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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亮:致敬难忘的历史和情怀

——悼念冯鸿志先生

2022-07-12

   

  61日,就在疫情后复工第一天,我接到同事电话告知,冯鸿志先生已于2022529日去世,享年93岁。震惊和悲痛之余,不禁回想起我与冯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 

  冯先生一生经历丰富。学生时代就参加过反美帝、反国民党反动派的学生运动。解放后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朝鲜语。大学一毕业就被派往中国驻朝鲜使馆工作,曾在金日成访华时为毛主席和周总理做过翻译。后来,冯先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要从事朝鲜史方面的研究,退休后仍乐此不疲,为中国朝鲜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与冯先生最早相识于2008年底。冯先生受当时亚非拉史研究室负责人所托,帮忙物色一名朝鲜半岛研究方向的青年科研人员。此时冯先生年已八旬,很少再参加学术活动,就将此事托付给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导师获悉此事,便推荐了我。来北京面试时,我第一次见到冯先生,惊讶他已是耄耋之年的老者,行动有些迟缓,耳朵也有点背,但思维还很清晰,言谈举止中流露出学者的儒雅和外交官的风度。因为涉及到进京指标问题,我迟迟没有收到所里是否录用的通知,心里着急,便厚着脸皮给冯先生打电话询问情况。冯先生就借回所办事之机,向所里询问进展。此时我与冯先生也只是见过一面,他完全没有必要为我这个后生晚辈的事操心。 

  入职后,我的宿舍在潘家园,离冯先生家不远。逢年过节,我就会骑自行车去看望他。每次去之前,我都提醒自己,冯先生年事已高,需要多休息,待一会儿就走,但每次都会聊到很晚。冯先生常向我讲起他在朝鲜和社科院工作的经历,向我打听学界的一些动态,也会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跟冯先生的每次深聊都让我受益匪浅,如同阅读一部深厚的史书。其中,最让我着迷的部分是他在朝鲜当外交官的经历。 

  冯先生讲到,他入朝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百万志愿军战士还停留在朝鲜。为了协调好志愿军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冯先生经常深入到朝鲜百姓当中,学习他们的乡俗俚语。当时双方高层往来密切,冯先生经常作为翻译,成为许多重要历史场合的亲历者。用历史学的行话讲,冯先生的经历就是一部从下往上的社会史史料,也是一部从上往下的政治史史料。我曾建议冯先生将他这段经历以回忆录或口述史的形式保存下来,但冯先生说:“我脑子里确实装着不少东西值得写,但要遵守外事纪律,组织没批准,我也不能在外面讲。”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国家要为健在老同志颁发奖章,表彰范围从1950年志愿军入朝作战到1958年志愿军撤离朝鲜的人员,冯先生也在受表彰之列。据冯先生儿子讲,当所里告知要把他报上去时,老爷子比较淡然,似乎并不看重这一荣誉,但当奖章送到他手中时,他的激动之情还是溢于言表,身体和心情明显变好。这就是冯先生的家国情怀,不是外形于色,而是内化于心。他从不将在朝鲜的工作挂在嘴边为自己邀功。他把自己做的事情看得很平淡,认为为国工作是本分,至于能否获得荣誉并不重要,真正让他激动的是他所经历的那段伟大历史。 

  冯先生的这种情怀也深深融入了他的学术生涯。有一次我与冯先生谈论圈内某一很火的学者,他突然问我:“他的政治立场怎么样?”这一问似乎与现在“以谈学术自由为荣”的学界风气不符。但先生告诫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一定要讲政治立场,因为你处在这个位置上,你的观点不仅代表你自己,外国人可能会把你的个人言论当作官方立场。冯先生还做过世界史所科研处处长。在很多科研人员眼里,这是一个能够“政治进步”的职务,很多人争着做,但冯先生不以为然。他说,“科研人员的本职是搞研究,组织安排你当科研处长,是交给你的任务,不要把当官看得太重。” 

  冯先生曾做过中国朝鲜史学会的副会长,但他去世消息似乎没有在学术圈内引起多大关注,人们或许早已淡忘了这位低调多年的老会长。冯先生也不是那种多产的学者,没有等身的论著文,如用成果论英雄的话,冯先生或许算不上著名学者,但他对学术研究始终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忱和敬畏。记得有一次,冯先生看到一位后辈学者的论文,对其中一个朝鲜史名词的中文翻译产生疑义,他便多方查阅资料。他不会用电脑,手写了三四页信纸的“商榷”短文,托我在参加学会年会时,当面交给这位学者。文章虽然短小,但足以看出冯先生深厚的朝鲜语功底,也很符合历史学偏爱“细节考证”的特点。这位学者在学界也是颇有名气,以治学严谨、成果丰硕著称。如果将该文加以扩展发表,既能“刷论文”,也能“博眼球”,但冯先生只是单纯为了交流探讨。如果没有对朝鲜史的热爱,是不会有这份执着的;如果没有对学术的敬畏,也不会有这样严谨的态度。 

  冯先生对年轻人总是不吝帮助。如果他手中掌握或碰到某些资料图书,会主动提供给所内相关领域的年轻学者使用。冯先生对我更是提携有加。我刚入职没多久,冯先生就督促我学好韩语,还主动提出如果我有写好的论文可以拿给他看看,在学术和政治上给予指导和把关。在冯先生的督促下,我参加了一个韩语学习班。有时会借着去看冯先生的机会,拿出韩语书向先生请教。可惜没多久,冯先生便大病一场,做了一次心脏手术。我也不好意思再去叨扰。我成家以后,就搬离了市区,再加上家事和工作缠身,去冯先生家走动次数少了。其实,让我更愧疚的是,自己没有听冯先生的话,将韩语学习坚持下来,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成果拿出手,实在羞于见冯先生。 

  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冯先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共和国国史、社科院院史、世历所所史和中国朝鲜史研究的史学史。遗憾的是,冯先生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太少了。冯先生的历史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写照。他们为国赴命、为学术献身,都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热爱,不计名不计利。在现代人看来,这都有些怀旧色彩。韦伯说:现代化就是理性化。我们现在会理性地计算,做什么题目更容易在学术上出成果,干什么活儿更有利于在单位崭露头角。不容否认,现代化虽然大大提高了效率和产出,推动历史的发展,但不应冲淡老一代的质朴情怀——对学术的乐趣、对单位的温情、对国家的奉献。 

  我已两三年没见冯先生,本想在此轮疫情过去后就去看望他。没想到拖延不决让我错过了见先生最后一面,悲痛、懊悔、遗憾之情难以言表,撰写此文以示怀念,也是向那逝去的历史和情怀表达敬意。 

    

  (许亮,世界历史研究所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 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