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十九世纪

【提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他在19世纪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内容和这一新的世界观的阐发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源、前提和动因，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它所导致的分工和交往的发展。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今天，人类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时代。经济全球化，只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批判与建构的统一。世界历史发展的前景或结果，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19世纪“世界历史”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1859年，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的开头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希望之春，也是一个失望之冬……。狄更斯虽然形容的是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茫然和混乱，但同样也完全适合描述19世纪的世界历史。如果说“大航海时代”是近代文明萌生的世纪；那么，19世纪则是人类思想觉醒、精神得到解放的世纪。在19世纪中叶，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在生产力革命、科技革命和交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实现了资本主义从地域性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实证研究、特别是在19世纪世界史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阐释了近代以来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而这一切，又都和马克思所献身的争取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理论不仅科学地说明了过去，更使人们清醒地把握现实、指引未来。今天，人类仍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时代。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探讨19世纪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以从中获取历史的启迪，汲取历史的智慧，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

　　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和法国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但这两次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5页。人类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进入了19世纪。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迅速向全世界扩张。

　　19世纪是自由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世纪。这个世界体系的一极是资本主义列强，另一极则是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表现在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它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是私有制，资本的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在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深刻的变化，是中世纪残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或荡然无存，或走向衰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趋激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两个根本利益不可调和的对立的阶级。

　　始于18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在19世纪初继续得到发展，并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迅速向欧洲大陆和北美扩展。法国、德国和美国等都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全球性的分工贸易体系，而且引起社会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绝对统治地位，加深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化。19世纪30年代后，无产阶级开始从自发的阶级，逐渐成长成一个自为的阶级，西欧的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工人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指导自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至1847年间，还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重要著作，在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批判地超越旧思想的过程中创立了新的世界观，即唯物史观。这体现在下述基本思想中：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主义是最后一个剥削社会阶段，无产阶级只有打碎旧的社会制度，消灭剥削阶级，解放全人类，才能彻底解放自己。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内容是和马克思新的世界观的阐发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里的“世界历史”，不是历史编撰学中与“地区史”、“国别史”相对应的概念，而是历史哲学中“哲学历史观”的概念。马克思对它的经典表述是：“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8页。这就是说,“世界历史”不是原发、自然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从地域性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各个国家和民族如何由彼此隔绝，进入全面的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世界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日渐结合成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存在有机联系的世界性的整体系统。

　　马克思在创立新的世界观的过程中，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并非偶然。这是他批判资本主义，建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逻辑基础。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地域性的历史转变成为世界性的历史。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要素，是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在任何一个孤立的、单独的民族或国家内，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显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和他所献身的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实际上包括两个阶段，其一是“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阶段”；其二是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向“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的转变。“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局限性，和“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决定了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

　　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出发，马克思自大学时代直至逝世前的最后几个月，都不曾脱离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世界历史研究是他毕生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曾有如下编年史摘录，分别是：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关于法国和德国的两个编年史；巴黎笔记中关于古罗马的简短编年；1857年1月关于俄国的编年史；1860年6月关于欧洲历史的编年史；1879年《印度史编年稿》；1879—1882年《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以及1881—1882年的《历史学笔记》等。此外，马克思的历史研究，也体现在其他著作中，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1852）等。马克思的这些世界历史研究表明：马克思的学说，是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结合、相统一的学说。

　　马克思正是通过实证性的历史研究，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丰富、完善、阐释和验证，对“世界历史”理论亦是如此。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第一次描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未来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社会形态的论述，主要是通过哲学意义上的阐释，针对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那么，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等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中，则主要是通过对奴隶制的、封建制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做深入的实证研究，深化了对社会形态理论的认识，使其得到更完整、更准确、更科学的表述。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普列汉诺夫在论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时说：“谈论现代社会主义起源问题的人们，常常对我们说：马克思的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的合乎逻辑的和必然的结果。这是正确的，但这是不完全的，很不完全的。马克思的承继黑格尔，正像丘比特的承继萨茨尔奴斯一样，是贬黜了后者的王位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07页。“世界历史”这一概念始于黑格尔，“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6—737页。但是，黑格尔并没有解决他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因为黑格尔历史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历史的虚幻的联系。他把人类的历史理解成神意、神的理性的实现，结果人类生动、丰富的历史变成了神秘的历史，人类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历史成了精神活动史。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旨，是实现现实的人和人类的解放。这一理论的基础或前提，是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页。就像反对对自然界所做的虚幻的认识一样，马克思同样反对对于社会历史的虚构。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一样，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联系，虽然这些联系是十分复杂和隐蔽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毋庸讳言，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世界历史的整体观、发展观等。但是，马克思通过对世界历史从古到今的研究，找到了人类历史的真正基础，以及历史矛盾运动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研究、改造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这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二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立，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展开的。他在扬弃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时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1页。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首先是现实的人在物质世界中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

