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孕育的历史与学术——喜读陈之骅先生回忆录《九十人生》

　　 陈之骅先生回忆九秩人生前尘，呈现60余年的学术研究及其心路历程，是这本回忆录的主旋律和亮点。他一生为我国世界历史研究事业苦心耕耘，为苏东史研究的历史性和学术性展现了大家风度，提供了不少翔实的资料。他苦心钻研、任劳任怨、独立思考，将历史和观点完美地融入自己的回忆录之中。

　　的确，《九十人生》不是本一般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历史性和学术性很强的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张建华教授评价说：“这是一本历史著作”。百度百科称《九十人生》是一部“自传体学术史”。我完全认同这些评价。因为回忆录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历史学家们写得较为成功的回忆录可以成为历史著述的一种很好的书写形式。《九十人生》虽以陈先生的个人经历为载体，但是它通过严格的学术视角重构历史现场，将回忆录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是我近年读到的最好的回忆录之一。 

　　这部回忆录的特点是客观、翔实，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学术主张为指导如实记述。这本身就体现了以学术研究为己任的学者风范。 

　　陈之骅先生明确表示，他写这本回忆录，作自传的目的不是为个人树碑立传，而在于科学地分析、探讨时代的变迁和我国世界史和苏东史学科的问题。他在“自序”中直言：“我不仅是写个人的经历，我要透过这些经历写时代的历史，写时代的沧桑变化，写时代的日新月异”。（第1页）他认为，人永远是历史中的人，人生的经历刻着历史的年轮。所以，他的回忆和记述始终围绕世界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及有关的学术问题展开，无论是他在研究所办杂志，组织苏东史研究会，还是搞课题研究、培养博士生、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等等，他都强调要以学术思想为指导，做好史学研究。因而，他的一些著作多次被评为优秀科研成果奖，2006年又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  

　　陈之骅先生自言：重视学术要求，这是现实的需要，是国家的需要。所以，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世界史研究。他在《回忆录》中的叙事过程中，始终努力把个人经历和学术发展融合在一起。 

　　1978年陈之骅先生刚踏入世界历史所门槛时立志表示：“当时我虽已步入中年，但像年轻人一样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力争要把在“文革”中失去的搞学术的时间补回来。”（第183页）接着，他在创办《世界历史》杂志时，指出“编辑部积极提倡学术争鸣”。他在主编大型工具书《苏联历史词典》时认为，“它的编篡出版，可以说是对我国苏联史学者的学术力量和组织程度的首次检阅。”（第190页）他作为中国苏联东欧史首任会长，开宗明义提出，学会要“开展学术活动”，“对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进行各抒己见的讨论。”（第192页）。 

　　陈之骅先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对苏联各个时期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研究工作，组织编写了两卷本《苏联史纲》（1917—1937）和《苏联史纲》（1953—1993），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理论深度的著作，是对我国苏联史研究的有益贡献。诚如作者所言：“上述两书，是我国较早的两部苏联断代史专著，问世后颇受学术界的瞩目。”（第200页） 

　　1986年陈之骅先生第一本学术专著《克鲁泡特金传》问世，他说写作此书，“是为了打破学术禁区，全面地、历史地评价这位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一生。”（第209页） 

　　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中苏学术交流时，他在出国访问中一直强调要“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学术考察”，发展中苏“两国的学术交流，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第229页）我们史学工作者要向西方同行“宣传自己的世界观和学术观”。（第236页） 

　　陈之骅先生重视学术研究、学术评价，有许多相关的论述主张。他的几位博士生都评上了教授，成为学科带头人或社科院所级领导人。他作为导师，屡屡为博士生论文做专业细致的修改，指出论文有学术水平，才能对社会、对学术研究有价值、有意义。他对学生说过：“学历史，要重视学术性，这是历史科学的基本功”。他作为所领导，特别强调在育人、培养干部方面，应在坚持政治原则前提下，重视学术水平。 

　　记得1987年南斯拉夫著名历史学家布兰科·佩特拉诺维奇应邀访问世界历史研究所。我陪同他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讲学。当时分工主管外事工作的陈之骅副所长交代我说：“佩特拉诺维奇教授肯定会讲南斯拉夫的社会政治问题，但要让他多介绍南斯拉夫史学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 随后，我写了《在历史老人面前，我们永远年轻——访南历史学家》和《南历史学家佩特拉诺维奇讲学纪实》两文，发表在《史学理论》上，重点突出了南史学界的学术观点和学术争论。 

　　陈之骅研究员重视学术会议、研究工作和文章的学术性，他有一个脍炙人口的生动比喻，就是把“学术问题”视为“金科玉律”（第038页）。同时，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教员时，就强调“研究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第142页）当然，“从学术研究上说”，“要史论结合，不空谈理论，不乱贴标签。”（第146页）。由此可见，他对历史科学和学术研究所倾注的精力、所下的功夫。 

　　其实，该回忆录的学术性或隐或现徜徉在这些细节里，只是读者没有认真去挖掘，去发现，去关注。 

　　欣闻世界历史研究所正在编写所史。编写者高兴地发现了陈之骅先生的回忆录里，以确凿的第一手资料，间接或直接关系到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60年来的历史研究和学术活动情况，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英国诗人弥尔顿曾说：“书籍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与作者同样地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作者生机勃勃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作家巴尔扎克也说过：“图书包含着整个生活”。诗人歌德更是说得直白：“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人们常说，读书容易，写书难。我喜欢写书，但更喜欢读书。因为读书是汲取他人的知识，沐浴别人的智慧；写书则是要向他人传授知识，享受自己劳动的喜悦。 

　　我和陈之骅先生认识是在1980年。我从1960年起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出国留学代培生，也可以说是老社科院人。我1966年回国后分配到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后因种种变故离开了研究所。陈之骅同志是1978年从中共北京市委调来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1980年我重返研究所工作，他就是我的领导。 

　　今天，他在回忆录中又把记忆、学术与史学结合，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拓展了史学研究的维度，对于我们研究世界史，尤其是苏东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该回忆录的问世，给读者、科研人员，特别是史学工作者，不仅带来一般的阅读欣享，更会引发人们对世界的发展和世界史学术研究的不断繁荣更大的兴趣。 

　　该回忆录还有许多与一般回忆过往岁月不同之处，这里就不再赘述。喜读回忆录，笔者阐述了自己的一点感受，是为文。 

（供稿：马细谱；校对：刘巍；审核：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