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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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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鹏: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

【摘要】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对某些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中,民族国家依然是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全球史的目标因而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这种辩证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提供了可能。它要求中国历史学家在立足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作出新的理解和认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内部诸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这种在民族叙事内部而不是之外发展出来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前提,也是中国史学对于全球史的贡献。 

【关键词】全球史 民族叙事 地方经验 中国视角 西方中心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家正生活在全球叙事的黄金时代,全球史不仅可能,而且无法避免。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也不论是在后民族国家还是民族国家,全球史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促使历史学家打破民族国家历史的旧有框架,重绘全新的世界图景。世界的普遍联系被进一步建立起来,原本孤立发展的民族国家历史,被整合到一个强调互动与纠缠的全球叙事体系中,世界历史的面貌由此变得不同。但在另一方面,鉴于地方经验在全球叙事中的重要性,以及对于全球叙事中有可能存在的权力关系和等级制度的挑战,民族叙事在全球史中并没有消失,反而成为展现全球史多样性并促使其更为公正的一个前提。对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而言,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一方面,它通过不断纳入新的现实意蕴而努力与变动中的全球化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它也通过对叙事策略的调整而尝试建构不同于西方的全球性过去。因此,尽管会有某种程度的冲突,但全球叙事的出现并不会压制存在已久的民族叙事,反而会给后者提供一个发出不同声音的契机,推动其将自己的地方经验注入全球叙事的宏大话语中,从而更加开放和更具包容性。 

  全球史在中国的兴起   

  全球史在中国的出现与西方几乎同步。在西方,全球史作为一个新近出现的研究领域而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大约是在2000年。当年8月,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全球史。在中国,2004年底,首都师范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中心,并于2005年10月与美国世界史学会联合举办“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全球史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视角,第一次进入中国公众和学术界的视野,其理论与方法也第一次被系统介绍到中国。2008年,全球史研究中心的年刊《全球史评论》出版,仅比2006年在伦敦创刊的《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晚两年。该刊物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15辑,并从年刊变为半年刊。在全球史的著作方面,于沛主编的《全球化和全球史》一书于2007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全球史的论文集,其中所收录的文章基本反映了当时中国学者对于全球史和全球化的理解与认知。而此前一年,一本与之同名的著作也刚刚在西方出版。 

  全球史进入中国以来,学者们对之表现出持久的热情。据中国知网(CNKI)的检索,2004年至今,篇名中含有“全球史”的论文共有464篇,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1997—2003年,相关文章只有8篇。基本上以2004年为界,学界对于全球史的关注明显增高,既了解到它相较于传统世界史的优势所在,也认识到它作为全球化时代一种历史研究方法的潜能。在全球史的影响下,许多研究领域,不论是传统的经济史、中外交流史、历史地理学,还是新兴的气候史、环境史、海洋史,都开始将“全球”作为重要的分析手段和研究路径,从长时段和大范围的角度对相关主题进行考察。甚至某些之前与全球史几乎无涉的领域,比如中国党史国史研究中,也出现了转向全球史的呼声。可以说,中国当前的史学研究,正经历着一场“全球转向”。全球史在中国的兴起,无疑有着内外两种因素。一方面,它是全球史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史虽然产生于西方,但近些年来,其方法与理念已经为许多非西方学者所接受,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史学现象。另一方面,它满足了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世界史学界的内在需要。首先,全球史克服了以往世界史研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缺陷。在中国传统的世界史研究中,世界史就是中国史除外的外国历史的总和,它基本以民族国家历史的纵向发展为主线,缺乏对不同国家之间横向联系的关注,很难给人一种整体感。其次,全球史打破了以往世界史编纂中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框架。在中国旧有的世界史编纂中,出于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目的,西方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非西方国家,西方文明的发展史和扩张史基本上构成了世界史的主要内容。再次,全球史满足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历史学家对新的宏大叙事的需求。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长期以来,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一直是中国历史学家用于解释近代以来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两种宏大叙事。但是近年来,两种范式的影响力和解释力都受到了挑战。历史学家因而需要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用来解释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全球史成为对上述两种范式的补充。最后,全球史可以为正在崛起的中国提供一种大国应有的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气度,也可以为中国解决全球性事务提供镜鉴和经验。在这种意义上,全球史中的“全球”展现的并不是一种一体化的历史趋势,而是一种与中国国家的现实发展相吻合的背景以及中国参与全球舞台的意愿。 

