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历史科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中国史学在伟大的觉醒和伟大的革命中，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征程。 

一 

　　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它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中国史学70年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核心理论。这是新中国史学继承、弘扬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的结果。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成立，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研究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同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也明确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事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揭开崭新的一页，中国史学也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1951年7月28日，在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的基础上，中国史学会成立。当选主席郭沫若在成立大会上作《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的报告。他说：自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成立后的两年间，“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史观转向了新的史观；这就是说，从唯心史观转向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吴玉章在大会上有《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的报告，从四个方面重申历史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即“要认识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要重视现实”、“要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以及“我们的工作作风应当是反对党八股的革命的工作作风”，反对历史研究中空洞无物、牵强附会，甚至剽窃抄袭等恶习。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五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五朵金花”），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深入讨论。这次讨论的成果并没有因“文革”十年动乱而消逝，其嬗变于八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至今在中国学术界依然有重要影响。它们对于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正如“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历史研究要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要有具体的内容，而不是口号。“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规律的共同性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这不仅指引着中国历史科学，而且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 

　　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所有制为标准，第一次将历史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五种所有制形式。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并以社会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人类历史由低级到高级有序发展的规律，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表示出来。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物质生活的基础；生产力是生产发展的决定的因素；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形成人们的历史联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深化。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阶段。“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产生起，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自觉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由中国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论战，引发了中国社会史论战。论战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历史发展经过了哪些社会形态，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制社会”以及“商业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与专制社会”等。这直接涉及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社会的性质；而论战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人民在十年土地革命中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不适用中国”的谬说不攻自破。 

　　从1937年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日渐扩大，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不断深化。继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人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延安的史学界也积极开展了关于殷商社会性质的争论。尹达等撰文就殷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工具发展水平、殷代的农业和畜牧业，以及战争俘虏等问题提出讨论，在史坛引起热烈反响，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成长壮大。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等，和政治论战交织在一起，是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反围剿”；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出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继续开展“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就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特点。“中国社会史论战”讨论的诸多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五种生产方式”、“五种所有制形式”或“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五形态论”），总之，都涉及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涉及是否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服从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有重要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讨论有助于人们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首先是开展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论争、奴隶制的不同形态与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区别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标准，以及封建社会形成的条件和途径等。 

　　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中国历史科学在十年浩劫中受到严重摧残。“文革”结束后，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历史研究趋于活跃，有关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研究出现新进展。 

　　1980年前后，首先由“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引发对社会经济形态的热烈论争，因这个问题涉及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古史分期以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重大理论问题，同时这个问题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革”后的中国向何处去？）。毋庸讳言，现实的社会经济是历史上的社会经济的延伸，自然要受会经济形态——历史规律的支配。所以直至80年代后期，“社会经济形态”问题仍是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成为1988年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中心议题。 

　　对“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争论的焦点有四个方面，分别是：“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五形态论”）理论的来源；“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否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发展规律；奴隶社会是否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如何划分社会经济形态。这些讨论的焦点和歧见，实际上都和如何科学解读“五形态”依次演进是历史的规律有关。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五形态论是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的，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不在于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提出的，还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也不在于是否是列宁在《论国家》中提出的。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规定“历史规律”的科学含义。能否科学地理解“历史规律”，直接影响到人们能否正确地理解“五形态论”的科学价值和现代意义。 

　　对“规律”的理解，不能停留在直观的事物外在的因果关系上，而要去探求“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对“规律”的认识，不能停留在经验的范围内，而是要超出这个范围，深入到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中去探寻。对于反映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历史规律的认识也应如是。认识和分析历史规律，“其一，从表现层面上对诸历史事件进行有秩序、规则的解释”，即从个案的、看似纷纭复杂、杂乱无章的历史事件中，寻找他们具有共同意义的普遍性。“其二，从历史运动的内部机制上进行规律性解释”，即探究历史事件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基本动因。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历史外在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过程中去寻找规律性，可称之为“表现型规律”；另一个则是从“人类社会在历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现象进行机制性的解读，即机制型规律”。显然，历史规律，亦即对五形态论的理解，要从“从历史外在的、表现出来的历史现象”与“历史运动的内部机制”的辩证统一中去理解。 

