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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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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概说

  【提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核心主题是揭示中国历史奥秘,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关系。它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结果,但具有本土的学术根脉与源流,是对晚清新史学的超越与扬弃。走向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脉络。它与中国革命史息息相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血脉相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紧紧相连,以“中国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术形态,以“史论结合”为基本方法,表现为“历史”与“逻辑”的高度一致。它实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第一次让中国历史显示出其内在的规律性,前所未有地探讨、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极大地丰富、深化了历史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为中国史学引入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唯物史观

  一、三个时期与三个样态

  中国产生马克思主义史学,只是近百年来的事情。截至2014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90多年的历程。大体说来,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三个时期有一以贯之的基本内容与形式,又有鲜明的形态性特征,构成三大样态。

  (1)1919年至1949年是第一个时期,亦即第一阶段与第一样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形成、巩固,取得巨大成就并开始取得话语主导权的阶段,与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相适应,交了一份优异答卷。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时间,应上推到1919年五四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致。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运动,直接催生了它的诞生。其历史与逻辑起点,是中国社会性质。其后,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大论战中正式形成。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主题,是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其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关系。由此出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将唯物史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东方社会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彻底改变了历史论证的所有传统方式,使得整个中国史学的话语系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刻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步形成了基本队伍以及基本框架、基本议题与基本特色,将近代以来的各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甩在了后面。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取得史学领域的话语主导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也有分歧,但属于唯物史观内部的分歧。就他们所讨论的问题,甚至就不同意见的所指而言,其深刻性均从未有过。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深入研讨,不仅是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悠久史学传统的超越,也是代替近代以来各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系统的基本前提。

  (2)1949年至1978年底是第二个时期,亦即第二阶段与第二样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政治合法地位、取得绝对主导权并沿着自身的逻辑深入发展的阶段。随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渡,这一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开始转型,自觉地或在新中国政治的推动下与新社会的形势相适应,在百家争鸣中走向繁荣,在曲折发展中经受挫折,但始终坚守了唯物史观的信仰与史学家的良知。

  其中前17年成就巨大,主要是:实现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观大变革,在批判封建旧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的基础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内百家争鸣的全新局面,提出并讨论了许多重大史学命题,推出一大批具有标志性的史学成果,真正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发展。被称为“五朵金花”的研究与讨论,是新中国成立17年来史学研究成果的代表,至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巨大的理论价值。

  “文化大革命”十年,持正确意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处境艰难,林彪、江青集团所搞的影射史学、阴谋史学,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虽然他们也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但从本质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撰写发表了一大批拨乱反正的优秀文章。这些文章,是对“文化大革命”史学的终结,也构成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很快,史学家们便投入新的史学建设中。

  (3)1978年底至2014年是第三个时期,亦即第三阶段与第三样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全面繁荣发展的阶段,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阶段。这一时期,也开始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出现了史学在整体样态上分化和多样化的现象。如何在坚持唯物史观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在改革开放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共享化的新变局中开拓创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对的新的历史任务。

  二、史学与史学思想的一致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阐明及蕴含的思想。它包括关于历史客体的思想与历史主体的思想两个方面。所谓历史客体思想,一般又称作历史思想,是关于客观历史发展规律、发展动力、发展阶段等方面的思想,例如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即属于这一范畴。所谓历史主体思想,主要指历史认识论、方法论、编纂理论等方面的思想,也可称其为关于历史的思想的思想。两方面统一起来,可以合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

  史学与史学思想是两个不可分割、紧密关联但又不完全一致的概念。前者指史学的全部内容与成果,后者指其中的思想理论部分,不包括具体的实证性或文献性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灵魂。它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大不同,是新中国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使得它成为中国史学合法的绝对主导与主流。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构建了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与理论形态,由此而奠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与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同质性,又富于民族特点。它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但深深地植根于自己国家悠久的历史之中,在史学领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性与本民族国家历史特性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在国际史学界与史学理论界也具有重要地位和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新中国成立前,它不具备绝对的话语支配权,甚至在解放区以外处于“非法”状态。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样态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很有市场与影响力,经常挑战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实证主义、烦琐考证是大部分史家治学的基本特征。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彻底地改变了这种状态。