　　大航海时代，从15世纪一直延续到18世纪。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新航路开辟”，揭开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序幕，它促进了世界各地的联系，结束了各民族彼此孤立、彼此隔绝的历史，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既是日益腐朽的封建社会内部革命因素成长、加速封建社会崩溃的过程；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不断壮大，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创造必要条件的过程。15世纪，西欧的一些城市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生产力的发展和行会之间的分工导致商人阶层的出现。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开始的，从这时到始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是封建制度瓦解、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发展的时期。

　　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并在世界迅速扩展，资本主义进入“大工业”发展阶段。正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页。继英国之后，美国在19世纪50年代、法国在60年代末、德国在70年代末、俄国在80年代末，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一般认为，16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历史发展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阶段。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处于上升时期，曾经起过进步的历史作用。在工业革命推动下，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以英国为例，从1770年到1840年，每个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提高20倍。因此，英国工业生产得以迅猛增长。英国原棉消耗量从1800年的5200万磅，增加到1840年的45590万磅。生铁产量1720年为25000吨，1840年增至139640吨。煤产量1770年为260万吨，1836年增至3000万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建成了纺织、钢铁、煤炭、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五大工业部门。到19世纪50年代取得了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的垄断地位”。吴于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以19世纪中叶的英国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19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生产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科学与技术越来越密切地结合，对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7页。蒸汽、煤气、水力等强大的动力；自动纺棉机等机器、机车、铁路、电报等，都是人类所创造的人类头脑的器官，都是物化的智力。这一切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马克思基于对这些事实的研究，得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是直接的生产力，生产力包括科学的结论。

　　1856年4月，马克思出席了流亡在伦敦的外国革命者为纪念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4周年而举行的宴会。他在演讲时谈到了欧洲1848年革命，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还谈到了法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革命家巴尔贝斯、拉斯拜耳，以及后来成为巴黎公社领袖之一的布朗基等。马克思说：“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耳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因为“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即在19世纪“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马克思既然认为科学是摧毁旧社会的“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那么，科学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的革命性作用，则与之是完全同等的。

　　19世纪70年代，以电力的发现和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以轻工业为中心，逐步发展到以重工业为中心。发电机、电动机，以及远程输变电技术等新能源、新技术的应用，使电力和电气技术在国家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使人类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电动机排挤了蒸汽机，从而消除了机器体系的局限性。“电气化”，成为19世纪后半叶的重要标志。电力炼钢技术、电焊、电钻、电灯、电话和无线电通讯技术等，催生了电力、电器、石油、化工、汽车等新兴工业部门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前，工业中唯一的动力机械是蒸汽机，随着电气时代的到来，它逐渐被电动机取代。电力能源的发展，使电力工业部门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愈加重要，发电、输电、变电、配电，以及用电等，使“电力”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庞大的工业部门。一些原有的旧的工业部门，也在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得到发展，最突出的是钢铁工业。冶炼技术的改进，使钢的质量提高，而且产量持续增长。“从1868—1900年，英、法、捷、德4国的钢产量由24万吨，增加到2355万吨”。武寅主编：《简明世界历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2页。19世纪80年代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钢产量急剧增长，“1880—1900年间，英国的钢产量从370万吨增加到600万吨，德国从150万吨增加到740万吨。美国从1875年的40万吨激增至1900年的1000万吨”。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工业文明的兴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这一切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这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生产力将以此得到极大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5—446页。这次“巨大的革命”，首先对“世界历史”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革命性意义。

