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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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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超: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一方面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已从地域性民族国家有机体迈入世界性有机整体形成的时代;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机体正面临着局部战争、极端恐怖、气候变化、海洋酸化、物种灭局、金融危机、网络安全、贫富差距等重大现实问题挑战。正是在人们不断追问这个世界怎么了以及人类社会有机体的未来究竟将走向何处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要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洞悉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关注人类命运前途而建构的理论谱系,也是应对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共同挑战而提出的实践方略;这不仅是一种国际外交战略,更是一种面对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在逆境中成长这一时代困境中人类社会如何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而提出的一种世界发展范式革命的深层探索,充分彰显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旨归。因此,运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科学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时代意涵和现实路径,必将有助于我们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深刻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展现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魅力。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人类社会有机体是一个从“地域性”生存状态走向“世界性”发展状态的历史过程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有机体的演进开始由孤立、封闭、分散走向普遍联系和整体发展。从那时起,任何一种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发展理论,都必须对这一新生的世界性有机整体给出自己的科学解释。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有机体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活动的产物,人们通过形式多样的各种交互活动而形成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而产生了人类社会这个有机共同体。同时,随着交往的不断扩大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辟,原先民族国家之间孤立、封闭的发展状态被消解,人类社会的历史由此进入了“世界历史”时代,整个世界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有机体。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1]。这样,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普遍交往和同生共存就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常态,此时,每个民族国家无论是先进还是落后,都是世界有机体这个超大系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不可能脱离它而孤立地存在与发展。这表明:当人类社会从“地域性”生存状态走向“世界性”发展状态时,各民族国家有机体也就在一个更宽广的时空界域中运行发展,进而人们对自身交往空间的认识也将超出本民族国家有机体这一特定的内涵范畴而具有了“世界性”意义。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历史逻辑。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民族国家有机体向世界有机体发展的逻辑使然。在世界历史新时代,任何民族国家作为世界有机体的构成部分都处在紧密的相互联系之中,并且这种联系不是简单的机械联系,而是在更高层面上部分从属于整体的有机联系和生命运动。在这里,任何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都会引起世界有机体内部秩序和平衡的破坏,因此,要推动世界有机体进步发展就必须使各民族国家携起手来共同建设一种相互联系、彼此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以抵制一味追求资本利益和剩余价值的旧理念,创造一种符合世界历史新时代变化发展要求的新理念,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逻辑使然。那么,一个民族国家是否就一定要接受世界历史新时代所催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推动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主体是人,人类之所以有历史并不在于人类是孤立的个体,而在于人类的社会结合,正是这种人类社会结合的共同体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发展。个体是有生有灭的,而整体则继续前行,并传承着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所以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时,代表人类进步发展方向的命运共同体必然逐渐生成。维科在他的《新科学》一书中指出:“起源于互不相识的各民族之间”尽管在最初“彼此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相隔很远”,但“必有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支配着它们创造人类历史而永恒地保持下去[2]。黑格尔认为:“不同他人发生联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同样,不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的国家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个体。”[3]因而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国家都必须把发展普遍交往作为发展自身的必要条件,否则个人就不是现实的个人,国家就不是现实的国家。尽管孤立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着国内的工商业发展,但终究会因徘徊于经济全球化之外而带来经济衰退和文化保守,进而逐步远离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大道。因此,在世界有机体的历史语境中,各民族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必须以积极的心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全球资本增值的利益纽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寻找机会发展自己,同舟共济,休戚与共,共同推动世界有机体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1]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新时代世界各民族国家和人民的“革命远景”。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民族国家有机体发展内在历史规律性的必然诉求。人类社会有机体虽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的机体”[2],但同时又有它内在的发展规律性,其最终的结果是由无数单个意志力量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的一个合力。这一合力结果“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3]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说,尽管单个民族国家有机体的世界交往行为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有着自己的利益目和特殊动机,但它们交往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却不依赖于单个民族国家有机体的意志而是具有客观规律性,是“历史合力”运动的结果,即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的总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提出和构建的历史必然诉求。换句话说,尽管各民族国家有机体因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形成的矛盾、冲突和危机等负面影响,就资本逻辑本身是无法被克服的,但由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的客观规律性,总是从野蛮到文明、从无序到有序、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地域性到世界性向前运动发展的,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有机体具体的表现形态是不同的。因此,随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新变化,构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有机体组织形态就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诉求,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种新的更高级的有机体组织形态,它将彻底抛弃资本逻辑所造成的一切人的异化与分裂,克服以往以牺牲一部分人作为社会发展代价的弊端,使人类社会有机体朝着更为有序、协调、和谐、理性的趋势发展。同时,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各民族国家有机体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成为可能。所以,我们在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时,必须把握两点:一是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世界性有机整体来分析,才能揭示其生成的理论逻辑和时代意义,它不是针对某一个民族国家有机体的历史发展提出的特殊方案,而是体现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构想;二是要充分重视世界历史语境对各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影响和制约,即在世界有机体中,每个民族国家有机体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历史大环境的影响,民族国家有机体发展一旦融入全球化世界历史进程,就不可能再退回来,就必须遵循世界性有机整体发展的内在历史逻辑。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的提出与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哲学依据。当然,世界是多元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理念的提出并不是要排斥和取代各民族国家有机体发展的特殊性,相反,它强调的是要在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各民族国家有机体的普遍交往,以彰显民族个性和特色。鲁迅先生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正是不同民族国家有机体发展的共同合力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进程。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民族国家有机体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选择。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有机体历史演进的规律时,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通过对人的发展与社会共同体关系变化的深入剖析,将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依次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和“人的自由个性”发展阶段[4]。第一阶段是人的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于生产能力所限人们只能在狭小的地域内孤立地生存发展,进而以血缘和地域关系结成一种自然共同体(地域共同体)。随着分工和交往的不断扩大,自然共同体(地域共同体)逐渐瓦解,并为一种抽象的或虚幻的共同体所取代,人的发展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本质特征的第二阶段。此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的交换关系的普遍,人在一定程度上不再直接依赖于某种共同体或他人,而是依赖于商品、货币和市场等,人看似“独立”,却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奴隶,失去了自主性。在第三阶段,随着交往和生产力的普遍性发展,人们将不断摆脱对物的依赖,自由支配的时间将不断增加,“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每个人的社会关系都得到全面发展,社会交往得以摆脱民族和地域的限制,人类最终挣脱资本的枷锁,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劳动者联合体。在这里,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与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增值为目的,共产主义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这样就把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的最终目标与自由人联合体有机结合起来,辩证地阐明了两者发展的一致性。