  正如“史学”与“史学思想”不可分割,史学及其史学思想的各发展阶段,也不可分割。它们是继承发展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或否定的关系。它们都依据唯物史观的指导而来,其本质是一致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史学与史学思想,既有区别,又不可分割;既不能以改革开放后的史学去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史学,也不能以改革开放前的史学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史学。

  当然,就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学整体面貌而言,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开放前,更加突出研究历史的骨骼,改革开放后则更加关注研究血肉。新时期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与特征,即在于历史的血肉空前丰满。这一特点可弥补因过于关注历史骨骼而带来的历史内容相对贫瘠的状况,但负面效应则是容易导致研究状态的碎片化、形式主义化以及理论思维的弱化,以至在实践中往往忽略“历史的规定性”,亦即历史的“质”。显然,历史的骨骼与血肉不可偏废。唯有相互为用、有机融合,方不失历史学的全体大用。

  历史发展的主脉与大势,就是历史的骨骼,亦即人类发展的历程与大道。迄今为止,对这条大道最完整、最系统、最深刻、最科学的揭示,是由唯物史观完成的。借助唯物史观的伟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完整、最系统、最深刻、最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道。

  他们对大道的揭示,是通过史论结合的方法,在探讨中国古代、近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客观历史研究过程中完成的,体现为对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历史课题的丰富研究成果。尽管这些成果的具体观点并不一致,但根本精神、根本方法、基本思路、精神气质是一致的。具体观点的不一致,不但不影响其科学性,反而彰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魅力,前所未有地深化了中国人对本国历史的规律性认识,说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学完全可以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发展。唯物史观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因此,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只能有一种观点、一张面孔、一个流派。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都有它要完成的时代任务。大体说来,从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史学第一位的时代任务,就是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道,彰显中国历史发展的骨骼。怎样在前人开辟的路径上继续开拓,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家要回答的新的时代课题。

  给历史的骨骼增添血肉;让历史之树不仅主干强壮,而且枝繁叶茂;让历史之河不仅主流清晰,而且支系发达。这成为新时期史学最突出的特征。于是,文化史、社会史蓬蓬勃勃地兴起。环境史、灾荒史、城市史及观念史、概念史、医疗史与区域史、生活史、风俗史等相互交叉,蔚为重镇。凡人类以往的形迹,几乎全被纳入中国史家的视野。历史研究的领域与范围,空前扩大。

  如何让丰满的血肉不拖累骨骼,怎样让丰茂的枝叶不遮蔽主干,如何让细密的支流汇入江河?如何在血肉空前丰满的前提下不流于“碎片化”?在区域研究中观照全体、在历史描述中不忘本质、在借鉴交流中不失自我、在微观考据中不止于碎片、在史料梳理中不忘思想,总之,在丰满中保持神采,不失历史学真善美的全体大用,这显然会成为今后正当的路径选择。沿着唯物史观的路径与时俱进,继续开拓,而不是另起炉灶,这是最根本的答案。

  三、对晚清“新史学”的超越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结果,但也具有本土的学术根脉与源流。

  晚清“新史学”构成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背景。它是建立在批判和超越传统旧史学基础上的一种全新的史学样式,是旧民主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史学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在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新史学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逻辑的起点和学术的基础。有了“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可以直接超越旧史学,在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学术与思想起点上,实现更高程度的超越。

  第一,“新史学”已经具备晚清时期最完备的世界眼光,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世界统一性和规律性的特征相衔接。他们改变了两千多年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开始将中国视为世界的一部分,最早开创了中国近代的世界史研究。在史学观念上,中国与世界无法再分离。这种全球性和世界化的眼光,是史学观念的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致。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立足于全球化和具有世界性目光的史学。

  第二,“新史学”是以“经世”为价值取向的致用史学,是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实践性史学,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性与革命性品格相衔接。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经世致用、应时而起、将历史与现实打通的史学。

