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民 敬业 死而后已

　　时光荏苒，转眼张椿年老所长离开我们已经6个年头了。

　　世界历史所随着新中国的脚步从无到有，自1964年正式成立以来，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社科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国家级科研阵地，在国际史学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史所成长的过程中，历任所领导的贡献功不可没，其中，在我的心里张椿年所长一直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平易亲和的领导 

　　我是1979年进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我是个书呆子，除了读书、工作，平时对其他事情几乎都不太上心，与领导，特别是上级领导，通常都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谈不上深交，更谈不上交朋友。然而，接触了椿年所长后，却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 

　　椿年所长高高的个子，潇洒倜傥，风度翩翩，一副文人学者的模样。他少年早成，成绩优异，中学就担任学生会主席，因表现突出，出类拔萃，五十年代被地方选送出国深造，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是个受过专业教育，有文化、有修养、有见识、有眼界的一代精英。听说了他的经历，我心中先就有了几分敬佩，后来听他讲课，对中世纪欧洲社会和文艺复兴的娓娓评析更使我当面领悟了他广博的学识和扎实的研究底蕴，尊敬之情油然而生。 

　　那时，我是学生，他是副所长，除了听他讲课，我们彼此并无更多接触。直到有一次，到所里上课，我们在楼道里不期而遇，他径直向我走过来，并主动地伸出手来说：“你就是冯秀文，搞拉美史的，我知道你。”学生和所长，我还没叫他，他倒先向我开口，顿时，受宠若惊，自此以后，我们的距离就拉近了，只要见到我，他都会主动打招呼，寒暄几句，有时还拍着我的肩膀，问这问那，一副笑容可掬的长者模样。这样，我就认识了他，后来，我分配留在所里，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起来。 

　　我是“文革”前大学毕业的，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分配不对口，专业多年不用，又有家庭负担，所以，当时，对我的培养潜力，有的人并不看好。但是，椿年所长，却一视同仁，从社科发展的大局出发，从加强拉美研究的未来出发，不仅对我热情关怀，而且处处鼓励，寄予厚望。每次见面，他都是亲切地问我的近况，研究了什么新课题？工作满意吗？家里情况如何？小孩上学了吗？……有时，我因两地分居，情绪不高，他知道后，总是关切地安慰我说：“你的情况是历史造成的，国家一定会有相关的政策予以解决，不能心急，更不能因此耽误了工作。国家选择了你们，就是承认你们，重用你们，你要做出成绩，不能辜负祖国的信任。”他还经常告诉我：“我们对拉丁美洲了解不多，但这个地区十分重要，所里把你留下，是有长远考虑的，你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使命，肩负起责任，不辜负所里的培养。”在他的鼓励下，我逐渐放下了包袱，下定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做出成绩，决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期望。 

　　此后，我和他的接触多了起来，有什么问题都愿意和他谈谈，求得他的帮助。 

　　旗帜鲜明地反对欧洲中心论       

　　在卷帙浩繁的世界历史著述中，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对世界的控制，西方文化观几乎主导了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和发言权，把全人类的历史诠释成一部以欧洲殖民主义扩张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史，这就是所谓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以欧美殖民主义的立场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贬低和无视广大殖民地国家，即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既是对发展中国家历史作用的否定，也是对历史真实的偏见和歪曲，这种状况自然引起广大有良知的史学工作者的反对。 

　　椿年所长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反对欧洲中心论。他知道，除了在理论上和学术上进行批判以外，最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上，在战略上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世界史研究队伍，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进行独立的世界史研究。这样就不仅要在理论上，而且要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在各个学者自己的领域，出版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立足于这个考虑，在他担任所长期间，在保证对传统的重点研究领域——苏联史、美国史、欧洲史研究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地加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历史研究的投入和支持。在他的领导下，一个以老带新的亚非拉历史研究队伍迅速成长。以我所在的拉美史组为例，拉丁美洲历史的研究人员陆续引进，研究队伍从几个人发展到十余人，而且新增加的人员既懂历史，又熟悉西班牙语，由此构建了我国拉美史研究的核心力量，包括萨那、陆国俊、郝名玮、杨恩瑞、金计初、钱明德、李祥、马家洪、冯秀文、秦海波、张凯等。除了组织建设，在安排科研项目、出国进修等问题上，所里也注意向弱势的亚非拉地区偏重和倾斜，给亚非拉室以优先考虑。 