　　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率以数十倍甚至成百倍地提高，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也得到极大的提高。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垄断组织的出现，是其主要表现。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整体化趋势得到极大的加强。科技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根本性的、革命性的变革，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塑造未来的是科学。在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工业化的浪潮逐渐从欧美中心地带向远离中心的边缘国家和地区扩散。面对不可阻挡的世纪工业化浪潮的冲击，几乎所有欠发达的落后国家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应。有的审时度势，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并由此步入了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行列，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家即是；有的囿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走上了依附型的工业化道路，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属此类型。长期以来遭受殖民主义入侵之害，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或有沦为之虞的亚非落后国家，为了富国强兵、救亡图存，则走上了一条被扭曲了的、非自主型的工业化道路，中国、朝鲜、泰国、土耳其、埃及、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等国属此列”。王思德主编：《世界通史·工业文明的兴盛》，第200页。无论欠发达的落后国家，在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到来后，做出怎样的回应，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始于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19世纪的后30年，它的第一个阶段，即“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阶段”已经实现。这里作为“世界历史”的“世界”，不仅仅是强调地理范围的不断扩大，更是强调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

　　三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除了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外，另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交往的普遍发展。在19世纪初的英国,发生了一场交通和通讯革命,这场革命在广泛传播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大众传播媒介和其他信息产业的发展,世界进入密集型的社会交往时代。这场革命,被马克思称为“交往革命”。“交往革命”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电报、蒸汽动力轮船、内陆运河、火车、公路、现代报刊、邮政厅和巨大的工业城市本身。1850年时，英国已经建成的铁路达9600多公里。蒸汽机车和铁路的出现，是和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赋予了“交往”以新的社会内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凸显出“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的三个伟大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0页。马克思重视交往革命,还在于现代交往媒介所具有的强大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即时地实现人际交往的功能。“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20页。

　　正是生产力的发展，使各个民族之间最初的交往，渐而形成经常性的交往。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内部交往、外部交往；直接交往、间接交往；个人交往、普遍交往；地域交往和世界交往，以及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等。资本主义生产与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在马克思看来，交往是人的社会存在形式，它和生产力一样，是时代更迭的动力。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以及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给查苏利奇的信》、《历史学笔记》等文献中都有阐述。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他的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到，“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页。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Verkehr”（交往）在德语中的词义，除“交往”、“交通”、“交际”、“往来”之外，还有“贸易”、“交换”、“流通”等意。总之，“Verkehr”这个术语“含义很广，还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0页注释56。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在给俄国自由派著作家巴·瓦·安年科夫的信中阐释“交往”的涵义时说：“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533页。“commerce”来自拉丁语的“communis”(分享)一词，除包括“Verkehr”一词的涵义外，还有信息、传播、通讯和联络等涵义。

　　马克思笔下的“交往”，不是指个人之间的交往，而是指具有世界意义的“世界历史性”的交往。正因为如此，这种交往才能不断扩大世界视野，真正克服“狭隘地域”的局限，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自由和发展才是真正可能的。因为在封闭的历史环境中，任何人都无法了解和汲取人类其他先进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要点是：

　　其一，马克思交往理论中“交往范畴”的界定，一方面，它指的是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另一方面，指的是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交往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中的个人以及诸如阶级、民族、社会集团、国家等共同体之间在物质、精神上互相约束、互相作用、彼此联系、共同发展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相互关系的统一。……马克思的交往范畴标志的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决定的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范宝舟：《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3页。马克思的交往范畴，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上，物质交往是最基本的交往活动，并决定着精神交往及其他一切交往活动。

　　其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交往的水平。孤立、封闭、隔绝，总是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联系在一起的；交流、交往、开放，往往是和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联系在一起的。人类有诸多的交往形式，但主要是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种形式。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2页。在这里，“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首先是“交往”的发展。“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成为世界性的。正是资本的膨胀和扩张，使各个民族的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历史。

　　其三，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成“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在各种所有制更迭的过程中，交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的历史进程已充分表明，只是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这种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改变着人们的交往，这种“改变”的内容之一，就是作为“交往主体”的人的能力的改变。这不仅表现人在如何适应不断进步的具体的劳动形式和劳动内容上，同时也表现在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上。

　　其四，交往革命,主要有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革命带来了交通的变革,尤其是铁路的出现，使物质流动的速度大为增加。恩格斯说:“中国的铁路建设可能开放,这样最后一个闭关锁国、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文明将被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6页。第二阶段是海底电缆的开通，产生了电报，这预示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机车、铁路、电报……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9页。交往的动力是科学和知识的力量，是人的智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