  第三,“新史学”家所遵奉的进化史观,虽然与唯物史观具有本质区别,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信人类进步、追求人类进步、构建历史分阶段演进模式的属性相衔接。当然,新史学家们对进化史观的态度并不一致,进化史观本身也颇多缺陷(如单线一元性、简单化等),但总体看,进化史观以进化、进步的理念为前提,与唯物史观具有一致性。

  第四,“新史学”对封建旧史学所展开的猛烈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批判性的品格相衔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封建史学日益没落和边缘化的基础上使其愈加没落和边缘化,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向不可逆转的基础上使其继续前行,实现超越。

  第五,“新史学”家“伸民权”“写民史”“去君史”等鼓动史学通俗化、强调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系列主张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人民群众历史作用、打破王朝体系、以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治史的特性相衔接。

  总之,“新史学”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孕育阶段,是学术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清扫了道路,做了逻辑的、思想的以及学术资料上的准备。正因如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都对新史学予以积极评价。

  但是,“新史学”无法自发地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归根到底,它是一种唯心主义史学,还是一种形式主义史学,思想源流庞杂而多元,许多见解也偏激而错谬。它“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对历史主体背后的诸多“奥秘”,只能触及,无法揭示。这样,它非但不能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还会与马克思主义日行日远,愈加背离。因此,辛亥之后,“新史学”很快落在了时代后面。“新史学”被更新形态与样式的史学所代替,也就成为必然。

  四、与中国革命史息息相关

  辛亥革命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及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中国人民首要的历史任务,客观上需要有新的学术文化与之相适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即适应了这一历史需求。“在中国由悠久历史和丰富遗产的历史学,只有从与马克思主义有了接触时起,才逐渐地成为对于中国人民自求解放的斗争具有指导作用的一门科学。”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就与“革命”的主题息息相关。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必须结合革命史的视角。

  十月革命后,中国处于历史谷底。正如毛泽东所说:“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苏俄的巨变及其对华政策,给中国投来希望。原已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巨大的社会需求驱动下,很快滚动为潮流。这股潮流不仅与旧有的及新出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峙、较量、斗争,而且很快转入政治实践层面。一是直接介入政治言论,二是积极影响青年学生,三是在莫斯科的指导与帮助下,直接创立全新的政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政治组织基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诞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而成长、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使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起点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而生。从政治属性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从学术建构的起点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话语之源——中国社会性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话语之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一种知识形态和学术样式,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一开始就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很快地成为革命的思想战线上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为国民党反动派所雇佣的以及一些有成见的旧史学家,曾经以不同的理由,对新的历史学进行过各种攻击。这不说明别的,正是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以后,产生了强大的战斗力量。”毛泽东曾经用“政治生力军”与“文化生力军”来比喻中共与左翼文化队伍的关系,说后者在许多领域都有大发展,都起了极大的革命作用。“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这实际上也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壮大,不是推行意识形态的结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是否相信唯物史观,取决于它是否能满足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是否较其他流派高明。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这里所谓“人民”或“人民群众”,首先是知识分子。由于中共拥有最能满足中国社会需求的理论,这种理论无论在解剖现实还是在观察历史方面,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深刻性、科学性与有效性,这就使得弱小的共产党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在政党横流、学派歧出、竞相表现的环境中,脱颖而出,迅速壮大。

  国民革命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初步实现与中国社会,特别是与进步青年学生的结合。但这股思潮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中间,没有触及更广泛的中国社会,与工人、农民、士兵等社会阶层是脱节的,但国民革命运动改变了这一切。

  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结构及人们思想的冲击,远远超过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它最大的特点,是其实践品格。从此时开始,理论不再局限于说明中国,而是在说明中改造中国。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觉遵奉的意识形态和理论信仰,而且影响了中国国民党。从这时开始,马克思主义成为解剖中国社会唯一有效的解剖刀。舍弃马克思主义,即无从观察中国社会、无从开出医治中国病症的药方、给出中国未来前景的答案。已经没有第二种理论可以代替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实社会与历史进程,成为人们必然的选择,而先进的中国人对此具有高度思想自觉。

