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学史研究》编辑部
于沛先生1944年生于天津，中共党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教材委员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委员会委员，“马工程”重点课题《史学概论》首席专家、《世界现代史》责任首席专家，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导，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先生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理论、外国史学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历史认识概论》《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和六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等重要成果为中国世界史学科三大体系构建做出了突出贡献，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问：于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访谈邀请。您曾提到中国世界史研究始终与“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紧密相连。在您看来，中国世界史学科从诞生之初就肩负着怎样的特殊使命？这种使命感如何影响您对“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解？“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世界史研究在这时萌生，其后的编纂主题又因时代不同而各有侧重，但始终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如19、20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危机加剧，同时也出现了“外国亡国史”的编纂高潮，有关埃及、印度、朝鲜、越南、缅甸、菲律宾、波兰等国的亡国史超过50余种。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世界历史编纂主要集中在“革命史”方面，如1911年出版的《东方杂志》刊有《纪巴西之乱》《纪墨西哥之乱》《摩洛哥事件》《三年中之四大革命》《葡萄牙之政变》《土耳其国近时之状况》等文章。意大利、荷兰、希腊、葡萄牙、俄国、菲律宾等国的革命史著作，在中国也都有介绍。辛亥革命期间，美国重要历史文献《独立宣言》曾至少五次全文发表，鼓吹革命，在国内社会各界产生广泛影响。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鼓吹“启迪民智”，十分重视世界史的学习。1917年12月，他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提出在必修课中增加“西洋古代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代史”“东洋通史”“日本史”；在选修课中增加“西洋政治史”“西洋外交史”“西洋文明史”“西洋历史教授法”等。1920年7月，李大钊担任北大教授，在北大史学系开始讲授“史学思想史”，重点探讨桑西门（圣西门）、孔德、孔道西（孔多塞）、鲍丹（波丹）、鲁雷、孟德斯鸠、韦柯（维科）、理恺尔（李凯尔特）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通过分析唯物史观的“前史”，强调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真理性，以及它在诸多历史观中的核心地位，使之成为中国人民“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的思想武器，迎接“赤旗世界”的到来。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今天，中华民族又站在历史的新的十字路口，迫切需要回答好“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当代中国史学承载着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神圣使命，只有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史学传统赋予新的时代精神，方可不辜负这一伟大的时代。我们应加快构建中国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当代中国史学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问：您强调“中国世界史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能否结合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和《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谈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成为学科建设的“魂脉”？中国史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其研究成果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兴衰的重要战略资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历史智慧和支撑。我们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科学，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这里所说的“中国特色历史科学”的“特色”，首先是自觉地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是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灵魂。当代中国的史学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和《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即探究这些问题。在新时代解决新问题，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途径。在“两结合”中，中国史学守正创新，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不动摇，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赓续了中国史学的文脉传承。唯物史观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因，使其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融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发展中。问：您认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之间如何相互支撑？这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纵观中国史学史，可以看到“三大体系”，作为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内在的辩证联系。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紧密联系、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有机整体。学科体系是基础。学科体系为学术研究提供具体领域和框架，明确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这是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根基，没有完善的学科体系，学术研究就无从谈起，话语体系的构建也是空谈。学术体系是核心。学术体系建立在学科体系之上，通过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不断提高对历史规律性认识的深度。学术体系创新的重要成果可以反哺学科体系，并为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撑。没有学术体系的创新，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就会因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而枯萎。话语体系是借助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形成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将学术成果转化为适当的话语，在社会生活各领域表达和传播，如“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向世界阐释中国的新理念。就历史学而言，它反映了中国历史学家对人类美好未来的追求，以及对人类历史进步趋势不可逆转的信守。话语体系的有效表达，有助于扩大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影响力。总之，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实践，共同服务于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实力和国际话语权。问：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今天，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何具有紧迫性？