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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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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向阳:列宁《国家与革命》的基本思想与新时代的国家与革命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
  

  1917年,列宁撰写了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名作——《国家与革命》。100多年来,《国家与革命》成为很多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南。今天重温《国家与革命》的思想,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特别是对于我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有指导意义。

  一、《国家与革命》的写作背景 

  列宁在1917年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极为复杂的条件下撰写《国家与革命》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原因是多方面的。

  1.《国家与革命》写作的思想原因 

  清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学者在国家问题上制造的种种错误观念是《国家与革命》写作的思想原因。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内部机会主义盛行,特别是在国家问题上,机会主义者宣传了很多错误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确指出: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他接着指出:“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最著名领袖卡尔·考茨基。”列宁在1917年2月给柯伦泰和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中也强调,他得出的结论和考茨基的见解针锋相对。那么,考茨基打造了什么样的“针”使得列宁祭出最锋利的剑与之对决呢?

  第一,考茨基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是简单地把资产阶级的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完全回避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关于这一点,列宁讲得很清楚。列宁说:“他不去分析机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歪曲。他引证了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然后就说: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但一般说来它是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仅此而已。至于伯恩施坦把同马克思的真正思想完全相反的东西硬加在马克思的身上,以及马克思从1852年起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负有‘打碎’国家机器的任务,考茨基却只字不提。”其实,考茨基在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是相当模糊的,就存在着理论的不彻底性。1902年6月,考茨基出版了《社会革命》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强调,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越来越老态龙钟,无产阶级可以把这一制度接收过来,使之焕发青春。考茨基说:“要重新唤起它的青春和活力的话,只有由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来实现,即在无产阶级夺得整个国家政权的同时也夺得议会,并且使议会为无产阶级的目标服务。”他的这样一种看法为机会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所以,他一再说,在夺取政权之前,现有各个政府机关没有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要取消的。

  第二,考茨基尽管表面上有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他往往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放在十分遥远的未来,让人感觉虚无缥缈。比如,考茨基曾经在1909年出版的《取得政权的道路》(被列宁称为“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中讲阶级斗争将大大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甚至有可能使无产阶级在西欧建立自己的专政。但他反复强调,这是几十年甚至更远的未来的课题。列宁说:“考茨基在‘反驳’伯恩施坦时写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这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考茨基自己说:“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而斗争的时期;斗争可能在有时胜利有时失败中延续几十年,斗争的形式和延续时间暂时还无法确定。”他还说:“最近几十年,政府是无限地加强了,而推翻政府的可能性,即革命的可能性,看来却被推到无限遥远的将来。”如此一来,在考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个幻象了。

  列宁不仅面临着第二国际内部机会主义的挑战,而且还面临着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国家问题上制造的诸多混乱。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歪曲来自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他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这样来‘稍稍纠正’马克思,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而照市侩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论家们说来(往往还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调和阶级的。”例如,英国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鲍桑葵在1899年初版、1909年再版、1919年第三版的《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中,就强调国家是公共意志的体现,是用来调和阶级矛盾的。他说:“国家的目的就是社会的目的和个人的目的——由意志的基本逻辑所决定的最美好的生活。”在他看来,国家是包括从家庭到行业、从行业到教会和大学各方面决定生活的整套组织机构,它赋予政治统一体以生命和意义,同时又接受它的相互调节,从而得到发展并具有一种更加开明的气氛。国家就是公共意志的表达、是神圣的东西这样一些观念,在欧洲无产阶级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影响着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在不少人的头脑中,国家是神圣之物,是不可触碰之物,只能膜拜。

  2.《国家与革命》写作的实践原因 

  回答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国家与革命》写作的实践原因。对于这一原因,列宁在1917年8月写的第一版序言中说得很清楚:“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看来现在(1917年8月初)正在结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他还谈道,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国家的意义和作用显得极为重要,作为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在实践上提了出来。二月革命后的政治实践促使列宁不断思考国家问题,撰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