  凡民国时期对唯物史观有所了解的人物,几乎都是在国民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能够触摸到社会现实与历史的本质问题,乃始于国民革命。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分析中国现实,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眼下的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这个问题本身,其深刻性即前所未有,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人所想不到,提不出。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既成为革命的理据,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建立的直接动因。中国社会性质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之源。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早期著述,几乎毫无例外地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而展开其思想行程。这些著述虽然在认识上不乏模糊,却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最初尝试,指示了尔后的思考方向。后来发生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正是以这些著述为开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发点、思考路径、基本问题和基本框架,也由此发其端。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建立者,首推李大钊。从晚清到民国,像李大钊那样既具有国际组织背景,而又集理论家、宣传家、政治活动家、政党创建者及大学教授于一身的人物,找不出第二位。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早期的优秀著作给当时人的感觉是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特别是对旧式学者而言,可谓闻所未闻,平生仅见。当然,这些著作还仅代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形态,许多深层次的历史理论与技术性的史学理论问题,还没有涉及。担当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构工作的,大都是中共领导人。第二国际某些错误理论的影响,程度不等地存在。这种情况,与国共两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尚未破裂,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问题缺乏深入认识以及托派问题还处在萌生状态等,相互关联。但是,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属性和诸多特点,均已具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目光锐利、高出时流的光彩,已得彰显。

  五、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血脉相通

  1927年7月国民革命运动的失败,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民国历史的拐点,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同样如此。

  革命失败带来一个思想成果,就是迫使人们追问:到底应当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共产主义运动到底在中国适合不适合?这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等问题,不但没有因大革命失败而消歇,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摆在人们面前。思考的工具,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时中国进步知识界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共产国际不仅“教”中国人怎样革命,而且“教”中国人怎样思想。前者立足于实践,后者立足于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践行理论。国民革命中,中国人树立了从社会性质说明社会革命的思维路径。大革命的失败倒逼人们追问,为什么依据社会性质而发动的革命会失败?这就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

  遵循同样的思想方法,得出的结论未必一致。思维一旦与实际材料相结合,必然在结论上表现出丰富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它的幼年时期,就肩负起了回答中国社会性质这一重大命题的历史任务,而指导它回答这一问题的老师们,意见也不一致。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列宁原有论述。列宁认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国家,但封建宗法关系占很大优势。在列宁这一基本论断指导下,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但国民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国社会性质”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列宁论断的基础上继续开掘。因此,在莫斯科,由对中国时局走向的判断分歧,扩大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分歧。

  当时,在莫斯科形成两大观点。这两大观点,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是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逻辑内在理路的重要线索。

  一派观点以托洛茨基、拉狄克为代表。认为中国虽然既有“半殖民地”性,又有“半封建”性,却是资本主义关系压倒一切。在资本主义关系主导下,革命的基本任务除反帝反封建外,还包括反资产阶级。因此,应在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进行阶级斗争,推翻国民党,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托派的口号是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这套观点经中国托派分子们发挥,得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

  另一派观点以布哈林、斯大林为代表。认为中国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但封建势力占绝对优势,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阶级联盟。所以,国共两党共同反帝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军阀)密切关联,故反帝的同时要反封建。中国革命属于民主革命范畴,不存在反资产阶级的问题。

  上述两大观点,概括地说,前者属于“不断革命论”,后者属于“革命阶段论”。

  这种争论,显然都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了解这场交锋的来龙去脉,无法通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逻辑。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要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些命题,其来源或直接或间接地与批判托洛茨基派观点相关,也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学者的相关争论相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年。

  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紧紧相连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有两个需要补充的环节:莫斯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理论方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践方面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既与克服教条主义相关,也与批判托洛茨基派的左倾激进主义相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集中于理论领域。具体体现,是在中国社会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击败托派,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理论。

  新中国成立前,批判托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中共五大之前,不存在托派。大革命的失败,将陈独秀等人推向托洛茨基派,也促进中共对社会性质问题的系统思考。中共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形成强烈的组织自觉,乃始于六大。最直接的动因,就是莫斯科的理论大交锋。