  然而,人类社会有机体不可能一下子就从以物的依赖关系步入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目标,资本逻辑造成了人们为了个人利益和特殊利益进行激烈的竞争和矛盾斗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使人变成了毫无精神诉求和价值尊严而只追求物质利益的单向度的人。这表明,资产阶级按照资本逻辑为自己创造的文明世界是一个严重的畸形世界,必然走向正义的反面而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但资本主义社会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自行灭亡的,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到来又需要一个孕育和准备的漫长历史过程。因此,在高度发达社会生产力、物质财富充盈奔流的“人的自由个性”阶段还未到来的时刻,就需要有一个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崇高目标创造现实条件的历史孕育或准备阶段,以克服人类“以物的依赖关系”生存状态中所产生的种种劳动异化、阶级剥削、民族压迫、武力霸权等现代性难题和痛楚,而当前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要摆脱人对物的依赖,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创造历史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推动人类解放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选择与必经之路,这一理论构建是一个宏大的战略愿景,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性实践,它在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照顾各民族国家间正当利益,以及秉持尊重互信、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等理念基础上,寻求人类社会发展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以利于人类创造的多元文明永续发展,体现了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人类整体长远利益与民族国家现实利益的有机统一,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长时段历史与阶段性历史的辩证统一,科学地解决了“必然的现实世界”与“自由的未来世界”之间的有效联结。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涵:人类社会有机体各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同维护着世界历史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在建构社会有机体理论时,总是把社会、乃至世界看成一个有机体整体,强调社会不是个体的机械组合或简单叠加,而是一个“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相互依存”[2]的活的有机体,其内部结构各要素和组成部分,包括民族、国家、人、自然,以及其经济、政治、文化等每个社会生活领域并不是分散的、孤立的存在,它们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虽然这些结构要素在世界有机体中都有各自的位置和发挥独特的作用,但都是这一有机整体中的分系统或部分,它们合力推动着世界有机体的发展,使世界有机体呈现出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的特征。因此,只有从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特征的高度,才能把握作为巨大有机体的当代世界的发展规律。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对话协商,以平等民主的政治理念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有机体指明了新方向。作为世界有机体组成部分的各民族国家有机体特殊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是否一定要在冲突斗争中才能解决?如果各民族国家有机体一味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而无视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那么凭目前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就足以破坏我们居住的星球,任何一场核战争都将是对人类社会有机体的毁灭,而我们还不具备逃离这颗星球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携起手来,打破民族国家有机体内部以及民族国家有机体之间的一切障碍,通过平等对话、互谅互商,寻求一种伙伴关系的共同发展旨趣来有效化解民族国家有机体特殊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有机体,以保护目前唯一使我们生存延续的地球。历史地看,在世界历史形成的一定时期,资产阶级往往依靠武力、战争、殖民、剥削等手段和方式来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总是试图“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在资产阶级给本民族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世界交往的形式也逐渐变得复杂多变和失范。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明多样性时代,如何避免民族国家有机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战争,直接关系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愿景。就当前世界格局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发展的新方向。构建顺应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和发展要求的共同体,既是对资本逻辑无限扩张所导致的国与国市场贸易相互掠夺和零和思维的批判,也是打破民族国家地域界限,创造世界范围普遍交往新范式,将各民族国家地域历史进一步转变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世界历史的宏大战略思考;既符合当代中国与国际社会所追求的根本利益,也彰显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与美好追求,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拓展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对民族国家内外部构成要素稳定有序发展问题的新理解。正如习近平所言:“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2]只有这样,各民族国家才能向着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有机体新方向发展。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建共享,以公道正义的交往方式为构建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有机体提供了新思路。人类社会有机体是由众多民族国家组成的,民族国家的生存价值总是在自身与整个世界历史的普遍联系中显现出来:一方面民族国家是世界有机体中的民族国家,是“社会存在物”,从它作为价值客体来说,需要其对整个世界有机体这一价值主体做贡献,必须承担国际社会责任,遵守国际社会规则,维护国际社会秩序,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样世界有机体才能前进和发展;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作为价值主体要求世界有机体这一客体满足其自身的特殊利益需求,在此民族国家作为个体从整体中获得价值,是共同利益的享有者。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建共享,强调每个民族国家首先要对世界有机体的共同利益发展负责任、做贡献,要共同参与国际社会利益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这是世界有机体利益成果实现每个民族国家共享的必要前提。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世界有机体成员才能在共建中实现共享,并且创造和贡献的财富利益越多,其享用的成果和权益就越多。因此,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追求,它所倡导的共建共享、公道正义的安全格局是习近平在总结世界有机体形成中解决国际安全秩序问题的经验教训后提供的新思路。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将继续发挥大国应有的责任,支持联合国在处理各种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并在这一落实进程中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另一方面,中国希望各民族国家依据自身的实际通力合作,特别是发达国家应抛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世界人民一起共建人类美好家园。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1],民族国家有机体只有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国际安全观,才能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有机体。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合作共赢,以宽阔开放的博大情怀为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有机体打开了新格局。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各民族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有机整体的发展,不同民族国家有机体之间在通过不断交往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整个世界面临的问题、风险和挑战。历史和实践都证明,封闭保守导致落后,开放合作带来进步。在孤立的状态下,社会有机体延续过程中容易出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定型和僵化,这往往会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为了保持世界有机体的发展活力,各民族国家有机体必须秉承合作共赢的开放精神,积极推进互帮互助、互利互惠,从其他民族国家有机体中汲取发展的智慧、养分,同时也用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繁荣。近年来,中国着力推动“二十国集团”加强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筹建亚投行等,搭建了许多合作共赢的发展平台,不断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不仅顺应了时代要求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愿望,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助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各国的繁荣发展。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这表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自觉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构思在资本主义经济还占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如何促成一种新的世界格局来推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全球经济的新发展。事实证明,“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3]。当今世界是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加速融合的时代,各民族国家有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也难以在封闭的环境中谋求发展,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走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才能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有机体。