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并存是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全球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各类市场主体寻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促使资本、原料、商品等跨境流动，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便利条件和强大动能，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抬头。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如一些西方国家将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国内就业不足等问题，加剧了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在一些国家抬头。同时全球治理体系滞后，难以有效应对难民潮、恐怖袭击等问题，矛盾叠加引发了民粹主义等思潮，推动了逆全球化的发展。尽管逆全球化思潮带来诸多阻碍，但世界经济已融为一体，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蓬勃发展，全球化的动力依然强劲，其前进方向不会改变。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并存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通过推动包容性全球化和加强全球治理，实现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让全球化成果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是对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因此，要立足中国、关注世界，独立地对“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并存”进行思考，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寄希望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得到阐释，或离开别人的命名系统就寸步难行。建构自主的中国世界史研究知识体系，首先应实现的是当代中国史家、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
问：您提出“中国史与世界史是人为划分的界限”，并主张推动二者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如何具体实践？能否分享您在整合研究中的方法论经验？“中国史与世界史是人为划分的界限”，这是基于历史的回溯，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而非主观臆断。从隔绝到联系、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弥合人为制造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界限，打通壁垒，使历史思维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关键是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统领自己的研究工作，使历史观念与时俱进。2019年初，习近平同志在致中国历史研究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对科学认识中国史、世界史深度融合，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消弭界限、推动融合方面，我撰写《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的初衷不仅是要总结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世界史编纂，还希望结束迄今为止诸多《中国史学史》著述对中国世界史编纂只字不提的怪现象，仿佛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就从没有世界史编纂，这种现象不应再继续下去了。问：您曾主持电视纪录片《世界历史》的总撰稿工作，组织当时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为大众讲解世界史，这对促进学科体系的普及与创新有怎样的意义呢？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世界历史》历时8年策划、拍摄和制作，足迹遍布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探访322家博物馆，采访中外历史学者200余人， 2008年1月1日首播后在国内外产生良好反响，2011年获第2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世界历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实物展品和专家论证，系统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涵盖远古到现代的诸多文明和重大事件，如两河流域、埃及、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等。《世界历史》通过影像叙事，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更是对全球文化脉络的梳理与联结。它立足中国、关怀人类，跨越国度、民族和时空，全面展示人类文明多样性；既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相互认知，也为当代文化交流、反思与创新提供了历史土壤，对推动人类文明互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亟待重点拓展的研究领域有六个方面，通过对这些领域的深入研究，使我们能更好地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我，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2018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立场，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科学地分析并揭示了当今世界历史进程的新特点和新趋势，顺应历史潮流，向全世界提出了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立场、中国判断。现代化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反映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而不是效仿、重复欧美国家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欧化”或“西化”。在世界现代化历程中有三次推进性的大浪潮——18 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中叶；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20世纪下半叶。这三个时期是“世界历史”形成和迅速发展的时期，并且充分表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现代化是不可分割、重合交织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时代中国文明观”。2009年，习近平同志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大变局”是“历史合力”的产物。世界经济版图正在改写，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新科技革命加快重塑世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推进，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进入21世纪后，世界多极化明显加速，这是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世界社会主义是一种理论、运动和制度，是时代的产物，随着世界历史的矛盾运动发展变化，经历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瓦解——社会主义的现代转型，和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升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长期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长期僵化对待社会主义、长期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长期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长期不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长期放松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后果。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中国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近代以来18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发展史、改革开放40多年的探索史。作为新时代世界通史编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全书内容、体例与方法一致的前提下，应完整阐述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切忌随意割裂中国史及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联系，把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点缀”
