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慧敏：沉痛悼念椿年同志

　　2017年12月6日清晨，电话铃响了，瑜琼传来了不幸消息：椿年走了！听此噩耗，禁不住流下热泪。

　　椿年走了！我永远失去了一位耐心指导我的良师，永远失去了一位坦城相交的益友。

　　椿年虽然突然病故!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在我脑海中不断涌现。2017年3月29日即我离北京前夕，椿年偕同夫人前往我家与我告别，一进门就对我说：“小裴，我们同事五十多年了，相处很好。现在你们要到深圳，真舍不得。”

　　是的，我和椿年已经相处五十多年了！与椿年最初相识是在上海。1963年2月我们在上海人民路买火车票，刚好他排在我的后面。他笑着问我：“你是否在省丹中（江苏省立丹阳高级中学）学习过？”我回答说：“我1955年省丹中高中毕业。”他听后继续问：“你现在在那里工作？”我说：“高中毕业后，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广播学院教中国通史。现在课程结束了，组织上要我担任行政工作。我不愿意，我希望到中学教历史课。工作还没有定，回北京再说。”椿年说：“你不要去别的地方，到我们单位来吧。我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组工作，我们主要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毕业生，还有你们北大历史系二位应届毕业生。”我一听我的二位老同学也在世界史组，便欣然同意。回北京不久，我于1963年5月到世界史组报到。椿年与我素不相识，就这样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使我十分感激。

　　到了世界历史组以后，我才了解到椿年和我原来是江苏丹阳中学的先后同学关系，当年他不仅与我在同一个学校学习过，而且还是丹阳县的学联主席和镇江地区学联副主席。椿年当时虽然是学生，实际上担负一个干部的工作。他每天都很忙，经常要参加丹阳县委召开的干部会议，有时要工作到深夜。为了不影响值班人员的休息，他需要翻过铁栏杆，才能进学校。

　　椿年青少年时期，我国正处于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人们前赴后继投入革命斗争，争取解放。椿年的两位姑母和两位姑父都先后投入革命洪流中。大姑父朱宝庭是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后来是中国总工会主席。小姑父王尧山是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后是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椿年就在这样的革命环境中，沐浴成长，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打破了学部的宁静。学部副主任潘梓年作为走资派被批判斗争。椿年认为，潘梓年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对党作过重要贡献，不应该被打倒。记得在我同椿年参加批判潘梓年大会期间，椿年连连叹息，暗暗悲伤。由于受到潘梓年问题的牵连，椿年长期被关押和批判，但他始终不承认错误。椿年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文化革命结束后，为了维持我们研究所安定团结的局面，椿年大公无私，不记前嫌，从来不提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冤屈。当冲击过他的同志向他当面道歉时，椿年反而笑着说：“不要放在心上，这个责任不应由你来承担，事情已经过去了。”椿年这种豁达大度的风格令人钦佩。

　　椿年同志是一位研究工作人员。他根据时代需要选定研究课题，潜心研究，苦干、实干，提出许多独特的见解，服务现实。

　　椿年更是一位出色的行政领导工作者。他遵循“以官为民”的宗旨，坚持“平易近人”的作风，努力工作。按理说，他在研究所和社科院担任许多职务，可以说是个“官”。但他从不“以官为贵”“以官为富”，更不“以官为贪”，而是“以官为民”。椿年视同事为知己，他尊重老专家、老学者，帮助年轻人，助人为乐。大家很满意，亲切地叫他“椿年同志”，就是对他的最好奖赏。

　　椿年走了！正如一位原副院长所说：“椿年突然病故，太可惜了。椿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