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斯诺两种文化分裂命题的现代分析

　　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C.P.斯诺在<两种文化>的演讲中指出,科技与人文正被割裂为两种文化,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社会关怀和价值判断迥异的群体,这必然会妨碍社会和个人的进步和发展.当前,两种文化的分裂非但没有缓解,反有愈演愈裂之势,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的盛行.要促成科技与人文的融合,首先应给科技一个准确的人文定位,破除对科技的盲目崇拜.在此基础上,对教育的重新审视是二者融合的希望所在.

　　1956年，英国人查尔斯·斯诺（C. P. Snow, 1905-1980）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两种文化》的文章。三年后，他将文中的思想加以扩充，在剑桥大学作了一个著名演讲，讲题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按照剑桥大学知识史教授斯蒂芬·科里尼（S. Collini）的说法，斯诺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至少做成了三件事：发明了一个词汇或概念，阐述了一个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词汇是“两种文化”；问题是存在于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的文化割裂，即所谓“斯诺命题”；争论就是围绕着“斯诺命题”展开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论战——令人感到意外和兴奋的是，这场争论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化自身，它的政治、经济乃至生态学内蕴在今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得以重新彰显。

　　其实由不同文化立场引起的思想论战，在斯诺之前就屡有出现。英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一场辩论发生在因捍卫进化论而名声大噪的赫胥黎（T. H. Huxley, 1825-1895）与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文化使徒”的马修·阿诺德 (M. Arnold, 1822-1888) 之间。1880年，赫胥黎在英格兰的工业中心伯明翰发表了一篇名为“科学与文化”的演说，提出要为那些希望从事工业和商业的人们提供系统的科学教育，批评传统的古典教育对科学课程的抵制，宣称“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被科学所取代”。阿诺德则于1882年在剑桥作了名为“文学与科学”的演讲，以回击赫胥黎对人文教育的指责，他认为“只要人类的天性不变，文化就将继续为他们的道德理解提供支点。”有趣的是，相隔77年，阿诺德与斯诺却是在同一个报告厅发表同一个以里德（Rede）冠名的演讲，这或许是剑桥大学方面的有意安排吧。

　　如果说阿诺德对赫胥黎仅仅是文化耆儒与科学斗士之间的个人交锋，1923年在中国发生的“科玄之战”则是两大阵营的集体对垒，它们都在斯诺提出那个著名的论题之前。

　　问题是，为什么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和引出的争论在斯诺演讲之后才被学人广泛关注呢？这就不能不讲一下斯诺其人和他发表演讲的时代。

　　很难为斯诺界定一个社会身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博士和评议员，卡文迪什实验室从事红外光谱分析的研究员，大学行政管理者，小说家和剧作家，企业顾问，社会活动家，工党政府的技术部副部长，科学精英治国论的鼓吹者，出身低微而被王室册封的骑士和男爵。由这样一位人物，将近代文明诞生以来日益尖锐的文化冲突用简单素朴的方式表达出来是颇具象征意义的。

　　对斯诺演讲的动力学分析需要从阶级关系和国际政治两方面入手。实际上，斯诺的演讲由“两种文化”、“作为天生卢德派的知识分子”、“科学革命”和“富国与穷国”这四部分组成；相对于后一半的两部分，前两部分一直是学界讨论和批评的焦点，特别是斯诺将人文知识分子比喻成企图以捣毁机器来对抗现代文明的卢德派（Luddites）的做法，使他遭到了以文学批评家利维斯（F. R. Leavis, 1895-1978）为代表的激烈抨击，他也被视为一个思想肤浅的欺世盗名之徒。

　　就等级制度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言，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比英国更趋于保守，而系统的古典人文教育一向是英国贵族显示其高贵出身和教养的标志，长期以来也成了那些想跻身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甚至下层人士的不二法门。另一方面，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促进了平民社会的出现，从而使以人文学术为核心的培养绅士的传统遭到严峻挑战，许多出身寒微的人士以其科学上的成就和技术发明成为社会精英。斯诺在演讲中一再称颂的卢瑟福（E. Rutherford, 1871-1937）就来自新西兰乡村，他最推崇的英国作家威尔斯（H. G. Wells, 1866-1946）则出身于肯德郡一个世袭园丁的家庭——威尔斯是精英治国论的鼓吹者和有名的科幻小说作家。斯诺本人的祖父是一名电机技工，父亲是一家制鞋厂的文书。有人认为，他通过小说、戏剧和这篇里德演讲，对英国的贵族文化表达了“阶级的憎恨”。而在另一方面，从阿诺德到利维斯，都显示了一种代表传统人文特权的贵族立场，对那些企图绕过古典教育而使公众直接享受文化的人显示了全方位的蔑视。