问：您历时20余年完成《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被誉为“拓荒之作”。为何将学术史视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您在梳理180年中国世界史脉络时，哪些发现颠覆了传统认知？建构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要求，首先是揭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本质内容及发展规律。这是一项内容十分丰富的、甚或庞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不断深化的科学认识和分析。学术史研究，是建构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主要是基于如下认识：其一，学术史研究，是全方位的中国世界史学科调查研究。毛主席说：“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同理，“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存在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从其学术史着手，即是从“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这对建构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完全适用。其二，学术史研究，是建构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学术史研究，是通过扎扎实实的学科调查研究展开的，用“事实”回答各类问题。建构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明确回答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线是什么？时代主题是什么？其贯穿始终的历史精神又是什么？毋庸置疑，对这些问题任何有真知灼见的答案，都蕴含在学术史中。其三，中国世界史的学术史研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亟待深入开发的宝藏。2021年，我承担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委托项目“中国世界历史学思想史1840—2020”，带着问题学习和研究学术史，可从中国世界史学术发展史中，不断获取建构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新的启迪。将180余年中国世界史的学术史完全打通，把近代以来的中国世界史编纂，作为一个完整、连续、有内在联系的统一过程加以阐述时，可清晰、具体地看到中国世界史发展的历史轨迹，以及它在各历史时期演变的规律性内容和主要特点，从而为构建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从理论上、文献上给予充分的学术史支持。180年中国世界史编纂，可分成各有其特点又相互联系的五个阶段：（1）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中国世界史编纂萌生时期（1840—1919）；（2）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世界史研究形成时期（1919—1949）；（3）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中国世界史研究进入探索前进时期（1949—1976）；（4）伟大的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中国世界史研究进入崭新发展时期（1977—201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世界史研究进入有里程碑意义的新阶段（2012— ）。这五个阶段表明中国世界史编纂自萌生时起，即立足中国、直面现实，始终与时代风雨同行，与中国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它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世界史发展的规律性之一是———越是社会发展提出复杂、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时，越是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动荡加剧时，往往就是世界史编纂得到迅速发展之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编纂的基本精神。恩格斯曾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加重视历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形态之一，是忧患意识，即重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强调历史认识要关注现实，经世致用。这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世界史编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问：您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中强调“不回避错误与挫折”，这种“批判性继承”对当下学术体系建设有何启示？我们信仰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信仰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共产主义。正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使我们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和撰写。在科学地、系统地总结中国、苏联（俄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东欧国家和日本等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些国家发展中出现的挫折、失误，甚或错误，我们并没有回避。在人类文明创造的瑰宝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占一席之地，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从不曾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毋庸讳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会如走在平坦的大道上一帆风顺。在中国，对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进行总结，汲取历史的启迪，和汲取历史的教训同等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后者似乎更为重要，当下的学术体系建设也同样如此。汲取历史的教训与铭记历史的启迪一样，都需从认知、方法和实践层面系统切入，其目的是自觉地建立起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让历史的经验教训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注。汲取历史教训，重要是提炼规律性经验，从具体事件中抽象出共性问题，将历史教训作为“镜子”批判性地反思现实。问：您提出“唯物史观的新增长点是大历史观”，这一观点如何指导具体研究？20世纪末，“大历史—大历史观”理论在西方兴起，21世纪初传入中国，我们既没有照抄照搬，也没有简单否定，而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实践，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同时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作为唯物史观新的增长点的“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硕果。如果说历史观“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那么，大历史观则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无论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还是从中得出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都赋予了“大”的内容，体现了历史的联系、历史的继承、历史的发展相统一的“整体性思维”。正如李大钊所说：“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是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在中国史学界，“大历史观”还有另一重意义，那就是在历史认识中，从史实出发建立起“中国史”和“世界史”更加密切的联系，而不是继续扩大它们之间人为制造出的鸿沟。