  上述全球史在中国兴起的四个内在原因中,前两个可以归结为全球史的普遍性,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因同样适用于解释全球史在其他国家的兴起,以及全球史得以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全球史的普遍性实际上体现了近年来国际史学的一种发展趋势,即从民族史向跨民族史的转变、从地方视角向全球视角的转变、从单一语境向复杂语境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根源来自全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民族国家的性质、历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历史书写的当代价值等问题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如果把历史事件置于一个更大的空间内加以考察,它将获得民族国家视角或任何地方视角所无法展现的意义和价值。或者,历史事件在经过多重语境的解析后,将会展现它与更多空间和群体的关系,以及自身更为丰富的内涵。历史由此成为一个聚合体,将所有有着不同的叙事、时间能指和意义的个别历史交织在一起,使之分享共有的空间,相互联系、互为因果,但又不彼此同化对方。林恩·亨特指出,这种从全球视角对人类过去的思考,将赋予历史一种新的目的:理解人类在一个联系越发紧密的世界里究竟居于何种位置。 

  与前两个原因相比,后两个原因可以归结为全球史的特殊性,即全球史在传入其他国家时,应满足这些国家不同的和特别的需求。因此,考察全球史在中国的兴起,还需要结合中国具体的现实进行分析。总的说来,中国对全球史的开放态度,与中国历史研究的现状及中国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的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发展与变革。新的研究领域在拓展,新的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尽管这些理论与方法大多引自西方。伴随着这一过程,史学家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重点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史学家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对地方性、区域性甚至个体性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任何一种宏大叙事的关注。与此同时,史学研究中也出现了碎片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现象,许多大的结构性问题被搁置,诸如“革命” “现代化”这样的之前史学研究中的“主叙事”被认为具有太强的政治预设而遭到批评。一些历史学家似乎正在陷入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所谓的“短期主义”窠臼,放弃了应有的宏观视野和公共责任。因此,有必要重新呼吁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的到来,将众多被割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再次整合到一个合目的的范畴内。全球史看来是一种选择,它为当前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总体性和长时段的分析框架,也对唯物史观形成了有益的补充。 

  另一方面,从史学服务于现实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增强的今天,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成就应该成为修正和完善当下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源泉。历史尤其是全球史研究,应当成为阐释中国与全球化之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应当成为中国历史学家重建对全球化世界认识的一种重要叙事。在一些学者看来,全球史不应再仅仅被视为西方的舶来品,它已经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全球史给中国世界史研究带来的发展变化,恰恰可以为中国的全球化理论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全球史,或者不如说经过本土化的全球史,必然要为中国提供审视和应对全球化的知识与经验,也必然要反映中国的全球意识和全球价值。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指出:“事实上,世界史在中国的流行,显然与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和政治大国的地位有关。……因此,一般而言,全球史也不被认为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替代物,而是作为一种背景,用于解释和推进这个国家的崛起。” 

  全球史的特殊性表明,每一个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都有自己对全球史的理解,全球史的内涵和意义因而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一个全球普遍适用的标准版本。全球史只能是与各种地方因素纠缠在一起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全球史。尤其是近年来,学者们越发认识到,全球史不再意味着以往那种目的论上的决定论或不受地方限制的普遍性,对全球史的研究是为了发现全球与地方之间相互交织与纠缠的复杂方式,以及在努力超越历史研究空间限制的同时,去寻找跨越边界的联系。德国全球史学者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中文名“夏德明”)在其新著中通过考察一位生活在明末清初宁波的中国天主教徒朱宗元的思想世界,试图揭示出全球与地方之间相互纠葛的关系。朱宗元一方面接受了儒家传统的教育,另一方面皈依成为天主教徒。他终其一生从未离开过他的家乡浙江省,是一个典型的“在地”(local)之人,但同时又因为与来华耶稣会士的接触,而与一个全球扩张中的天主教世界联系在一起。人们因而很难对朱宗元的文化身份作出清晰而明确的界定,也很难将之置于一个固定不变的空间之中。作为一个个体,朱宗元身上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多元属性,使他能够跨越多重边界,将不同的网络和空间聚合成一张更大的意义之网。朱宗元因而处在“错综复杂的全球结构与地方结构相互碰撞的地带”之上,可以有效地将地方史、区域史和全球史这样不同的空间叙事结合起来。 