  就社会性质而言,正如周恩来所说,它在六大时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几项决议案,其中关于社会性质的论述虽在《政治决议案》中有涉及,集中表述却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六大决议继续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同时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观点在中共文件上的正式确立。

  “新思潮派”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成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理论的自觉实践者,其工作既是理论阐述,也是学术研究,同时又是当时肃清托派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

  新思潮派主要的论战对象,正是中国托派,其次是以国民党改组派为背景的一些国民党学者(又称“新生命派”)。针对托派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关系主导、封建势力只是残余的观点,以及“新生命派”认为中国是混合型特殊社会、只有国民党才能担任此种社会政治领导的观点,新思潮派着重论证了中国的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性质。

  至少毛泽东在1923年7月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中,就已经确认中国是半殖民地。1926年9月,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又提到中国是半殖民地,同时认为革命的最大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这表明,毛泽东原有自己的认识轨迹。1935年到延安后,毛泽东开始系统进行理论建构,逐渐形成毛泽东思想。其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至少在1938年3月即已成熟。这年3月20日,毛泽东对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作过一个简短演讲,专门论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是他这方面思想已经成熟的标志。毛泽东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视为“规律”“总的最本质的规律”“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足见他把这一问题看得多么重要。毛泽东这一定性,是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理论构造的重要构件。其后,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都不惜笔墨地论述了这一理论。

  “近代社会性质”是“古代社会性质”研究的起点——先有对前者的研究,后有对后者的研究;先有社会性质论战,后有社会史论战。梳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这一话语的形成史,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具有密切关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总的最本质的规律”为基础和前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参与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论证与构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的重要贡献。

  七、中国特色的科学学术形态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一门深刻严谨的科学,而且是中国史学产生以来最深刻最科学的史学形态。革命性、实践性、时代性、使命感的特性,非但没有使其丧失学科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反而使其科学性与真理性经受实践检验,得到实践证明。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险恶的逆境中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其他史学形态只需接受思想与文本的验证,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则还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高于其他史学形态、达到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科学境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民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为了“时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了学术前台。对这种“奇怪”的现象,一些人视之为20世纪30年代的“谜”。其实,这个“谜”恰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管用”的学问。

  分析社会、历史及政治问题,唯有马克思主义最能洞彻实质。特别是解答最现实最急迫的社会性质问题,不借助马克思主义,就连最基本的话语概念都建构不起来。所以,马克思主义依靠其无从替代的科学性与深刻性,虽遭政治围堵,却能在整个社会和思想理论界,占据势不可挡的气势和地位。当时许多人可能不信仰、不使用乃至悬置、排斥或痛恨唯物史观,但一涉足社会历史领域,便只有运用唯物史观的人才有发言权,才能相对地把问题讲透彻。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所以它不但不因共产主义运动的受挫而减弱,反而变得愈加坚毅和深沉。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讨论的问题看,它在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政治思潮、社会思潮、文化思潮、思想流派当中,是最深刻的。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在逆境中立住脚、赢得人心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参加论战的人士,共有四派。代表中国共产党观点的一派,即“新思潮派”。中国托派、代表国民党改组派的“新生命”派,以及代表自由马克思主义者立场的“读书杂志派”。四派之外,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派学者对论战采取挖苦讽刺的态度,也发表若干言论,遭到四派一致批判。但胡适一系的影响非常深远。迄今海内外诸多对中国社会形态问题持所谓“悬置”或批判立场的观点,大都可溯源于胡适。陶希圣与胡适后来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对中国社会属性的看法,虽多来自陶希圣,但也掺杂有胡适的影子。

  上述四大派别之所以能够“论战”起来,在于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即至少口头上都声称自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至于他们当中某些人是否真的信奉唯物史观,在多大程度和怎样的层面上、怎样的时间段内信奉唯物史观,则需具体辨析。

  这个现象本身就耐人寻味。为什么骨子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却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声称自己遵奉唯物史观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代替的唯一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论战者之间具有不容置疑的深刻性、真理性与权威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属性,使得陶希圣这种痛恨阶级斗争理论的人,也不能不羞答答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他们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在社会史论战中就连发言权都不会得到。