　　“交往”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是一个有着多维结构的复杂的系统，交往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结构形成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也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础上，世界性的交往建立起来的过程。马克思从系统阐释“世界历史”理论最初时起，就表现出他鲜明的世界历史性的理论视野。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学界对这里的“世界历史”的内涵虽有歧义，但它无论是作为“人类诞生以来的总体的历史”，还是作为“狭隘的民族地域性历史转变为整体发展的世界历史”，都不可能脱离人类的交往。在“世界历史意义”上存在的人，不仅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直接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四

　　对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来说，“19世纪”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过去”，即已成为历史。但是，历史不会消失，更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活”在当下，影响到未来，19世纪的历史也如是。继18世纪尼德兰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之后，19世纪首先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宣布了人类工业社会的诞生，进一步确立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后的阶级统治。工业社会或工业文明的诞生，使社会财富迅速增长，同时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直接后果是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诞生。

　　物换星移，今天距19世纪中叶已经过去170多年了，历史的风雨使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刻变化难以言尽，但马克思主义学说却真理永驻，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时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历史的产物，不能脱离19世纪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来理解；同时这一理论也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何从这一理论出发，去认识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7—338页。如果说“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第一个阶段，亦即“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阶段”在19世纪后30年已经完成，那么接下来的则是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向“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的转变过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的局限性，和“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如何理解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这既是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更是生活提出的尖锐的现实问题。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经济全球化只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可以理解为客观的历史过程的内容之一。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和必然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主导和参与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那种认为全球化的最终指向只能是“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的最后胜利”，即建立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不过是西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顽固表现。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垄断资本国际化，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在全球的扩张，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量，扩展了后者的发展空间，为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舞台，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有所缓解，甚至使其表现出某种生命力或发展潜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也没有改变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质。诚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即“两个必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但马克思通过对1848年欧洲革命后欧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总结，在1859年1月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即“两个决不会”理论，它是对“两个必然”理论的重大补充。只有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辩证统一在一起认识，我们才有可能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有准确的理解。在世界历史时代，如果说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历史起点，那么，共产主义则是全球化的历史终点。因为共产主义的前提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在“旧社会”内部形成“新社会”因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充当了历史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全球化正在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着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

　　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写道：“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终点的，会在人类实现一种能够满足它最深切、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后不再继续发展。这两位思想家因此断言，会有‘历史的终结’阶段。黑格尔将‘终结’定位于一种自由的国家形态，而马克思则把它确定为共产主义社会。历史的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报导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在这里，福山至少在两个方面的认识都是错误的。首先，“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否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这种观点在东、西方都遭到批评，笔者不再赘述；其次，所谓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析，认为一旦共产主义实现，历史便终结了，这是福山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由此并不能得出共产主义是历史的终结的结论。恰恰相反，马克思的观点是，作为“世界历史”发展前景的共产主义，是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开始。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是“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9页。人只有彻底改变孤立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而与现代文明交融，完全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才有可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此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物质基础。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尚是人们追求的理想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首次出现了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相对于以往人的“依附性”，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因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重要标志。因为“自由”不是一部分社会成员享有，而是属于社会成员整体。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是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页。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联合体”，而且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无论是“共同体”，还是“联合体”，在这里所指的都是“共产主义社会”。世界历史形成，不仅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同时也是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讲话时指出：学习马克思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立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的主题，指明了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奋斗的目标和方向，既立足现实又指向未来，既高扬理想又不脱离现实，是在现时代践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遥远并不等于渺茫，它已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之中，作为制度，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已成现实。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虽然遭遇严重挫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成功转型，已经显示出社会主义的持久生命力和光明前途。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须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8页。作为一种所有制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进行认识和分析；既要看到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否定它自身的因素，也要看到伴随着它灭亡的旧因素而出现的新因素。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在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及其必然趋势”。商逾：《历史规律的作用机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它的客观必然性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主义已经并正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的面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它是社会主义并走向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它的历史短暂性的辩证统一，最终决定了资本主义向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的过渡。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必然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它作为“世界历史”矛盾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必将在全世界实现。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