  1917年2月23日至3月2日,俄罗斯的沙皇政权土崩瓦解,史称“二月革命”。在这次革命风暴中,资产阶级自由派控制的国家杜马及其临时委员会领导了部分工人起义,并通过派出政治委员控制了国家政权。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发起建立彼得格勒苏维埃,1917年2月27日晚,召开了由1000多人参加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由此形成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两个权力并存的局面。如何看待这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1917年4月4日,列宁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演讲中提出,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共和国。这已经触及了国家政权问题。4月8日,在《论两个政权》的文章中,列宁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列宁分析了两个并存政权中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性质,他说:“它是革命的专政,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政权,它直接依靠用革命的方法夺取,依靠下面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而不依靠集中的国家政权颁布的法律。这完全不是欧美先进国家中迄今最常见的那种一般类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政权。人们总是忘记这一点,不深入思考这一点,而这却是全部实质的所在。”在4月8日和13日撰写的《论策略书》中,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4月10日,他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说: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新的国家类型,再现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之后列宁又写了一系列文章阐发国家问题和革命问题。这为《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写作奠定了实践基础。

  3.《国家与革命》写作的直接动因 

  回应布哈林对国家理论的阐述是《国家与革命》写作的直接动因。1917年2月17日,列宁在给柯伦泰的信中说:“我正在准备(材料几乎全准备好了)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态度问题的文章。我得出的结论虽也针对布哈林(您看过《青年国际》杂志第6期上他署名‘Nota Bene’的文章吗?看过《〈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吗?),但主要是针对考茨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布哈林比考茨基好得多,可是布哈林的错误可能使反对考茨基主义这个‘正义事业’遭到毁灭。” 1924年,联共(布)中央编辑出版的《列宁文集》第2卷,在为这封信作的注释中说:“布哈林用Nota Bene的笔名在《青年国际》杂志第6期上发表国家问题的文章。文章批判了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所作的‘公认的’,而实际上是考茨基主义的解释,正是这篇文章促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讲了什么使列宁说“我的结论针对布哈林”,而且还说“布哈林的错误可能使反对考茨基主义这个‘正义事业’遭到毁灭”?

  1916年上半年,布哈林写了一篇题为《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的文章,把此文寄给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编辑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理论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和概括。列宁对布哈林的概括不是非常满意,所以不同意此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上发表。列宁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编辑之一的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要求他给布哈林回一封信:“对我们来说,主要问题是文章有原则性的缺陷。”布哈林收到退稿后,把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拿出来写了几篇短文,发表在国内外不同的报纸杂志上,其中《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以Nota Bene的名义刊发在《青年国际》上。这篇文章分析了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特点,布哈林指出:国家变得愈来愈庞大……这样就逐渐形成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组织,即现代帝国主义强盗国家这一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万能组织,它具有无数的职能和巨大的权力,既有精神权力(各种愚弄手段:宗教、出版物、学校等),又有物质权力(警察、军队)。这就是当代的怪物,当代的利维坦国家。他进一步讲:包罗一切的国家组织生活——不是社会生活,而是国家生活,开始提到了首位,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说,没有一种权力可以和国家权力相比,但是他的“利维坦”同金融资本的国家机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巨大的力量相比,不过是一只小狗。应该说,布哈林对于帝国主义时代国家的本质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列宁对布哈林的观点进行了回应,对其不准确的地方进行了分析。列宁指出布哈林在国家理论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三个方面: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个别观点的理解不确切。布哈林在《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随着阶级制度的消灭,这种政治制度的表现即国家也将被消灭(gesprengt),于是将产生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将不复存在。”列宁在对此文的批注中,在“国家”和“被消灭”之下都打了下划线,并批注说:“不确切??”国家不是被消灭的、被炸毁的、被废除的,是自行消亡的。列宁指出布哈林的这一不准确的提法是完全不科学的。如果认为国家是被消灭的,那么问题就来了:社会主义是否还有国家?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如果有,谁来炸毁?这样一种不确切的提法有可能被一些机会主义者所利用。第二,布哈林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时不全面、不完整。列宁明确指出:“您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时竟如此断章取义,以致原义表达得不正确,或者能使人得出不确切的结论。”列宁在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布哈林在两个地方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是不完整的,其中一处是布哈林引用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关于国家消亡的一段话:“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真正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布哈林没有接着引用后面的话:“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这两段话是一个整体,如果只引用其中一段话,就会割裂恩格斯的思想,就会产生某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第三,个别观点带有非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列宁一再指出,在国家问题上,布哈林存在着一些小错误,这表现为对国家问题理解上带有某种形而上学的色彩。布哈林在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国家阶级性的论述时,就忘记了引用恩格斯关于国家社会性的论述;他在谈到未来社会要炸毁国家时,也忘记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时期要利用国家。列宁指出:“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是:我们主张(α)现在利用国家,并且(β)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利用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点现在就对实践极其重要。”列宁紧接着马上明确指出:“布哈林正是忘记了这两点!”这种忘记恰恰是缺乏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造成的。