  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逻辑延展,蕴含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根据和逻辑秩序。只有解决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确定,才能既有历史根据,又在逻辑上讲得通,中国革命才能确定其对象、目标和任务。所以,围绕古代社会性质所展开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所在。事实表明,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凝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贡献。

  “新思潮”派的核心价值取向,是说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在于把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具体落实到中国历史当中去,最终说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指明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围绕这一核心,他们普遍肯定奴隶制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上同样存在这样的阶段。但是,他们的具体主张不同。由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等同于唯物史观,所以自然而然地将否定奴隶社会普遍性的观点,看作否定唯物史观。不过,唯物史观与社会形态理论是否在一个理论层次上,社会形态理论是否较唯物史观低一个层次,否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是否必然导致否定唯物史观,在新思潮派之间也有不同理解。但不可否认,当时确实有人试图借否定奴隶制来否定唯物史观,进而否定“共产革命”。

  在封建社会问题上,新思潮派学者的分歧只在上限。在下限上,他们没有分歧。他们一致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乃承接于封建形态的中国。这种一致,其意义和价值远远大于他们在起点上的分歧。所以,他们一致对中国社会特殊论、商业资本主义说之类观点,给予批判。

  与奴隶社会问题不同,当时各派均不否认中国存在封建社会,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特征与下限上。他们的着眼点虽然有异,但大都在下限上与马克思主义史家持相反的观点。这足以看出,“下限”比“上限”重要得多。

  须指出的是,新思潮派虽以历史规律的普遍性为依归,但没有忽略中国社会的独特性。相反,他们对中国社会独特性(主要表现为封建性)的关注,是很强烈的。为此,他们还曾经受到中国托派的指责。这种指责反衬出新思潮派对中国社会独特性的重视。事实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就是普遍性(半殖民地)与特殊性(半封建)相互结合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更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很难设想,如果不重视中国历史与社会的独特性,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成果——毛泽东思想。

  至于国民党改组派“证明”中国是“特殊社会”的做法,则完全不同于新思潮派对中国独特性的重视。前者力图使中国脱离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进的大道,将中国视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自足的系统。这在本质上与把中国视为独立而完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后者则是在承认人类共同历史规律的前提下揭示中国历史的特点,将中国视为一个开放的、可以与人类共同规律对接的部分。因此,同样是在“独特性”或“特殊性”上做文章,旨趣与归依完全不同。

  真正忽略乃至无视中国历史独特性的,是托派分子。在他们看来,只要整个世界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内,那么中国残存的封建势力无论多么严重,都只能是主轴驱动下的发条。他们用“世界”代替了“中国”,用整体与一般代替了区域与特殊。他们抹杀革命道路的阶段性,同样是蔑视特殊性的体现。

  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的史学形态。它探讨的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宏大的学术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才有勇气和能力来面对与解决这些宏大问题,而勇气和能力来自科学。

  之所以是科学形态,还在于它将科学的历史观与史料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历史实际进行了有机结合。“史论结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采用的基本方法,虽然在运用过程中产生过教条主义的偏差,发生过“以论代史”“以论带史”“论从史出”等歧异性提法,但总体看,“史论结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居于主导性的位置。“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就是史料所负载的中国历史实际。

  中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以社会史论战为舞台,促使唯物史观全面进入中国历史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形态被确立起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学说,成为了历史研究的锐利方法武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框架,所思考的基本问题,所具有的基本特色,最具有代表性的史学大师及专业史学队伍,最早的经典著作,均经由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得以形成和展现。这是李大钊等人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来的一次飞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工作,正是沿着此时形成的方法和路径展开。因此,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性事件。郭沫若193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性著作。

  毋庸讳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存在教条化的缺陷,但是,他们的教条化缺陷,正是在关注中国历史独特性的过程中发生的。它不是因为像托派那样以“逻辑”来代替历史才导致教条化,而是在理论与史实的结合上存在不足。所以,就思考方向与价值趋向而言,它的方法论始终是反教条主义的,其科学性与有效性无可置疑。