　　不难看出，一些对五形态论持否定意见的论者，多是以某一地区、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具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个案例证”，来否定五形态论所反映人类历史“普遍的历史规律”。这样就人为地割裂了“表现型规律”和“机制型规律”的统一性,仅仅是用经验归纳法得出的片面性的结论，它所反映的仅仅是“历史外在”的直观的内容，而没有深入到“历史内部”所蕴含的复杂内容中去。历史规律，总是作为历史矛盾运动总趋势的规律，五形态论即是这样的历史规律的具体体现，它是从整体的人类历史进程的视角出发，在历史进步不可抗拒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结论的。 

　　19世纪中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人们对原始社会知之甚少，对其研究也十分薄弱；“五形态论”对人类历史的演进只是提出了一个大体的、粗略的框架。马克思曾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但是，马克思探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却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中国史学理论的基石不容置疑。不仅如此，还按其理论逻辑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其前景是共产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 

　　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齐世荣主编4卷本《世界史》的“前言”写道：“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几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几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都一无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过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在某一阶段。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尽管先后不一，形式各异，但这个纵向发展的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这种认识，在中国史学界，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 

二 

　　新中国70年历史科学的发展，始终与时代同行，从不脱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它通过丰硕的原创性的精品力作，为全国人民学好历史这门必修课、坚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从正确的历史时空坐标中，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习主席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欲真切了解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必须要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同样，欲科学研究中国的历史，也不能钻进象牙塔里，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和未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五朵金花”等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讨论的成果，后主要由《历史研究》编辑部等结集出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少有广泛影响的精品力作问世。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7年间，杨宽、顾颉刚、何兹全、漆侠、唐长孺、周一良、韩国磐等，在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等领域，都有专著问世。同一时期，隋唐史或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成果也是硕果累累。除诸多重要学术论文外，岑仲勉、陈寅恪、吕思勉、吴枫等都有专著问世。在两宋和辽夏金元的研究中，可以见到张家驹、陈述、蔡美彪的著作或文献整理。在明清史研究中，李洵、谢国桢、郭影秋、傅衣凌等，都有新成果问世。 

　　“中国近代史”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迅速发展。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范文澜出任所长，其前身为建于1938年的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基本确立；研究成果斐然，发表了包括学术论文在内的各类文章“5500篇，出版的近代史著作约200种，论文集32种。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中外关系及人物评价等广阔领域”，同时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分期等重大理论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产生一批精品力作。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厚积薄发，多是作者长年学术积累的研究结晶，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进展、新高度，成为理解中国历史发展逻辑的基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首先是从理论上拨乱反正，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强调对历史过程或历史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关注现实，努力做到研究成果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统一。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说过，他们的学说是历史的学说。他们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世界上事物的。……历史科学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认识和处理当前的现实问题，不能不研究历史。”这是因为“历史问题本身经常作为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历史中间的，历史上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如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问题等，既是古老的历史问题，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此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历史特点，历史学应该对此作出科学回答。诸如“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如此高度发展而走向近代化的步履却又如此艰难？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在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怎样看待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和农民阶级？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民的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产生了什么影响？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在根据是什么”，等等。研究历史，是为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辉煌的未来，成为新时期历史科学蓬勃发展的基本动因。 

　　这具体表现在一批重要成果相继问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历史研究表现出越来越加鲜明的时代精神。这具体反映了史家主体意识在改革开放后发生的深刻变化。例如，1989—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总主编的12卷本《中国通史》。该书第1卷“导论”为史学理论卷，重点探究了中国历史研究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编写者对这些问题进行艰苦的理论探讨时，广泛汲取历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结晶，从整体上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取得的重大进展。“论从史出”，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回答，建立在新中国史学不断深入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努力做到了“把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结合起来”，在不少方面“实现了重大创新”。如该书特别强调中国历史，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广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国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编写者高度重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各民族的历史贡献，以加强今天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使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长治久安。这部《中国通史》对民族史如此重视，是同类著作中前所未有的。这对于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现实意义。 

