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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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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沛,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1949—2019)

  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是指自觉坚持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去探求历史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而不是将经典作家著作的个别结论当作教条,随心所欲地去剪裁历史。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构建过程,亦即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实践化的过程。应该说,这个过程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生时期即已开始了。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史学要论》等,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0年3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他认为“(这)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续编”。但他并不是对恩格斯著述的简单照搬照抄,而是提出了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史学道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史学工作者继承、弘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推进到新阶段,使其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不断创新,愈益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目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要实现这个目的,马克思主义就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获取具体的中华民族形式,坚实地扎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这正如毛泽东所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938年6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时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直至今天,这些对于为什么“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以及如何构建,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顾名思义是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的,而非“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历史理论。国内学者多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规律及基本理论”。但在实际研究中,“马克思历史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所涉内容不仅仅是对历史进程的唯物主义进行解读,而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农奴制中生长出资本主义”。那么,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则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内,基于对翔实的历史事实的科学认识,“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使历史学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革命的改造,成为历史科学。

  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必须深入研究作为马克思历史理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谓历史观,“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完整、全面、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基础和前提。反之,如果脱离、背弃或篡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这不仅是出于对马克思学说信仰的崇高感情,更是建立在坚信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严谨的科学体系的坚定信念中。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内容十分严谨、丰富。1845年9月—1846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历史观,较详尽地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确立了生产力在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地位。鉴于唯物史观研究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同样也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基础是生产力,因此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一切历史现象,都只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此外,“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在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历史上相继更替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以及“国家的作用”“阶级斗争和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有精彩表述。

  1859年初,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他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结构的3个层次。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两对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整个人类历史进程表明,只有与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正是基于此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提出,考察社会变革时,不能将物质生活的变革与精神生活的变革混为一谈。判断一个时代的依据不是“意识”,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唯物史观的诸多著述中,他们的书信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为这些书信往往是以非常简明的语言,及时总结了唯物史观研究中的新成果。这些新成果,无论是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的结论,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总结,都是马克思历史观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真实记录。马克思历史观的生命力,首先表现在它从不曾脱离现实生活的实践。这对后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例如,在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着重论述了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类的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的历史。在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约·魏德迈》的信中,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之间的本质区别。在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致瓦·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驳斥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攻击,精辟论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1890年8月5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着重阐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在1890年9月21—22日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中,阐明了应正确认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如果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原为经济决定论,就会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恩格斯用力的平行四边形作比喻,把每个人的意志看作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的每一个分力,而把历史的最终结果看作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的合力。在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对国家、法、宗教、哲学和文艺等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同时深刻地批判了庸俗唯物论和机械论等错误思潮。在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致弗·梅林》的信中,批判了把意识形态看作脱离物质、脱离社会经济关系而存在的谬论,同时论述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原理。在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论述了经济条件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上层建筑各部门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第二,人们创造历史并非按照“共同的意志”。在这里,经济必然性依然是历史活动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决定因素。恩格斯强调,要想正确理解历史的发展,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史;要研究唯物史观,必须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

  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是一个实践过程,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学术史。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过程不仅加快了,而且表现出更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可视为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的原则。这些原则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构建70年在理论方法论上的概括,同时为“进行时”的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其一,全面、系统、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将其视为一个严密的科学整体,重视其内在的理论联系。掌握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真谛,而非望文生义的一知半解,是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科学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两个必然”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其历史的“必然”,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然而,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马克思又明确提出了为后来的历史进程所证实的“两个决不会”理论,作为对“两个必然”理论的重大补充。马克思在1859年1月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只有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辩证统一在一起,我们才有可能得出人类历史总趋势的规律性的认识。