  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交流互鉴,以和而不同的文明视野为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有机体拓宽了新道路。开放性、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特性之一,各民族国家有机体存在于一定的世界环境之中,它不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而是开放的、处在与其他民族国家有机体持续不断的普遍交往中,通过与外界的普遍交往而增强自身发展的空间和活力,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全球性特征。因此,世界历史形成以来,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有机体都无法脱离其他民族国家有机体而独立存在。虽然各民族国家有机体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其社会的内部,但不同民族国家有机体之间的交往能够为自身发展带来新的思想、观念、知识、信息、技术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各民族国家有机体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使世界有机体处于不断的运动发展变化之中。但同时,不同民族国家由于自身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社会环境不同而呈现出独特性,进而使人类文明又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所体现的开放性、多样性特征告诉我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以和而不同的文明视野开辟新道路,摆脱文明冲突论的言说,使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世界有机体发展进步的动力。习近平认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4],有的只是特色和地域之别。在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国家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世界多样文明,篆刻下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文明画卷,谱写了一曲曲动人心弦的文明乐章,因此,任何民族国家的文明成果都应得到尊重和传颂,而每一个人都应享受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要让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平等相对、取长补短、包容互鉴、兼收并蓄的思想认识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而植入人心,不断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第五,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绿色低碳,以尊崇自然的红线思维为构建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有机体创造了新模式。人类社会是从自然界中演化而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关系,也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性要素,因而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相互交流、互动的演进史。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因此,要使人类社会有机体保持和谐、持久的运行状态,就必须批判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生产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反生态性与逆自然性,自觉地将自然融入历史和社会之中,从而寻找破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异化的钥匙,确立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生态红线思维,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自然环境,自觉推动绿色、循环和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进一步说,就是任何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不能以破坏和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当代人应该为下一代人的更好生存和发展留下广阔的空间条件,最终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所倡导的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新模式,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有机体,既是对马克思“人的自然化”思想的继承发展,又是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在要求。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理念既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异化矛盾的关切,也蕴含着将这种矛盾转化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主旨,更内涵着整个世界有机体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宏伟远景。为此,一方面我们要用绿色发展的理念来破解发展是硬道理与生态保护是红线的“两难”困境,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时不能超出生态自我修复能力范围,进而把生态保护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达到坚持经济发展为中心与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应充分认识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的未来,应该携手同行,从尊崇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辩证思维出发,共寻人类永续发展之道,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需要历史合力推动才能保持稳定有序前进