  在对布哈林文章的研究和评论过程中,列宁感觉到国家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为了能够真正从理论上分析清楚布哈林观点的“不确切”和“忘记了”,让其成熟起来,在1916年12月发表的《青年国际》中表示:“我们打算以后写一篇专文来探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之后列宁写了《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文的提纲。1917年1—2月写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又称蓝色笔记)。这都为《国家与革命》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

  1917年7月,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从前线抽调部队到达彼得格勒,武装镇压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并且搜捕列宁等人。列宁隐藏在俄国和芬兰交界的拉兹利夫湖畔的草棚中,扮作割草人进行生活。他这时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1917年8月,俄国发生了科尔尼洛夫的军事政变,形势更加严峻。列宁于8月上旬转移到了芬兰的赫尔辛福斯,在这里,列宁基本完成了《国家与革命》的写作。

  二、《国家与革命》的基本思想 

  《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篇幅是7万字左右,包括两篇序言、一篇跋、正文六章和只开了个头的第七章。《国家与革命》字数虽然不多,但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百科全书”,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

  1.恢复和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理论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一章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他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恢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

  (1)完整引用式的恢复,也就是通过回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国家理论的论述,系统性地予以恢复。列宁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我们从《国家与革命》中可以看出,列宁几乎完整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家问题上主要的论述,可以说,几无遗漏。更为重要的是,列宁在论述时,有的部分是直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德文原著来引证的,既避免了其他译文本的不全、遗漏问题,又避免了被歪曲的问题。列宁说,我们必须根据德文原著来出引文,因为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译得不全,就是译得很糟。很糟就包括对原文的曲解、添加等问题。

  (2)辩证引用式的恢复,也就是通过有机联系的方式引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思想,使这一思想呈现出科学辩证的本来面貌。在列宁看来,“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例如,有的社会党人把恩格斯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思想解释为变化就是缓慢的、平稳的、逐渐的过程,没有飞跃和风暴,更没有革命了。列宁在大段地引用恩格斯的话后说:“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粗暴的、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歪曲,所以产生这种歪曲,从理论上说,是由于忘记了我们上面完整地摘引的恩格斯的‘总结性’论述中就已指出的那些极重要的情况和想法。”有的人引用恩格斯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机关的论述,但就是不引用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论述。由于缺乏辩证法,不少人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时往往导致片面性,为机会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正因为如此,列宁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注意其论述的内在联系性,注意其辩证逻辑,防止形而上学。列宁指出:“在恩格斯这同一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记得的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论述,还有关于暴力革命意义的论述。”“其实,这些思想同国家‘自行消亡’论是紧紧联在一起的,是联成一个严密的整体的。”

  (3)实际引用式的恢复,也就是结合俄国革命的实际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正确性。列宁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思想时,从来不是进行空论,而是结合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以及现实任务。比如,列宁在阐述恩格斯关于在民主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观点时,就直接运用了俄国当时政权的事例。列宁说:“目前,在任何民主共和国中,帝国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两种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头几个月里,也可以说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在联合政府中联姻的蜜月期间,帕尔钦斯基先生暗中破坏,不愿意实施遏止资本家、制止他们进行掠夺和借军事订货盗窃国库的种种措施,而在帕尔钦斯基先生退出内阁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资本家‘奖赏’给他年薪12万卢布的肥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间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结成联盟,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谊关系?切尔诺夫、策列铁里、阿夫克森齐耶夫、斯柯别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们是盗窃国库的百万富翁的‘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间接的同盟者?”这样的论证是极具说服力的,说明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就是资本集团的统治。

  2.科学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 

  (1)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机会主义者故意曲解恩格斯的“国家自行消亡”的思想,认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无须消灭,只是要静静地等待它自己的消亡。列宁指出:按恩格斯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下面还要更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列宁明确地把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看作一般规律,而且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遵循这一规律夺取政权的。

  (2)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能简单地掌握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革命不是王朝更替,不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轮流上台,而是根本性的权力变化,是由剥削者掌握政权变为由人民掌握政权。列宁一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