提到，目前关于二战史还有许多错误观点，针对这些观点，本书是如何回应的？

刘作奎：本书在研究视角、观点、话语和叙事体系等方面尝试创新，揭示二战历史真相，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驳斥错误观点。

其一，本书立足全球视角，以“军事—资源—交通”为主线，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大战场以及全球各地区串联起来，强调各地区之间的联动关系。在战区之间的军事联动上，通过将中国抗日战场与中缅印战区结合，突出东亚、南亚、欧洲战场局势的密切关系，将中国远征军入缅、修建“中印公路”，中国军民救护盟军飞行员的行动，以及地方社会的抗日动员，全部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视野和叙事脉络。在盟国之间的资源联动方面，战时经济与物资调度作为另一条主线贯穿全书。例如，指出非洲、中东和大西洋彼岸的生产、分配、护航体系（如中东补给中心、西非生产控制委员会）与拉美战略原料采购计划直接支撑了欧非亚的多线作战，对推动战争胜利发挥重要作用。在盟国之间交通线的联动上，本书阐述了海空通道的贯通对战争胜利的重要性。例如，盟军之间航线的贯通，使得各地区的兵员与战略物资能够相互输送；纳塔尔空运基地等成为盟军的后勤保障，为击败德意志非洲军团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提供了枢纽支撑；同时，英美加三国重构大西洋护航与反潜体系，夺回制海制空权，从而保障“霸王行动”所需的跨海集结与补给。这一系列史实，凸显了国际交通线与各大战场战役进度之间的密切联系。

其二，突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人民性。本书突出强调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聚焦于人民战争的本质。在跨国民间动员与互助并肩抗战上，书中以中国志愿者赴西班牙参战、中国声援西班牙为切入点，呈现东西战场在人民情感与行动上的互联，向世人揭示中国人民在欧洲战场作出的鲜为人知的贡献。书中系统梳理中苏、中美人民并肩抗战的史实：苏联援华志愿飞行员在中国战场牺牲200余人，情报与物资往来形成“生命线”；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又称“飞虎队”）参与对日作战并开辟空运补给线；中国人民积极支援苏联卫国战争，为美英等国的盟军提供帮助。在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层面，书中通过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起义、越盟的游击战、自由泰运动以及缅华志愿力量的组织化抗敌，呈现人民战争的多样战术与社会广泛性。此外，本书还强调世界各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后勤保障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例如在战争期间，澳大利亚有约6000名原住民参军或为前线服务；1942年美国与墨西哥签订《墨西哥农业劳工供应计划》，大批墨西哥工人赴美从事军工业和运输业，对战时美国维持稳定的工农业生产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正是世界人民的团结，使正义最终战胜邪恶，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体现。

其三，反映中国和苏联分别作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中流砥柱的战略地位。本书在总体框架上将中国与苏联分别置于东方与欧洲两大主战场的支点位置，系统论证二者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的决定性影响。

中国方面，本书以中国共产党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领导与战略创新为主线，把统一战线、敌后根据地建设与人民战争贯通为一体。书中阐明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数据和史料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创建了广袤的敌后根据地，顽强抗击日军扫荡，使敌后战场成为抗日主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相配合，奠定东方主战场的持久消耗与战略牵制格局，为苏联避免两线作战争取战略空间和时间，为英美的先欧后亚战略提供先决条件。

苏联方面，本书以斯大林格勒战役到库尔斯克会战的连续性胜利，论证东线战场的枢纽地位。斯大林格勒战役被称为“改变苏德战场局势”的重大转折点，极大提升苏联国际地位并巩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标志着德军丧失战略主动权。在战略协同上，书中以1943年末至1944年苏军的系列攻势为线索，指出东线反攻与盟军诺曼底登陆形成策应，例如“巴格拉季昂行动”不仅在军事上形成压倒性优势，更推动欧洲战局由局部反攻转入全面大反攻。

在中苏战场的互动关系上，本书揭示，苏联在抗战初期对华援助是反法西斯战争由“局部”走向“全面”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长期牵制日本主力使苏联避免腹背受敌。“东方持久牵制”与“欧洲决定性反攻”的分工协作，共同创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战略优势。

其四，进一步申明“二战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说（简称“1931年”说）。关于二战开始时间或标志，除“1931年”说之外，还有“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说、“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说（简称“1939年”说）、“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说、“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说。