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问：在教材编审中（如马工程《史学概论》），您发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与“学术创新”之间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在历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与学术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历史学科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是学术创新的基础，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研究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客观实际出发，用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分析问题，帮助研究者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明确研究方向和目标，使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社会意义。在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有着丰富的具体的内容，学术创新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历史研究的“学术创新”，创新的研究方法、视角和手段，可以更有效地揭示历史真相，验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另一方面，历史研究的新发现、新观点、新理念，可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丰富其理论内涵，使其更具时代性和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指导”与“学术创新”，统一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统一在服务国家大局、推动历史科学进步的实践中。以马工程《史学概论》为例，即可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该书共计8 章，其中第6章是《20世纪西方史学》，内容涉及“20世纪前的西方史学”“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20世纪西方史学主要内容”。这一章究竟写还是不写，有人曾提出否定性的意见，以避免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出现宣扬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错误倾向，这样做实际上是因噎废食，而被课题组否定。事实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下，我们完全有能力对20世纪西方史学作出科学的评析： 20世纪是西方史学迅速发展的世纪，以新理论、新方法为核心的“新史学”，对西方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历史进程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西方史学呈现出理论化和整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以及一些新的分支学科的出现等特点。这一章的撰写，不仅丰富了传统的《史学概论》的内容，而且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评析西方史学进行了积极的有益的探索。
问：您多次批判“地理大发现”“全球史＝西方化”等概念，能否以“新航路开辟”替代“地理大发现”为例，说明话语重构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1954年，雷海宗发表《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有的是事实认识的问题，有的是立场观点的问题。无论问题是大或小，都或多或少地足以妨碍我们对于历史的正确了解”。这些问题之一，就是“地理大发现”。他说：“地理大发现”一词，是欧美各国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一个惯用名词，后来在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的大部世界也不假思索地予以援用。但今日对这个名词似乎有深入分析并考虑是否仍然继续使用的必要。所谓“发现”，当然有对象，对象为土地及人民，即欧洲及地中海沿岸以外全部世界的土地人民。这些土地及人原皆存在，只是欧洲人不知或不确知而已，所以“发现”一词乃纯欧洲立场的名词，其中并且含有浓厚的侵略及轻蔑的意味，把欧洲以外的地方看作发现、开发、剥削的对象。重读雷先生70多年前的旧文，关于中国世界史“话语重构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似已无需再加说明。我想强调的是“地理大发现”，抑或“新航路开辟”，绝非简单的抽象的学术上的称谓问题，而是牵涉到“文化自信心”的原则问题。一滴水可以看见太阳，从“地理大发现”到“新航路开辟”，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一个“标识”，表明中国世界史研究已经结束对西方学术的跟跑、移植、临摹；它凸显中国特色，自主地融入世界史坛，彻底摒弃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问：面对《牛津历史著作史》对中国能否独立构建体系的质疑，您如何回应？中国学者应如何掌握历史解释的“命名权”？2003年3月1日，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撰文《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史研究——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的思考》。2005年—2009年，阿克塞尔·施罗德等西方史家编纂的《牛津历史著作史》第5卷，曾摘引此文，他们敏感地看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正致力于建构自己的体系，认为这是“一篇纲领性的史学批评文章”，但同时又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而且中国失去了看待自己历史的方式”。我以为，建构“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恰恰是为了找到中国自己“看待自己历史的方式”，而不是相反。在这一点，我们与某些西方史家显然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在中国史学的学术史中，“体系”问题的“中国解决”，是作为一个过程展开的，始终在进行中，甚或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到今天依然是“进行时”。例如20多年来，我先后出版《世界历史·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等多种专著；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撰文《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努力建设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等30余篇。“建构体系”，须臾不能脱离历史研究实践，否则，“建构”将失去坚实的基础，迷失正确方向。“历史研究实践——建构体系——命名权”，是辩证统一的完整过程。所谓“掌握历史解释的命名权”，并不是孤立的单一过程，而是在原创性历史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构“体系”，而生成的符合逻辑的结果。如何才能生成这一“掌握历史解释的命名权”的结果呢？首先，我们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理论指导，“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其次，“掌握历史解释的命名权”的核心，在于中国立场、中国关照。因此要强化中国问题意识，以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为出发点；在历史学相关学科的融合发展中，以有主体性的原创性成果，科学回答世界之问、中国之问、时代之问。此外，我们还要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大格局、新形态，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史学坐标中彰显中国风范。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如何通过“考实性内容＋科学阐释”凸显中华文明特性？历史研究中的“考实性内容＋科学阐释”，是说“考实性判断”和“价值判断”，归根结底是在强调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和史家的“主体意识”。中国史学“主体性”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亦即中国史家彰显“主体意识”，追求历史真理、揭示历史真理的过程。千百年来，正是史家作为“现实的人”，以自己的学识、热情、使命、理想、生命溶于史学的社会实践，以持之以恒的历史创造精神，创造了世界上如此辉煌的中国史学主体性。历史认识的“科学阐释”，是通过史家的“价值判断”，凝聚在中国史学的主体性中并体现出来。历史认识不是描述性的感性认识，而是与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理性认识。就历史学的本质来说，它是关注现实的关于价值判断的科学。西汉司马迁著史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的“一家之言”，不言而喻是价值判断的产物，“求真求实”和“经世致用”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英国克拉克爵士在其主编的14 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说：“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道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在这里，“评价”可理解为“判断”的同义词。