  1859年初,马克思提出“两个决不会”理论不是偶然的。此时距1848年欧洲革命已经过去10余年。这场革命虽然失败了,却打击了欧洲的封建残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迅速发展,“自由”资本主义进入鼎盛时期。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理论,正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资本主义仍处于上升时期提出的。如果说“两个必然”是历史趋势的结论,那么“两个决不会”则是实现这一结论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前提。“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是论述社会历史规律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明确这一点,对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无疑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其二,马克思历史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其理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这就是说,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要把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一般原则与中国和世界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所强调的,“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内在联系不可割裂,对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不能脱离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一切复杂问题的思考。正是对现实思考的深度,决定了对历史理解的深度。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距今已经170多年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深刻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即已指出:《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以及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有法国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在170多年后的今天,与1872年相比,世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更难以尽言。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判断并没有过时,但人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领域至今仍在发展,并没有走向衰亡。在20世纪世界历史巨变中,资本主义世界渡过了几次几乎使其面临灭顶之灾的经济危机后,仍有生命力。如何认识这个问题?首先,现代科技革命缓解了其内在的矛盾冲突。在现代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工业社会在酝酿新的社会转型,走向“后工业社会”,或被称为“网络社会”“信息社会”等。这虽然不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质的改变,却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局部上有所调整,使之去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也都发生了变化,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内在矛盾。其次,经济全球化拓展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诸如垄断资本国际化、跨国公司和跨国联盟的全球扩张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和发展,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等。

  与19世纪中叶相比,今天无论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国际分工方式,都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更使世界经济体系的架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今日的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人类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零和博弈、单边主义、丛林法则等已不合时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从对立逐步走向合作,走向和平共处,这是和平与发展的要求。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不能回避实际生活中提出的这些新的重大理论问题,而要面对变化了的新的现实,实事求是地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其三,自觉地从以往对马克思历史理论基本原理模糊的、不确切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中,解放出来。这里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科学研究时,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应该明确他们的“不同结论”,是如何进行了修正或发展才提出的,而不是像西方的一些学者那样,人为地将这些结论对立起来,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汲取新的内容,丰富和完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另一种情况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没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似是而非,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反而是对马克思原意的扭曲或歪曲,这需要实事求是地及时纠正。

  如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时,虽然研究了原始社会,特别是部落所有制,但由于当时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缺乏,很少能有人了解原始社会的情况,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出现了一个不确切的提法:“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9世纪60年代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1877年版美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堪称文化人类学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部著作如恩格斯所言,在研究原始社会方面,是“一本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恩格斯正是依据摩尔根的最新成果,提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应改为“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又如,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和19世纪70年代之后,对古代东方的研究,虽然都是以“农村公社”为中心,但前后两个时期的观点却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是马克思从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性,到揭示东方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所阐释的,完全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模式,对于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演进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给人以具体的历史启迪,对于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尤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半个世纪前的1963年,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出版时,将《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的一个关键命题,译为“我的观点是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过程”。在“文革”中的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编译局4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其中第2卷中《〈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将上述的那句话改译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的同一句话,在中文本中却有两种内容截然相悖的译文,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呢?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出发,还是从世界历史进程的实证研究来看,所谓“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不是马克思的原意;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可“理解为一个自然史过程”译为“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混淆了唯物史观与机械唯物论、庸俗唯物论的界限,将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