  如前所述,“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2]推动了世界有机体的形成,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历史条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有了基础性前提和历史条件,并不一定就能真正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客观上讲,它还处在起步阶段,还面临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因而其构建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需要各民族国家同心打造,形成历史合力推动才有可能实现。

  第一,积极推动世界各民族国家尽可能形成共同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目标。当今世界有机体发展中面临的时代困境和普遍性问题,已经唤起了世界各民族国家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需求,这是民族国家有机体间有可能结成新的时代共同体具有决定性的思想因素和内生动力。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和利益共同体,离开某种程度的价值和共同利益,离开各民族国家的思想意志,就不可能有结成共同体的强烈呼唤。对此,习近平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因为这一共同价值体现了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共性利益诉求,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由于当代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影响,各民族国家有机体的国际利益诉求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若不能在事关人类命运前途的终极价值关怀上达成基本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将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需要针对现实世界客观存在的挑战和困难提出现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努力创造条件逐步推进,特别是在处理各种复杂国际关系时,需要本着“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目标出发,寻求各民族国家最大程度的思想价值共识。同时,由于政治多极化时代不同于以往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思维,不同民族国家可以在尊重对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两极思维,为获得更多的共同利益目标而有效避免国际政治冲突。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建构的政治动力。在这里,一是要有效批判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行的所谓文化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观,以及防止发展中国家因抵抗西方文化殖民侵略走上经济文化建设自我封闭和保守的极端道路,进而构建起一种符合世界有机体进步发展和全人类认可的共同价值。二是要把这种共同价值不断推向民族国家的具体实践和现实行动:一方面就当前世界物质财富的创造来说,首先要满足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基本生存需求,在此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丰富人类的普遍交往,最终迈向自由人联合体;另一方面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要以人民为中心把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好,自觉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创新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为解决现时代人类遭遇的深刻危机提供中国方案。

  第二,努力促进世界各民族国家通过现代生产力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物质生产方式的运动变化,它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首先要重视现时代生产力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如果现时代生产力发展方式的转换和变革能够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物质利益需求,那么这一构建任务的实现就有希望。现实的困境是,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需求的无限性和全球资源条件的有限性,民族国家就不得不在有限的世界资源环境下为本国的物质利益而与他国进行激烈的争夺,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和战争,这必然带来一个不可忽视的严峻问题,即如果一个共同体成员国在大家庭集体利益中得不到有效回报,就必然会反对或退出这一共同体。因此,世界各民族国家共同追求一种新的促进大工业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式就势在必行,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就现时代生产力革命来看,由于以新科技互联网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和赢得了新的拓展空间,逐渐从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生产向网络虚拟空间生产发展。比如网络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使世界迅速联成一个巨大的利益整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无限的空间平台。它一方面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实现弯道超车,迅速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科学技术重构生产要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速推进现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积聚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无限扩展改变了现时代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引起了世界各国生产关系的极大变革,改变了世界各国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生活的理念和模式,不断消解着原先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给发展中国家追求自由、平等、和谐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带来了新契机新希望,大大推动了世界有机体向更加普遍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这样,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式摆脱了原先受地理空间限制的困境,从而获得了更加开放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它所产生的物质效益使世界各民族国家人民普遍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实惠,这将有力促进世界各民族国家人民对构建人民命运共同体的感知认识和坚定的价值信念。