　　又如，刘大年在21世纪初著《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金冲及在该书的“序”中写道：“大年同志是一名英勇不屈的战士，又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学者，这两个侧面在他身上十分自然地融为一体。他亲身经历了八年抗战烽火的全过程……是历史的直接见证人”；另一方面，他“作为享誉海内外的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权威学者，他又能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史学素养，冷静地回顾和剖析他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刘大年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军事落后的中国，最后战胜了资本主义的军事强国日本，基本依据就是“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强调“抗战是中国复兴的枢纽”、“抗战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加速中国走进社会主义”。这些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铭记历史和开创未来密切联系在一起。 

　　2012年9月,经中央批准，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由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部“国史稿”的撰写和修改用了20年时间，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成立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新中国来之不易，“战争年代牺牲在战场和刑场上的革命先烈约2000万人”。正是“这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的脚印，铺就了新中国的诞生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全书分为序卷和第1—4卷。序卷概述了中国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古国；近代中国社会沉沦与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奋斗历史。其后各卷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35年间，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实践探索和艰苦奋斗，终于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历程。 

　　在撰写过程中，编写者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统领自己的研究工作。该书突出的一个主题，是中国人民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该书遵循的一条主线，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探索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该书把握的一个主流，是集中反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这些都反映了历史的本质内容，因而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历史启迪和思考。 

　　所谓“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陈规旧说，在新中国的史学发展历史上，已被彻底摒弃。这不仅反映在“国史”研究中，也表现在世界现代史的学科建设上。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世界现代史研究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得到迅速发展，对繁荣历史科学和认清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大势，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如何认清国际形势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这一刻也离不开对世界现代史的学习和研究。“世界现代史以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就是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综合研究和考察1900年以来世界发展的历史。”欲深入理解世界多极化更趋明朗、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以及国际安全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多样，等等。首先要对世界现代历史进行回顾和思考。2018年6月，习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此后，他又多次重申这个判断。这无疑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世界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表现和主要原因是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是什么？中国该如何应对？世界将走向何处？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同样离不开深入学习和研究世界现代历史。 

　　新中国70年，中国史学学科建设成就斐然。面对着一部部无愧前人、启迪后人的信史、良史，和一系列史学理论的重大成果，重温习主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的论述，倍感亲切。 

　　新中国70年历史研究表明：中国历史发展，既不脱离人类历史发展所遵循的共同规律，但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些“中国特点”亦可视为“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逻辑”：中华民族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现实利益和走向未来的共同命运。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的大国。今天中国的版图，是在几千年中逐渐形成的，“并非简单地依靠一时的战争和征服而形成……同近代多民族大国的形成是靠对殖民地的征服、掠夺或移民的情况也不同”。中国在历史上发达的鼎盛时期，同周边的或遥远的国家保持着友好交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基因，是强调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至于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和平交往，而非弱肉强食，侵略扩张。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对人类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近代中国却逐渐落后了，其重要原因，是“欧洲近代产生了有发展能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演进中形成了市场经济模式”；而“中国古代文明没能实现从农业文明到商业文明的转型，核心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未能实现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到19世纪中叶，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前仆后继的伟大斗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正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90年来，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完善和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简单回顾，有助于人们站在正确的历史时空坐标中，通过广阔的历史视野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历史叙事，究其本质都是与时代主题、时代使命相关的时代叙事。无论是从历史的时空坐标，还是从广阔的历史视野中都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顺应历史大势，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潮流，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又不脱离中国的国情，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矛盾运动符合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丰富人类社会发展模式贡献了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呼唤着“新史学”，并决定其有如下新的学术和时代的特点：一是历史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反映人类历史规律和时代特征的标识性选题明显增加。二是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得到更充分的实现，首先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通过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为认识、分析中外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供的历史支持越来越多。三是“强制阐释”和“公共阐释”概念的提出，有力推动了“历史阐释”研究的深化。历史内在联系的建立、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和对蕴含在历史信息深处的历史真理的揭示，都离不开科学的历史阐释，史学主体性与实证性辩证统一的“中国历史阐释学”呼之欲出。四是广大史学工作者深知历史的遗产、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及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因素，总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他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自觉的社会担当精神献身史学，关注现实，服务大局，历史研究表现出愈益鲜明的时代精神。五是史学方法与史学理论的关联更加密切，史学方法总是一定的史学理论的方法，有鲜明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内容，而非抽象的方法。割裂理论与方法的内在联系，同割裂史观与史料的联系一样令人费解。“史学理论与方法”是一个完整统一的科学概念，而不是可彼此独立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六是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的一切优秀成果，注重从中外史学发展的学术史上汲取经验，获取启迪，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新时代的新史学。 