判断是评价的基础和依据，没有判断，所谓评价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是一个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通过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实证研究，科学阐释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文明的特质。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是由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塑造出的。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史，才有可能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问：在“全球文明倡议”背景下，中国世界史研究如何助力国际话语权提升？当代世界文明领域的认知，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斗争。一些西方大国的政客鼓吹“西方中心论”“种族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意欲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中，制造更多的隔阂、偏见和仇恨，以维护文化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一统天下。“全球文明倡议”，是习近平同志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提出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其主要内容是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在百年大变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演变的今天，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全球文明倡议背景下，要提升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关键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史话语体系，即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立足中国实际，以当代中国视角确立问题意识，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世界性的理论观点，聚焦人类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作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理论阐发。通过中国传统和国际视野的有机结合，逐渐形成系统的中国世界史学者的解释框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史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彻底摒弃“欧洲中心论”。吴于廑先生曾指出：“欧洲中心论者是以欧洲为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他们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在欧洲文明发生以前，所有其他文明都只是它的准备；在它发生以后，全世界的历史又必然受他支配和推动，是它的从属品”。西方史家从不把“落后的非欧洲”写进史书。若写“也是用以反衬欧洲的文明和进步”。由此不难理解，彻底摒弃“欧洲中心论”，同样是提升中国世界史研究国际话语权面临的长期的现实任务。
问：从俄国史转向史学理论，再到主持重大课题，哪些关键节点塑造了您的研究方向？1979年，我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研究帝国主义时期俄国史，导师是孙成木、李显荣研究员。毕业后，我即开始在《世界历史》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1986年，胡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提出亟待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努力改变中国史学界对此研究长期滞后的状况。在院科研局的大力支持下，我参与了世界史所创建“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创办《史学理论》杂志等工作，并调整研究方向，走上以外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为主要内容的研究道路。1986年以来，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历史认识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研究和中国世界历史学思想史研究。历史认识理论研究系基础理论研究，是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属于历史哲学研究范畴。主要因历史的原因，在我国研究成果相对薄弱。从2003年起，我在《历史研究》杂志先后发表了《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关于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后现代主义和历史认识理论》《阐释学与历史阐释》《深化历史认识关注时代主题》等5篇论文；在《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相关论文。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历史认识概论》，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重点教材。对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亟待加强的课题。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中，因意识形态的偏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多被忽略，被歪曲，或遭到诋毁、丑化；虽然也不排除少数有较客观的论述，但多泛泛而论，过于简化。基于上述事实，系统阐述一个半多世纪的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彰显、弘扬其理论成就，总结、汲取其历史经验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我主持并参与撰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其最终成果，是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6 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此书由20余位作者历时近10年协力完成。迄今为止，这是国内外唯一的一部系统阐述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学术史专著，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 年度重大创新成果之一，荣获第6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提名奖，2016）、第4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17）。新中国成立前后，有近20种《中国史学史》出版。这些著作良莠有别，但有一共同缺陷是无视中国史家的世界史研究，只字不提，似乎中国从没有世界史研究，显然与事实不符。国外对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成果鲜见，偶有见到，多或无知或矮化。20多年来，我针对上述情况发表多篇论文提出异议。2019—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倾20多年时间完成的两部专著：《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和《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这是国内外唯一的关于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历史编纂的学术史著作，获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22）》优秀著作奖、《第11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问：在《历史的慧眼》等普及读物中，如何将深奥理论转化为大众语言？这对学术话语传播有何启示？2019年，我撰写的科普性史学著作《历史的慧眼：今天我们怎样读历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被中组部评为全国党员教育“优秀教材”。如何“将深奥理论转化为大众语言”，以及这对“学术话语传播有何启示”？我以为问题的关键，首先是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要明确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而非额外的负担，或是可有可无之事。其次，对科普性史学著作而言，不仅要求观点正确，同时要求语言直白流畅，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读误解。例如，本书的《序言》就明确指出：学习历史，要有一双“历史的慧眼”。什么是“历史的慧眼”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就是历史的慧眼，而其灵魂或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唯物史观亦即“历史的慧眼”。此外，“学术话语传播”，要关注现实、服务大局，不脱离火热的生活。