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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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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史学理论研究面临重要机遇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得以建立和迅猛发展。正如多数学者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是两次大的理论研讨高潮时期,理论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人们在诸多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进展,形成了系统性认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面临一些挑战,当然在这些挑战的背后,也蕴含着新世纪史学理论进一步飞跃的宝贵机遇。

  在笔者看来,这些挑战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窥其一斑:其一,就目前史学界热衷讨论的问题而言,史学研究的不少对象具有“碎片化”的倾向。“碎片化”的重要表现,就是微观叙事“受宠”,而宏观叙事或理论研究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二,从史学理论类专业期刊的情况也可以看出若干端倪。例如,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唯物史观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研究》若干年来的投稿情况看,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不断减少,大多数稿件都是史学史方面的,其中中国史学史方面的文章居多,西方史学史方面的文章次之。从该杂志编辑部最近参与举办的几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中,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其三,从研究生招生状况看,虽然不少学位点的招生方向写明的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但真正培养学生做史学理论研究的却凤毛麟角,这种局面致使史学理论研究人才的培养质量堪忧。那么,应该如何改变这种局面?笔者有如下几点思考。

倡导加强史学理论研究

  目前,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这个二级学科中,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两个分支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衡。史学史研究,无论是中国史学史还是西方史学史研究,最近一个时期都有强劲发展,而史学理论研究却呈现相对萎缩之势。通过对近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历程的回顾,笔者感觉到中国史学史研究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仅专著就有数十部,论文更是不计其数;西方史学史同样也是研究热点,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从史学史研究的学科点分布来看,更可谓“多点开花”、人才济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为重镇,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都有各自的特色;西方史学史研究以复旦大学为中心,其他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也都有一些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史学理论研究呈现相反的态势,其地位有逐渐被边缘化的倾向。

  为了促使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实现较为均衡的发展,学界应该大力加强史学理论研究。一些学者指出,史学史研究已经达到一个高点,但也出现发展瓶颈,下一步如何将史学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是值得学界着力思考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史学史研究水平的突破性提升,有赖于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这些真知灼见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加强本体论研究

  从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进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理论热”时期。在史学理论研究的三个组成部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中,80年代上半期可以说是“本体论热”时期,学界围绕一系列重大历史本体问题展开热烈争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有历史动力、社会形态、历史人物评价等。到80年代下半期,“理论热”逐渐转向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尤其是认识论研究。90年代以来,虽然“理论热”有所消退,但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并未停滞。受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还曾出现过一些小的高潮。例如,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识论研究一度成为焦点;受西方各种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社会史研究、现代化研究、文明史研究、全球史研究、环境史研究等热度不退。

这里有必要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做一些剖析。虽然对后现代史学的研究属于史学理论研究范畴,但它实际上却是对传统史学理论体系的一种解构。首先,它对历史学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这会使从事具体实证研究的史学工作者感到困惑。本来从事实证研究的史学工作者想从史学理论研究中获得解释历史的理论灵感,但后现代主义者却郑重地告诫他们,史学家的研究是充满主体性的研究,不可能成为科学。其次,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主张微观研究。据此,从事实证研究的史学工作者从这种史学理论中获得的信息是:不要试图对历史做出理论解释,更不要试图去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而不可否认的是,实证历史研究和现实社会发展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亟须得到史学理论(尤其是本体论)研究的回答。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加强历史本体论研究,为从事具体历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和对当前重大现实问题感兴趣的理论工作者提供历史理论方面的借鉴,应当成为当前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

在本体论研究中加强唯物史观研究

  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科学的历史本体论乃是唯物史观,这是许多西方学者也都承认的。当前,受西方史学思潮影响,史学界流行着几种史观,如现代化史观、后现代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生态史观,甚至妇女史观等。但是,这些所谓的“史观”,我们更应该称它们为方法,而非系统的史观或历史理论。从理论的体系性、解释时段的完整性、追溯因果关系的深刻性等方面来看,这些所谓的“史观”没有哪一种能够同唯物史观相比肩。

  唯物史观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是一个有待广大史学工作者继续开发的富矿。在我国哲学界,近期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产生了一批可供我们吸纳的研究成果。在史学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唯物史观研究以及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并思考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研究也在明显增加。

  不过,在某些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着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简单化现象。比如我们知道,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产婆”,而革命则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助产婆”。历史发展要实现阶段性的进步,必须有生产力的质的提高,但是人们能够发挥主体能动作用,去选择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可以不通过革命,沿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亦步亦趋地像西方国家那样发展;也可以为了避免发展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通过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这种跨越能否成功,则取决于能否在革命之后通过改变上层建筑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实现生产力质的提高。笔者认为,加强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的研究,让唯物史观凭借它的科学理性来赢得人们的信服,是促使史学理论研究走向复兴的正途。

  笔者之所以呼吁加强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的研究,还因为唯物史观如果在史学研究中被边缘化,将会带来严重后果。比如说,近年来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就是其后果之一。正是由于背离了唯物史观所要求的从整体上认识和解释历史的原则,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吹者抓住个别人物、个别行为或个别事件,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丑化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解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法性。正是由于背离了唯物史观所提出的“阶级分析方法”,历史虚无主义者从个人的性格特征和道德品质来解释和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忽略或有意忽略历史人物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等等。

  由此可见,进一步加强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对于提升中国当代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水平而言意义重大,不容小觑。广大史学工作者应以深刻揭露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谬论为机遇,在史学理论层面做出高屋建瓴的宏观思考,推动当代中国史学不断前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