  1867年《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出版时,马克思就曾打算把它译成法文,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资本论》第1卷在法国的出版就更为迫切。1872年这项工作开始,马克思本人对译文进行了全部校订,并在法译本的扉页上印有“全部经作者校订”。马克思在亲自校订后的法文本《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这样写道:“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1995年,中央编译局重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出版,对《资本论》第1版序言的译文做了如下正确的修改:“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009年底,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资本论》第1版序言的译文,依然是“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这表明,在中国的理论界和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由长期被误读误解,已经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正确理解,这对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无疑有现实的和久远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与之风雨同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和巩固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国家政权;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但“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并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实践中,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时,郭沫若为创刊号撰写了《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一文。文章说,毛泽东同志10多年前就告诉过我们,要我们“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然而,这就和在今天当面给我们的指示一样,使广大史学工作者感到分外亲切。“四年来,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在雄壮的革命进军中经过了空前未有的规模宏大的自我改造的思想学习,对于这个亲切的指示,我们相信是有了更普遍的接受和更深入的体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广大史学工作者中出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陌生的知名学者也积极投身其中,如冯友兰就很有代表性。他后来回忆说,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了,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支持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深信,正是这场革命制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军阀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拯救出了中国,重新获得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著名史家陈垣在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史源学和避讳学等方面著述宏富,对中国历史考证学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对唯物史观同样表现出浓烈的热情,表示要“一切从头学起”。他说,通过学习,“认清了资产阶级思想在本质上是如何反动、腐朽和丑恶,它并没有什么进步性、积极性,它决不能成为推动人民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力量”。广大史学工作者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通过批判“旧我”,与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增长了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能力,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0世纪50年代起至60年代,以“五朵金花”为中心,中国史学界开展了内容广泛的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这次大讨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些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讨论或争论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形态构建的过程。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所谓“五朵金花”,是指“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5个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讨论和论争。除了这5个问题外,当时论争的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庞朴先生作为亲历者说:“这些争论,有的几经交锋,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了;有的一波三折,在平息多年之后忽又惊涛拍岸。有各执一说,迄无定论者;也有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者。旧的争论不时会生发出新的争论来;新的课题有时又常引导人们返回老的课题去。真是红杏枝头春意闹,莺燕声声俏,好一派宜人景象。”《历史研究》编辑部等编有《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等多部专题性讨论文集,是对庞朴先生这段话最好的注解。这些讨论文集较完整地反映了“五朵金花”等史学理论问题讨论的由来和发展,讨论的主要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的不同观点及激烈争论的场景,堪称是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历史过程的宝贵记录。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陈伯达等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造谣惑众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号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这使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被迫中止,中国历史科学遭到严重摧残。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史学工作者仍怀着真诚的心,努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默默地为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努力工作。1974年6月30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罗荣渠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最近常思考在后半生中还能干点什么事情?……我还是想在后半生中争取为人民写出一点有益的东西。整个形势之变化难以逆料,如何能找一点有益的工作干干,而不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是随俗浮沉,不是沽名钓誉?我想,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主客观条件都已不甚允许了,可以做的是搞一些综合的通俗著作……例如编写较大部头的世界史话、殖民主义史话,etc.。”罗荣渠的心态很有代表性,广大史学工作者即使在“文革”这样极其恶劣、极其特殊的环境中,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自强不息,不甘沉沦。所以,在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历史科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的统领下很快拨乱反正,使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很快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方面的成果很多,可以白寿彝和吴于廑的著述为代表,虽然这也只是挂一漏万。1999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约1400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中国通史·导论》为史学理论卷,早在1989年即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单行出版。这一卷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九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是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重要内容之一。阐述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关研究的集大成者,但又不是简单的重复和整理。例如,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白寿彝提出,“建国以来,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分期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关于中原地区奴隶社会跟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我们应当放开视野,努力在全国范围内考察这个问题”,进一步推动、深化了历史分期的研究。又如,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统一问题,白寿彝提出了颇有新意的4种形式,即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括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

  1964年,吴于廑发表了《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但是直到现在,一部完好的、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似乎还不曾出现”。什么是“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呢?吴于廑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因“文革”而中断。在改革开放后,才通过艰苦的理论探讨,对此有了系统的回答。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吴于廑“整体历史观理论”的立论基础,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关于“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的精辟论述,在吴于廑整体历史观理论中,生动展示了其无懈可击的历史真理性。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吴于廑的“整体历史观理论”,不仅对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重要的历史启迪。

  2019年1月3日,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写道:“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我们现在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如何才能“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如何才能“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对历史的深入思考”?这只有通过实证研究获得对历史的规律性的认识,揭示历史表现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真理,才有可能实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这项工作在过去的70年克服挫折,战胜困难,一往无前地凯歌行进,更加坚定了党、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我们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也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无论是历史的启迪,抑或是历史的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之一。它永远是“现在进行时”,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永葆生机和活力,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特聘教授。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