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历史，使我们对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无比自豪；对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倍加坚定。历史的慧眼，会使我们进一步增加民族的传统智慧，我们在尊重历史、铭记历史中，必将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新历史。有意识地把这些内容贯穿于全书的始终，有助于将“深奥理论转化为大众语言”。本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问：您在构建体系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如史料局限、理论争议）？最大的挑战是理论的准备不足，以及文献的准备不足。弥补的办法有三：一是正视这个问题，清醒地认识这个问题，从实际出发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盲目自满自足；二是干中学，边干边学，带着问题学，研究问题的过程，也是自觉地深入地学习的过程，学无止境，而非浅尝辄止；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艰苦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的检验是辩证的内在统一。构建体系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切实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完善不足。问：您曾主持过不少重量级的团队项目，您是如何协调团队完成《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等著作的呢？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团队要志同道合。任何一个重大课题的研究，如前所述是一个不断深化研究的过程。只有“志同道合”，才有可能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凝心聚力，课题组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形成积极的正面“合力”的因子，才可保证课题研究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这里所说的“志同道合”首先应体现在历史观、价值观和历史价值判断的标准上。二是作为课题的“主持人”或“主编”，一定要承担具体的研究任务，避免成为挂名的“主持人”或“主编”。所谓“主持”，一定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实现。三是重大课题的完成，要广泛地及时地汲取国内外学界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保证课题在思想性、科学性、规范性和创新性等方面，居于相关研究的第一方阵，至少不会滞后。事实表明，课题组有计划地召开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是切实可行的较好的方法。
问：您认为人工智能、数字人文等技术将如何影响三大体系建设？20世纪以来，世界史学的发展曾出现过两次深刻的历史性转折，今天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20世纪初，“新史学”揭开了新世纪历史研究的序幕；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世界需要新史学”的理念推动“全球史”的诞生，影响广泛，方兴未艾。近年来，伴随着Chat GPT和Deep Seek等大语言模型的先后出现，人类已迎来了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AI将信息时代的“连接”转型成“理解与决策”，具有划时代意义。AI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核心引擎，是“元技术”，即使将其类比为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电气革命中的“电力”，信息革命中的“互联网”也嫌不足——它既是“通用技术”，也是“基础设施”，已深入到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当人类社会加速走进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数智时代）时，史学发展（包括“三大体系”建设）不可避免地深受其影响，对此要及时开展研究。AI是一把“双刃剑”，它给历史研究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提出诸多挑战。需要明确的是，AI的本质是工具而非科研主体，而且必须正视大模型存在的“幻觉”现象，如果无视这种将虚构与真实无缝拼接的错误，科学价值就无从谈起。在数智时代，历史学家依然是历史研究的主体，不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巩固史学主体性、彰显史家主体意识、应对AI的冲击，需要坚持理论上的守正创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融入历史认识的价值塑造，而不能用技术算法取代历史研究的价值判断，更不能用AI技术消解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放弃历史学家的社会担当。问：中国世界史如何在国际学界形成“不可替代的影响力”？这个问题，前面有不少内容多已涉及。这里再强调的是，在国际学界形成中国的“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关键是凸显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独立理解，并提出一种崭新的、有中国特点的认识世界历史的体系，不回避人类历史进程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使世界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问：您建议青年学者“从学术史入手”并“关注本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能否结合自身经历给出具体建议？在这里，重温习近平同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等论述，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研究“学术史”，一定要关注“本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否则，研究“学术史”就失去了它的意义。研究“学术史”有助于对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保证其研究始终保持其正确的方向。例如，马克思自大学时代直至逝世前的最后几十天，始终坚持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他的研究始终和他毕生所献身的争取人类解放的伟大斗争联系在一起，为人们留下了《人类学笔记》（也称《古代社会史笔记》《民族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当我们阅读和研究这些笔记时，可以深切地认识到唯物史观是如何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认识资本主义私有制国家制度的存在的暂时性和灭亡的必然性，从而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真理性有新的更加深入的认识。再如，关于“欧洲中心论”在中国，通过学术史的回溯，可知中国人对“欧洲中心论”谬误的认识，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1903年，日本雨谷羔太郎、坂田厚允合著《世界史要》中译本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顾燮光评述道：“书之所纪皆西洋之事，东洋历史概付阙如，于世界史之名称不无矛盾，顾泰西以文明自诩，雄长地球之心，凌灭他人之心，视世界中无一国可与相并，故恒称其为世界史，实则世界史即西洋史耳。”由此联系到100多年来，雷海宗、张闻天、周谷城、邓拓、黎澍、吴于廑等对“欧洲中心论”的持续批判，这对我们当今提高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有重要的启迪。有鉴于此，我们明确提出“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在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彻底摒弃“欧洲中心论”。问：您曾指出“研究西方史学的目的不是亦步亦趋地追踪它的前沿发展，而是要服务于我们自己的史学发展”，能否对青年学者真正创新、少走弯路提供一些建议？“少走弯路”的关键，我的体会是观念的转变。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中国史学不辜负“伟大的觉醒”和“伟大的革命”，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征程。当代中国历史科学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广大史学工作者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在书斋整理史料、编纂历史，而是在火热的生活中以历史的主动精神创造历史。当我们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就一定能在科研工作中保持强大的精神动力，勇于面对困难和挑战，为繁荣发展历史科学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本文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5年第3期，因排版限制，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