我们采用并进一步申明“1931年”说。从学术意义上看，“1931年”说重构全球联动叙事，一是重建二战时间结构，将远东、大西洋、欧洲战争爆发的原因置于贯通的历史逻辑之中进行解释；二是纠正把中国抗战与世界大战“平行叙述”的通病，凸显东方主战场与苏德战场、抵抗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以正确二战史观为规范前提，纠偏以“1939年”说为核心的西方中心论对东方战场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法西斯贡献的忽视。从现实意义上看，本书把“十四年抗战”叙事与战后国际秩序及当代全球治理衔接起来：以战争记忆与牺牲事实为基点，强调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歪曲二战史实与否认侵略罪责的言行，提醒当代国际社会在变乱交织之时更需坚守联合国权威与多边主义原则。

《历史评论》：这本书署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说明是团队合作的成果。能否谈一谈是怎么组织编写的？

刘作奎：为了编撰好这本书，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了由所长领导、广泛涵盖本所青年科研人员的重大项目协调小组，负责会议组织、资料收集、人员协调、统稿校稿等工作。

一是统一思想。组织课题组成员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论述，在编写过程中注重随时吸收最新的讲话精神，将讲话精神融入书稿之中。

二是建立工作推进会和简报制度。我们召开数十次工作推进会、专家论证会、项目统稿会、专家统稿会等工作会议。尤其是在书稿撰写阶段，每周召开一次推进会，及时掌握和督促进度，随时调整优化撰稿队伍；用简报及时通报最新成果，形成头雁效应，带动整体工作。

三是多方征求意见，夯实框架和内容基础。项目启动之初，项目组即拜访了国内二战史及相关研究领域的主要机构、专家学者，围绕项目的重要性、可行性、合理性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形成基本框架和提纲。项目组邀请国内二战史权威专家组成顾问组，广泛吸收中国历史研究院组织的相关大型学术项目的管理经验，确保项目执行有的放矢。

四是坚持充分调研，打造优质撰稿团队。本书的撰稿队伍是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形成的。我们与国内多所科研机构的学界前辈、学科带头人进行深入交流，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方式，实行“揭榜挂帅”，首先确定各编负责人，然后由他们组建撰稿团队。在此基础上，项目组发挥统筹作用，汇聚国内学界的集体智慧编写这本二战史。

五是针对具体问题，建立工作专班。有组织科研需要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团队。除了重大项目协调小组之外，我们还针对若干具体工作建立多个专班。例如，抽调所内多个研究领域、掌握多语种的科研人员组成统稿专班；抽调6位同志组成出版校对专班，对接出版社的审校工作；为进行英文版译校工作，建立翻译专班、英文审校专班等。

《历史评论》：这种有组织的科研活动，相比于“单打独斗”式的个人研究，有什么优势？

刘作奎：与学者个人的“单打独斗”相比，有组织科研至少具备以下优势。第一，汇聚来自全国的顶尖研究力量，重构科研组织方式，形成跨学科、跨机构、跨地域的优势互补团队，确保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第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交办项目工作机制的保障下，本书不但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内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充足的科研资金保障，而且获得院外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第三，研究内容更为系统化、专业化。书中广泛引征多语种史料，突破英文资料的限制，使得跨国别和跨区域研究有了更大施展空间；通过集体攻关，深入论述中国开辟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历史过程，全面呈现中国抗战的发展脉络，实现了军事史、外交史、社会史等多视角的交叉融合。有组织科研还避免了重复劳动，大大提升工作效率，保障我们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编写工作。

《历史评论》：您认为推动二战历史研究走向深入，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在本书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

刘作奎：应不断开拓研究深度和广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二战史研究体系。

一是进一步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灵魂的二战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出原创性成果，还原历史真相，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捍卫历史正义。

二是深化研究内容。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审视“战时中国与世界”、“二战对战后世界的影响”等重大历史问题，尤其是深化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地位与作用的研究。在本书中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牺牲最大，虽然国外学术界开始认识到中国战场的作用，但难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中国学者还需要以扎实的学术研究发出历史正声，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加强跨学科、有组织的科研活动；通过组建多语种、多学科的团队进行集体攻关，克服研究碎片化问题。

三是突出时代关切，促进公共历史传播。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战争记忆和战争遗存，不断夯实反法西斯精神的历史基础。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法西斯势力的抬头和肆虐、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衰败尤其是国际联盟体系的失效、绥靖政策的恶果等历史教训出发，反思当代全球治理与和平机制，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全球治理倡议在国际社会走深走实，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四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通过多语种出版，向国际学术界推介中国学界的最新二战史研究成果。目前，本书已经推出英文版，计划推出法文版、西文版、俄文版等，我们将在向海外推广宣传过程中探索经验，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夯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