　　现在来看斯诺演讲的另一个背景，这也是就文化论文化的学者们较少考虑的。当时国际上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什么呢？尽管斯诺在演讲中只有一处暗示并且刻意表现出漫不经心，我们还是可以读出一种危机意识，那就是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给西方带来的震撼。它不仅开启了空间时代的大幕，也标志着大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面角逐进入一个白热化时代。对在空间竞赛中处于被动地位的批评和检讨波及美、英等西方大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必须对传统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斯诺在演讲中，明确指出了热核战争、人口膨胀和贫富差距将是全人类面临的最严重挑战，而唯有借助科学和教育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同冷战时代的大多数西方政论不同，在他的演讲中几乎找不到将苏联视为宿敌的言辞，相反却有多处赞赏苏联以及中国在推进工业化和改革教育方面的成就。斯诺强烈地呼吁，大国应该将用于争霸世界的金钱和人力用在促进世界范围的科学革命和消除贫富差距上来；他还强调，就这一认识而言，无知是最严重的罪行。

　　如果认同这样的背景分析，我们对“两种文化”热的再度泛起就会有一种新鲜的认识。

　　在斯诺和他以前的西方世界，科学、民主与现代性被认为是伴随着工业文明而来的共生物，科学家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必然导致社会进步抱着坚定不疑的信念；另一方面，被称为“波希米亚人”（Bohemians）的人文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对资本主义文明抱着抵制和批判的态度，这种文化上的尖锐冲突在英国历史上浪漫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争论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造成的浩劫，促使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进步论”这一主题进行深刻的反省，并将这种思考与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又使得科学家更多地依赖权力和金钱，也有了更多地介入国家决策的机会。

　　在西方政治生活中，人们倾向于接受一种简单的二元划分，也就是以对统治集团的态度和对社会变革的热情来区分左、右翼；尽管大家知道，如同斯诺对文化的二元划分一样，它是相当含糊的或者说不科学的，但有时人们却乐于藉此明快地判断大模样的棋局。透过这种高度简约化的政治窥镜，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是一幅有点怪异的图画——就整体而言，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的基本政治立场在斯诺时代的前后互为镜象。说白了，一向与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结盟的科学家越来越成为权力与资本的附庸，而混杂了贵族血脉与自由市民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开始扮演社会批判的主角。

　　20世纪末，先是在美国、随后蔓延至西欧，西方爆发了一场名为“科学战争”的思想大辩论，其导火索是两位美国科学家在1994年发表的一本书，书名是《高级迷信：学院左派及其对科学的指责》，批评的对象包括被称为“学院左派”的形形色色当代西方人文知识分子，从福柯（M. Foucault, 1926-1984）、费耶阿本德（P. K. Feyerabend, 1924-1994）、德里达（J. Derrida）到李欧塔（J. F. Lyotard），批判的锋芒特别指向同60年代反战运动和学生造反有关的一些思想和实践者，如激进环保主义、女权主义、非洲中心论、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以及社会建构论等。这些力量或多或少具有如下一个特征，就是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对现代性的抵制结合起来，将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及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他们遭到科学家的反感和鄙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场以“科学”冠名的“战争”中，斯诺再度被人提起。参与论战的科学家在赞赏斯诺对人文学者的批评之时，却很少想到他的另一种忧虑，那就是在《再看两种文化》中所表达出来的：“存在两种不能交流或不交流的文化是件危险的事情。在这样一个科学能决定我们生死命运的时代，从最实际的角度来看也是危险的。科学家能出坏主意，决策者却不能分辩好坏。另一方面，处于一个分裂的文化中的科学家所提供的知识可能只属于他们自己。所有这些都使政治程序更复杂，并且在某些方面更危险；这是较之于我们应该有所准备的宽容和耐心来说的，宽容和耐心是为了避免灾难，或者为了实现一种足以回应那些向我们的良知和善挑战的可确定的社会希望。”

　　与50年代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相比，“九一一”事件对西方的影响更为深远。在美国，从普通民众的心理转变到国家领导的意识形态主导决策，使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更容易倾向单边主义。在这样的国际大棋局中，回顾斯诺当年提出的人类面临的三大挑战是颇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进一步思考：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至少在富裕国家中）社会与阶级结构的变化，对科学威权的监督，对技术奴役性的批判，以及对可能出现的非理智决策的制衡，在民主制度中将如何实现？怎样解决全球化掩盖下的社会不公及其对贫困国家和弱势群体的伤害？如何把握与全球化同步前进、同尊重人类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怎样避免民族的、宗教的或地域的冲突，恶化成一场殃及整个人类的世界大战？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新组合与社会阶级关系发生转变的形势下，诞生于二战之后的西方文化左派，是否还能找到生存的空间和理由？或者说，他们是否可以调整自己的策略以继续扮演钳制世界范围的资本贪婪和霸权主义的角色？

　　《两种文化》有多种英文版本。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和2000年两次重印了1993年的Canto版，为我们在新时代解读“斯诺命题”提供了方便。相比于一些流行的旧版，这一版本保留了里德演讲和《再看两种文化》这两篇核心作品，前面增加了一篇由科里尼撰写的长篇导言，但是去掉了斯诺同利维斯论战的文章和另外三篇短小的政论。这一安排无疑使“斯诺命题”更为突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03年推出了这一版的中文译本，应该说是适逢其时。在巴格达上空硝烟未尽的时候重读这本小书，我们可以进一步品味“斯诺命题”的隽永魅力。

    作者：徐晴

    摘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