  与萨克森迈尔不同的是,于尔根·奥斯特哈默通过运用一种全新的全球叙事,来展现全球与地方之间彼此交织的动态关系。在《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中,奥斯特哈默放弃了以往全球史那种统一的、全景式的叙事。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按照年代顺序,以一种线性的叙事方式讲述一部19世纪不间断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相反,作者将19世纪的历史分成不同的层次——人口的迁徙、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的发展、边疆的演进、帝国与全球体系的形成、革命的爆发,以及不同的主题——工业化、劳动、网络、知识、宗教,力图在每一个分支体系中表现19世纪全球历史的复杂关系。奥斯特哈默指出,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每一个分支领域都有自己的时间结构:一个特别的开始,一个特别的结束,还有特殊的速度、节奏和内部分期”。借助这种清晰可辨、连续循环的叙事框架,作者在总括19世纪全球一体化的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展现了各种多样化的地方性因素。比如,在论述19世纪法语、英语等西方语言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时,奥斯特哈默也提醒我们应注意不同语言之间的混合与杂交,以及同一个语言区内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语言鸿沟、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巨大差异等问题,进而说明任何一种语言,哪怕是强势语言,也不是沿着一条单行道在传播和扩散。上述对于全球史的新理解以及重建全球史叙事的尝试,为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对中国而言,民族国家依然在当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话语中占有重要地位,依然是当下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所以,即便是全球史,其目标也不会完全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概念的理解。托马斯·本德尔在论及全球化时代美国史的书写时指出:“仅仅是为了拥抱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和进程,而完全摆脱民族及其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编纂并无益处。这一做法必然会带来新的盲目性,甚至有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下述必胜信念共谋的危险,即相信当前的资本主义有其合理性。”本德尔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全球史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并非截然对立,尤其对中国这样的民族意识依然盛行于公共话语层面的国家来说,全球史只有与民族国家历史携手共进,才会真正扎根于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因此,在中国的全球史话语中,民族叙事不仅不会式微,反而会凸显其应有的价值。 

  民族叙事与全球史   

  一般而言,史学研究中的民族叙事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是现代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受法国革命精神的影响,同时也出于反对拿破仑统治的需要,建构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一些欧洲国家的首要任务。为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历史学家开始将民族共同体的起源与发展或民族国家的建立作为历史书写的基本内容,民族叙事就成为塑造国民集体意识、寻求国家政治统一的重要手段。比如在德意志,从1819年开始,历史学家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开始编辑卷帙浩繁的《德意志历史文献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在收集、整理本民族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德意志历史学家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历史编纂模式,其目的旨在探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的起源与发展,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解释也开始有意识地与民族或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一由德意志历史学家开创的历史编纂模式,受到欧洲各国历史学家的效仿,推动了民族叙事在欧洲的传播。 

  在中国,民族叙事同样是现代史学的产物,而中国现代史学意识的产生则源自建立在华夷秩序之上的“天下”观念的崩溃。自先秦以来,“天下”一直是中国想象和实践其政治和文化权力的最大空间,它以中国为中心,不断将周边地区吸纳进来。19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天下体系旋即坍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西方话语形塑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考量及参与国际事务的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与西方遭遇时的挫败感、传统价值观念陨落后的无所适从,让中国不得不重新认识自我和世界。而新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的认知是通过在时间指向上完全相反的两种路径同时展开的:一种是面向未来的或前瞻式的,即通过努力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跻身于现代世界;另一种是以过去为导向的或后顾式的,即通过否定或改造自己的过去而为新的时代的到来开辟道路。这两种路径无一例外都将历史作为重建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工具。一方面,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世界史(外国史),希望从中获得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并引以为榜样。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着手改造中国的旧史学即传统史学,以创建一种服务于当下和未来的新史学。这一点在梁启超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呼吁国人研究世界史以了解中国在今日世界之中的位置,他提倡用代表西方成功经验的进化思想来重写中国历史,并用一种预示着未来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来匡正那种停滞不前的王朝史:“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 

