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必康：追忆敬重的张椿年先生

　　各位老前辈讲了许多，让我学习了不少。我于1988年博士生毕业来所工作，是作为小辈晚辈来谈张先生的。有关张先生生平的一篇文章是我写的，迄今记得很清楚，张先生明确提出不要说太多好话，不要拔高，这样不好。但是，我想趁今天这个机会，补充说出来。总之一句话，张先生是一个品质优秀的人，人品好。

　　1988年夏我来所工作时，张先生、程西筠先生等所领导很快就找我谈话，予以关心指导。一段时间后，我对岳父，一个老兵和离休干部，谈到了在单位的所见所闻，遇到的事和领导工作等，有单位领导经验的岳父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这个领导班子好。当时的所领导班子有张先生当所长，程西筠先生是书记，还有陈启能先生，廖学盛先生等副所长。那时还年轻的我不大理解这句简单话语的深意，后来才逐渐明白领导班子风气好是多么重要，尤其对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更有重要意义。衷心感谢老领导们。

　　我主要讲两点。

　　首先是张先生思想格局大，心胸大。他的脾气好，为人亲切和气，讲求和为贵，众所周知。根据我的一些了解，这种脾气好，亲切和气的背后，是有很高的思想修养，形成格局心胸大。

　　十多年前，我曾随着张先生参加院重大课题民主问题研究，有较多时间直接相处，印象深刻。写作之余，有时一起散步和闲谈，自然会谈点家事私事和工作事。正是从这些个人闲谈中，可见张先生思想深处的一些可贵品质，包括人的生死观和当领导的为政观。

　　有一次我谈到了家有老辈突然去世之事。张先生也谈了几句，其中说老了突然就走了是一种福气，我是走在(工作的)路上，停不下来了，走到哪就是在哪吧……。我一听，赶紧拦住说，张老师您可别这么讲，我们祝您健康，长寿。这位张老师笑起来说：人都是要走的，别给家里人，别给单位添负担就好。这也是一种生死观！一个人把生死都看透了，想到的首先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真是很超脱，有大气。

　　那些散步闲谈中，我谈到家母指示不要经商当官，张先生也由此展开谈到了当领导和为政观。他说当领导是不容易啊，事情多，矛盾多，要把领导当好更不容易啊，工作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看怎么个念法。有这么一条，不要把自己的个人得失恩怨个人看法放到工作当中去。而且，张先生是主动认识和防范这种问题的。他说当领导是要对别人负责的，领导要是把个人得失恩怨关系想多了，是搞不好的，有时还会搞乱了(原话)。我也曾谈起当领导的在工作中易为人误解，张先生坦然说这种事儿常有的，不必处处去辩解。人家有意见，是有他的看法和角度的，让人说出来，甚至骂出来，他心里也就舒服些了，这也是一种好事。

　　多年与张先生相处，可以说从来没有听过他背后轻言好坏，能自控自律，充其量就事谈事，不会用过度词语去说人不好。他说过，说我有时和稀泥，这也行，其实呀，只要不是原则立场问题，大家本来都是同事同行啊，以搞好工作为导向吧。

　　可以说，这是一种超越个人的工作责任感，很可贵，一种能团结大家干事的为政观，有气度，且是数十年如一日。大概正是这种责任感和为政观，使得上下许多人信任他，在他退下来后还要推着他干活，还推不掉。

　　在学术研究方面，张先生很谦虚。他的行政事务多，难以全力著述。但是，他的一些学术见解和思想境界是超出一般的。

　　张先生在1979和1981年发表关于洛克的两篇论文，是站在前沿，有内在深度。记得在我的研究中，如20世纪历史课题，遇到难题，百思不解。张先生言简意赅点拨几句，很到位，提供新思路，不得不服。应该说，我的研究我的成长真是得益于张先生和所里多位老先生的教导。

　　张先生作为学界老领导，不仅关爱年轻学子，也对所内外的专家学者们都很重视，有可贵的人才观。他就对我说过，要唯才是举，也曾就具体事说过，谁人无长短？我也不是什么都行的人吧，人家有长处，就用他的长处吧。把工作搞好，要人用其才，人用其长。这种能识能用人之所长，大概是张先生的一个可贵的学术领导特色，为人亲切和气的一个内因。

　　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张先生衷心拥护改革开放，对国家的大局大势，世界形势发展，心中有清晰认识。一个不简单之处是他能从国家的大局大势来看问题，很好地根据中央精神和工作部署，结合到学术研究工作中去，能把握好尺度。掌握尺度，是一种能力。

　　多年前，大国崛起刚提出时，张先生曾对我谈到这个崛起，说他小时经历抗日战争，希望祖国强大，也冷静地认为对外一般不要去多讲崛起，rise这个词，首先是一个西方历史观念的用语，国内外反应还是较复杂的，我们还是讲中国的复兴为宜，把握好这个提法的口径。应该说，当时就提出这一见解，有高度和远见。后来听说他还为此向上建言。大事上，看得准，行得稳，是一种本事。

　　平生见过一些优秀的人，张椿年先生肯定在优秀之列。他与人相处，让人心不累，使人有长进，是一种境界，值得敬重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