　　正是在椿年所长的支持下，亚非拉室的研究实力大大增强，拉美历史组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先后出版了《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国资本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拉丁美洲农业》等有影响的学术专著，使一向落后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在教研室自身建设的基础上，椿年所长还积极支持组织成立各个学科的学术研究团体，我所参加的拉丁美洲史学会在全国的会员人数最多时达到300人，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对全国拉美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6年，社科院下发国家教委资助科研人员出国进修的计划，所里仅有的两个出国名额中，一个分给美国史，另一个就分给了拉美史。作为年轻一代的后备人员，我有幸成了其中的佼佼者。正是由于这次出国的深造，不但使我进一步提高和熟练掌握了西班牙语，可以自由地使用西班牙语阅读原文资料、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外界研究拉美历史的最新潮流，认识和接触了许多知名的拉美问题专家学者，为我以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封难忘的回信 

　　1986年，我受国家教委的资助到墨西哥学院进修。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机会难得。看到墨西哥学院世界一流的图书馆里那么多琳琅满目的书籍，我如鱼得水，整日泡在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一本本地翻阅细读。日复一日，时间长了，我突然感到，总是这样，就是一天不落，天天如此，一年之内在这茫茫的书海里，我又能吸收到多少呢？为此，我陷入了迷茫。 

　　周末，在给所科研处的小结中，我坦率地汇报了自己的疑虑。本以为，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算不得什么大事，不会有什么反应。没想到，那天，我回到宿舍时，看到一封来信，打开一看，竟然是椿年所长写来的。信中，他不但表扬了我认真学习的态度，而且以他自己的体会回答了我的问题。他建议我可以利用复印等现代科技，减少阅读的时间，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术交流之中。 

　　所长的经验使我眼前一亮，茅塞顿开。从此，我便改变计划，从每天读书变为以参加学术活动为主，从整日蹲图书馆变为以关注现实社会为主。事实证明，这一改变，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以后，在我到墨西哥进行多次实地考察和研究的过程中，我都按照这一思路，在收集资料研究历史的同时，更加关注并广泛参与了与科研相关的社会活动：我曾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在墨西哥议会演讲，到总统的家中做客，在电视台做节目，到执政党总部采访，等等。这些活动，不但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墨西哥的历史，更了解了形成历史的社会环境，了解了墨西哥的人民、传统和文化，并由此传播了中墨文化，加深了两国学者和民众的了解与友谊，把历史研究和为现实服务结合了起来。在此基础上，我的研究成果很快引起了墨方的重视和墨西哥政府的肯定。 

　　除了对科研的指导，所长的信中还特别问候了我的住宿和生活情况，关切我家里的生活问题。说实话，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收到这样一位所领导的亲笔来信，看着那工工整整、一笔一划的字迹，不禁想到，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给一个普通的学生回信，这里面倾注了他对年青一代多少的关爱和期待，寄托了他对历史研究处于弱势地位的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的多少关注与希望啊！此后，我把这封信一直看成是我最难忘、最珍贵的礼物，因为它不仅使我在万里之遥，感到了祖国的关怀和温暖，感到了领导的信任和关怀，更使我增加了对事业的责任和为之不懈奋斗的动力。至今，椿年所长给我的这封信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我的书柜里，成为我献身科研的力量源泉，也是所长留给我的永久的纪念。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椿年所长是个老革命。上学时，他就加入了党组织，很早就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进入史学领域后，更义无反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为我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对世界古代中世纪历史的研究，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立场坚定、德才兼备，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杰出的领导干部。他平易近人、为人亲和，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他顾全大局，以党的事业为重，积极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是位德高望重、众望所归的学界领袖和学术带头人。 

　　退休以后，他继续担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世界史学科规划评审组组长以及中国史学会会长等重要职务，各种管理和科研事务使他没有时间休息，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此后，因为他不在所里办公，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没想到，殚精竭虑和长期忘我的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2017年竟然传来他去世的噩耗。 

　　椿年所长离开了我们。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怎么也不愿接受这样的现实。他是因为体力透支、过度劳累而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我国的社会科学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者、组织者，世界史所失去了一位好所长、好领导，我失去了一位好老师、好朋友。和他一生的质朴无华一样，在他身后，除了走过的足迹，没有那么多耀眼的光环。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淳朴亲和、平易近人，他那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一心献身事业的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世界史所退休干部、研究员  冯秀文 

　　2023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