  八、以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

  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史学思想,主要有两项任务:第一,把历史事实叙述清楚;第二,把理论逻辑揭示出来。作为史学思想研究,首要任务应是把思想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社会性质”这一话语之源。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史学思想,是从“社会性质”开始展开其实际历史行程与逻辑行程的,表现为“历史”与“逻辑”的高度一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同样是从“社会性质”开始展开其实际历史行程与逻辑行程的。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逻辑体系,都需要从“社会性质”入手。

  所谓“实际历史行程”,是指从当下的现实出发。中国现实社会的性质恰好成为研究过程的开端。所谓“逻辑行程”,是指以社会性质为起点展开思想系统建构。中国现实社会的性质恰好也是叙述过程的开端。只有理解清楚“社会性质”的实际地位与理论位置,才能清晰地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逻辑框架或逻辑结撰体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这个问题构成现实环境,也是理论的切入点。要回答清楚这样的问题,一要有科学的理论工具,二要有可以借鉴的实践样本。恰好,十月革命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人得出了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观点与总结论。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如何?沿海与内地有没有差别?城市与乡村有没有差别?半殖民地半封建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和阶段,等等,那属于这个总观点与总结论的细化问题。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自哪里?这就把问题从近代引向了古代,从近代社会性质引向古代社会性质。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东方社会理论以及社会经济形态划分的理论来进行。由古代中国再到中国原始社会、国家与文明的起源等更遥远的问题,都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来予以阐释。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热烈地讨论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奴隶制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问题、井田制问题、郡县与分封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看似纷纭繁杂,实质只有一点,即确认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

  只有弄清楚古代社会性质,近代社会性质才会其来有自。“社会性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思想理论以及政治理论中话语之源的地位,由此彰显。从“社会性质”的厘定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得以建构。从近代社会性质,到古代社会性质,再到农村社会性质;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与历史任务,就是在对“社会性质”的认识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性质”是170多年来中国的根本问题、核心问题,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问题、核心问题。它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是对社会现实进行考察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只有以“社会性质”为核心去考察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理论成果与实践过程,才能比较彻底地认识清楚今日中国的来龙去脉,亦即其内在逻辑与实践品格。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科学结论,从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的高度,解决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讨论与论战,要解决的则是“中国从何处来”的问题。它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基本共识是存在的。那就是:第一,中国古代历史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所阐明的基本规律;第二,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位于人类共同文明历史统一规律性之下,没有游离于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之外;第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身是封建地主制社会。这些基本共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精髓,其价值与意义远远大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观点上的分歧。没有理由依据他们的观点的分歧,去否定他们的结论的科学性。

  “社会性质”居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逻辑首要位置。由“社会性质”出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开始了其理论思考、理论撰述、实证研究的行程。

  首先是对唯物史观的学习与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以社会性质为核心去学习、理解和阐释唯物史观的。唯物史观是关于世界历史的历史观。在唯物史观的总观点下,形成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系统。这一系统,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来都是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

  其次是对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关系的阐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贯坚持历史普遍性、统一性与特殊性、多样性的统一,坚持描述历史现象与揭示历史本质统一。它将普遍性、统一性作为理解历史现象的基础,将历史本质作为解释历史规律的规定性所在。这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逻辑架构。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的全部阐释与论述,是在上述原则下展开的。他们对其他历史理论问题,如历史的关联性、实践性、适应性的阐发,可视为上述理论框架的逻辑延展。因此,抽离普遍性,等于扼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命。而指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关注独特性与特殊性,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历史发展法则代替活生生的历史,则无从解释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为什么也会有分歧,翦伯赞等人后来何以会高度张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等等。

  最后是对中外历史中社会经济形态、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全面深刻阐释。在考察历史的时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向来把生产关系作为考察的基本对象。他们要求时时把握历史最深层的“质”,绝不可被历史的外在形式遮蔽住眼睛。而历史最深层的“质”,主要通过生产关系反映出来。因此,指责马克思主义史学忽视对生产力的考察分析,主张以对生产力的分析来代替对生产关系的分析,实质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不反对考察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为它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但是,对生产关系的考察分析应当处于优先位置,因为在古代生产力资料普遍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生产关系能够更直观更直接地反映社会性质。生产力研究,说到底是为生产关系研究服务的。