  第三,充分尊重世界不同民族国家文明发展道路存在客观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 。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时,明确指出:如果有人试图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确定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那将会给他带来“过多的侮辱”[1]。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尽管人类社会有机体从世界历史总体发展趋势来看,最终都将走向现代化、走向人类真正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但由于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具体历史境况和文化传统不尽一致,它们在走向更高级的社会有机体时其发展道路是不一样的,存在路径的多种可能性。因此,我们在把握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秩序和线索时,既要看到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统一性,又要看到具体民族国家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把握两者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人类社会有机体更替发展的统一性是通过不同民族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体现出来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斥不同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多样性不能否定世界历史发展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总体趋势。这一辩证关系充分体现了人类解决自身矛盾和问题的能力以及具有的创造性。因此,在当下构建具有历史阶段性特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必须充分尊重和维护不同民族国家自主选择发展现代化道路与建构社会制度的权利,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一定意义上讲,实现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发展的核心问题,无论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现代化。同时,世界历史时代决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国家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卡夫丁峡谷”的苦难。这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站在现有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大大缩短工业化和工业文明的进程,快速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道路,并减轻甚至跳过现代性造成的困境,加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列之中,在其中实现自身的跨越发展。

  第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势和现代化道路成功实践的示范效应。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错综复杂性预示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不会一帆风顺,西方列强的怀疑、阻扰,甚至拒绝在所避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会从各自利益从发,采取观望态度。如何改变这一现实状况?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和光明前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功实践的示范效应和由此激发的内生动力。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从诞生起就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趋势和美好未来,始终主张自由、平等、民主、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反对一切阶级剥削、民族压迫和霸权殖民行为,并通过民族国家间的平等合作、交流互惠来促进人的解放和达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发展紧紧联系在一切的。另一方面,尽管当下资本主义经济仍占世界主导地位,主导着经济全球化,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劳动异化、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相对贫困人口比例增加、经济周期性停滞和危机、政党竞争内耗剧增、抢劫贩毒活动猖獗、恐怖袭击事件频发等无法解决的痼疾,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生存危机,这种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与危害,时刻警醒着人们必须更加理性地反思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促使人类更加迫切地选择和建构一种脱离资本主义危机并真正带来自由、平等、公正和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如极端恐怖、宗教冲突、金融危机、环境污染、疾病传播、毒品走私、难民潮流等不仅威胁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安全,而且也深深威胁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因而世界各民族国家必须携起手来探寻一种新的命运共同体才能共同应对世界性危机的挑战,这将有力推动着世界各国人民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水平的提升和现实条件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和强大生命力,世界各国人民有力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共建共享改革成果的历史画卷。同时,经过中国人民长期艰辛探索而成功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有机统一,给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践观照和时代价值,使他们越来越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理念和经济发展模式所谓“唯一性”的苍白乏力,增强了他们学习和借鉴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的信心。这一切告知我们,虽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还处在弱势,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代表了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的新前途,它所倡导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阶层共建共享全球发展成果的“中国方案”将获得越来越多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赞许和拥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内生动力将不断增强,现实基础将加快形成,其前景将更加辉煌、更加光明。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新时代民族国家有机体从地域性走向世界性有机整体的逻辑使然,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合乎逻辑的运用、创新与发展,是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深刻体现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规律的最新体悟和科学阐释,以及对中国发展道路和经验的高度凝练,大大丰富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这一原创性概念和理想蓝图,与一切资产阶级仅仅把“共同体”看作追求某种特殊阶级利益的集群体不同,它摒弃了民族国家有机体作为个体特殊利益与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之间、资本主义利益与社会主义利益之间的矛盾,蕴含着人类对美好社会生活共同价值利益的执着追求,揭示了当今世界历史新时代克服现代性危机走向未来理想社会的思想自觉和基本路径,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历史担当。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从战略构想转化为现实生活、从“中国话语”转化为“世界话语”,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供学习和借鉴,是人类社会有机体一种全新的实践创新,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因此,我们必须面对世界各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客观存在的差异、面对世界资本主义还占主导地位和社会主义还在逆境中成长的客观现实,以自觉的理论力量和务实的科学态度,在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变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对世界的示范效应,通过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断改革和建设,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步一步变成美好现实。

周建超,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

  (原文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