　　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表明，即使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但因它在不同的时代也会有不同的形态。时代发展中的重大历史转折，往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态改变的契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视阈下，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形态，即构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上日程,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现实任务和历史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史学之“新”，首先是作为唯物史观的新的增长点的“大历史观”的提出。不仅深入理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需要大历史观的科学阐释；在中外历史研究中欲真正获取历史的启迪和历史的教训，也离不开大历史观。如果说历史观“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那么，大历史观则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无论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还是从中得出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都赋予“大”的内容。这就是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一个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大”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一有机整体，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的规律性的运动。正如习主席所强调的那样，正确的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显然，这里的“大历史观”有其明确规定的内容。所谓“大”，决非仅仅是时空之大；与海外学术界流行的“大历史”，有着质的区别。 

　　习主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的发展和升华。李大钊早在1918年4月曾说：“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是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理解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在中国史学界，“大历史观”还有另一重意义，那就是在历史认识中，从史实出发揭示“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内在联系，而不是继续扩大它们之间人为制造出的鸿沟。脱离世界史的中国史，往往会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分析浅尝辄止；没有中国史的世界史，则是不完整的世界史，无法认识世界史整体的真实图景。 

　　综上所述，“大历史观”不是历史认识时空的延长或扩大，而意在强调植根于唯物史观的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即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发展性辩证统一的历史观念。“大历史观”虽在中国史学界近年提出，但其内容的阐释和运用却早已有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是一门迄今为止我们所获得的具有最高视野的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也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大史学。……它根据大量史实并以理论形式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如马克思正是详尽地研究了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才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结论。正是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学说的“本源”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加重视历史。”“大历史观”在今天凸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使然，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使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史学的召唤。 

　　大历史观的历史认识客体是人民，史家要牢记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因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类的一切财富，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的产生，无一不体现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所以是人民的理论，就是因为它植根于人民之中，紧密地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过程的客体”与“历史认识客体”在本质上并不相悖，都在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但是，这并不否定历史人物是一定阶级的代表，每个时代都需要并会造就出自己的伟大人物。 

　　大历史观的历史认识的主体性，是历史认识主体的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历史研究有生命力的传世之作，都体现出这三方面的完美统一。但这种“完美统一”与时俱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不可避免地会被赋予新的内容。总之，“历史认识的过程，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观念的反映关系。历史认识不是一成不变地再现历史、机械地重构历史，而是主体对客体辩证的能动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认识主体通过不断扬弃陈旧的历史思维，提高历史认识的科学水平”。这对彻底摒弃“史学即是史料学”、“价值中立的客观主义史学”等错误观念，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大史学工作者，不是与世隔绝，闭门在书斋整理史料、编纂历史，而是在火热的生活中以历史的主动精神创造历史。 

　　大历史观需要新的历史思维，而其从来就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新的历史思维的“新”，首先是历史思维鲜明的时代性，而这和大历史观的“大”是完全相通的，它们都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展现，因而也可称新的历史思维是“大历史观的历史思维”。大历史观的历史思维是历史、现实、未来相通的长时段的思维；是强调历史的联系、历史的继承、历史的发展相统一的整体性思维。无论是“长时段的历史思维”，还是“整体性的历史思维”，都是对客观的历史真理能动的并具有创造性的反映，对从整体上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认识水平，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史学大国。“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沧海桑田，中国史学披着历史的风雨，在20世纪中叶进入它漫长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且一发而不可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列宁选集》第2卷，第311页。新中国史学70年一切成就的根源，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指导，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统领自己的科学工作。毋庸讳言，新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有曲折、失误和错误，而产生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则是违背、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这是我们要永远铭记的历史教训。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历史命题的提出，将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必然对中国历史科学提出许多新要求。它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必将担当起新的历史使命，有新的作为，必将在中华民族进行的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