  马克思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贯穿着马克思的这一思想。

  当然,以“社会性质”为核心,不意味着非核心内容不重要,不意味着非核心的内容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彻底解决。本质不能代替现象,主流不能代替支流。历史思维的大忌之一,在于以一种倾向去遮蔽另一种倾向。只有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统一,才能得到全面的历史认识。但作为思想史研究,其基本方法是尽量过滤掉起“干扰作用”的“偶然因素”。这样才能突出思想的特质。从“社会性质”出发,突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特质。

  九、五大历史贡献

  刘大年曾经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进步史学界的成绩概括为五项,即: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宣传了劳动人民在历史中的地位,宣布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劳动生产者自己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它在鸦片战争以后开始走向崩溃的历史作了研究,肯定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解决了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期这个根本问题。结合新的历史实际,这里也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大贡献。

  第一,实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这是我国史学乃至文化发展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把唯物史观引入中国,而且使其与中国历史实现了科学结合,从而使得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得到革命性进步、在整体样貌上得到系统性改观、在思想理论上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化。

  由于引入唯物史观,历史学的范畴、概念、术语、词汇、修辞与思维方法、论证与表述方式全部改变。已经进入人民日常生活的许多概念,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都是随着唯物史观而来。这套完整的概念系统,封建旧史学不具备,即使晚清新史学也不懂。

  第二,第一次让中国历史走出纷繁复杂的杂乱状态,具有了逻辑秩序,显示出其内在的规律性。

  中国古代史学终究不能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虽然古代一些天才历史学家提出许多精美而深刻的思想,但距离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还很遥远。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虽然在整体上有所进步,但同样不能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唯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一次实现了从社会经济形态的高度,对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作了理论抽象,使其基本映现出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脉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结论在指导思想与科学方法论上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印证。正确的结论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蕴于各家之中。认识没有止境,对中国历史的解读不会终止,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会继续发展。

  第三,前所未有地探讨、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史学理论命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历史认识、深化了中国人的历史思想。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特质。这种特质是通过所探讨、研究、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命题而体现的。例如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关系、关于史与论的关系、关于近代中国的基本线索,等等,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很深刻的。

  第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做出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理论贡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形成做出了历史贡献。目前,要真切认识中国道路与中国梦,就不能不走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第五,为中国史学引入一批科学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与唯物史观相伴而生,相得益彰。例如历史与逻辑相互统一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等等,在唯物史观统领下,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史学的质量。

  十、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国家政权性质的根本改变。在这一大格局中,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引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向前发展。同时,新中国培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开始崭露头角,推出研究成果。民国时期疏离马克思主义乃至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们,在总体上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靠近,最终融入。

  新旧两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基本思想状态是,坚定信仰唯物史观,虔诚学习马列主义,爱党爱国,赓续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知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精神饱满地积极配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努力在史学理论、中国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历史科研组织、历史教学、世界史等方面做出贡献。

  他们置身于浓厚的马列主义学风中,力求用马列主义思想改造旧中国的学风与文风,塑造全新的学术样态,在自觉顺应并推进新政权总体政治格局的思想指导下,大力促进学术繁荣。华岗所说“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和历史实际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体样貌。

  改革开放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筑牢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在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的基础上,结合新中国的形势与任务,继续拓展、深化。同时,通过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提出一批新的史学命题,促使中国史学自觉地与新的历史环境与社会条件相适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健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基本共识是继续坚定信仰、维护马列主义;同时适应形势的发展,力求有所拓展和前进。在原有的宗旨下加入开放的特质,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基本学术取向。

  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承“五老”等人开创的学术话语体系,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通过对新旧史料的深入解读,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领域,深化了以往的历史认识。他们当中许多人对新时期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批人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

  目前,中国史学状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其中有一批优秀学者沿着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开创的路径,不断开拓进取,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学研究的新样态做出了贡献。

  展望中国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进一步发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它放在现时代,自觉地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匹配的新型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态。

  (作者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邮编:100026)

  《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