  梁启超及其之后的许多历史学家,如傅斯年、顾颉刚、雷海宗等人,通过不断重述寄托了中国未来的民族叙事,成功地将中华民族塑造成历史的主体,完成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关键一步。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如章太炎和陈寅恪等人,则通过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采取一种价值相对主义立场,开启了另外一种以弘扬“民族精神”为目的的民族叙事。晚年的章太炎直言:“民族意识之凭藉,端在经史。史即经之别子,无历史即不见民族意识所在。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除魏周辽金元五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章太炎在这里试图摆脱西方历史的普遍性,从中国史学的内部找到构筑中国民族性的要素。陈寅恪则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对佛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思想的吸收为例,指出道教的成功在于“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陈寅恪将这一原则推广到中国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思想的输入上,认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到20世纪上半叶及至当代,民族叙事转向革命话语和现代化话语,但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历史撰述中的民族叙事主要表达了建立一个与西方平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在提出这一诉求的过程中,对创伤性过去的记忆和对美好未来的期待成为民族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对历史学家而言,历史撰述的当下性亦即现实主义原则才是推动民族叙事展开的最重要动力。与西方的时间性或历史性体制不同的是,在当代中国,过去的经验空间与未来的期待视域之间并没有发生完全的断裂。相反,过去的经验——不论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依然给当下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这个国家走向未来。记住过去和展望未来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达成一致并形成一股合力,促使历史学家自觉地将历史知识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发挥民族叙事的现实效应。民族叙事所表现出的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无疑与中国史学中的“经世致用”传统一脉相承。所以,即便在全球化的当下,民族叙事依然活跃在历史学家的撰述中,并指向亟待实践的现实问题,即中国不仅有能力参与全球事务,而且能够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身份,为全球化提供新的活力。 

  因此,中国当前的全球史撰述无法脱离民族叙事的价值与意义,甚至有可能内在于民族叙事的框架内。这一在西方全球史撰述中看似悖论的问题,却在中国的全球史话语中找到了现实基础与合理性。詹明信在论及第三世界文学时曾指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应被当作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来阅读,即使那些看上去关乎个体的和充斥着个人欲望的文本,也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展现了第三世界文化和社会所遭受的冲击。詹明信对于第三世界文本的解读或许有些类型化,也存在着将第三世界文本的多样性化约为单一模式的风险,但他的第三世界文本对“个人故事和个人经验的讲述,最终必然包含对整个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讲述”的论断,却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第三世界文本中挥之不去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结。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分析和理解中国全球史撰述中的民族叙事。 

  在建构一种替代性的全球史模式时,中国的历史学家首先注意到了全球史的西方起源和西方特征,与之相对应的是,他们试图提出一种融合了地方经验的全球史,以修正当前对于全球史的普遍理解。这种替代性的全球史既体现了全球史的多元性,也为民族叙事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中国的历史学家看来,全球史是多样化的,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原因就在于,每个民族特有的历史和记忆遗产决定了全球史不会只有一种模式,这一点也构成了于沛“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的基础。于沛认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认识,因而会对历史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考虑到历史是一种记忆形式,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是通过自己的历史记忆传递下来,而这一历史记忆建立在中国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记录、搜集、整理的基础之上,始终未曾中断。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对全球史的认识,就要从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视角出发。 

  不过,创建“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不只是一个文化传承问题,它还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关乎一个民族未来的命运和前途。在于沛看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已经对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了威胁,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历史记忆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一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就是丧失了独立的民族文化,也就失去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强调中华民族记忆中的全球史,就是强调中华文化的独立性。如此一来,全球史就不应当只有一种模式。全球史虽然以“全球”为基本内容,但对这些内容,却不存在全球统一的或唯一的认识。中华民族有自己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其他民族也是如此。 

  然而,记忆也意味着遗忘,意味着将异己排斥出共同体的记忆所系之所。所谓的“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是否也因为排除了其他的文化经验和集体记忆,而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种族中心主义历史撰述,与欧洲中心主义并无二致?针对这一问题,于沛指出,强调全球史中的民族历史记忆,并不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历史记忆是发展的历史记忆和开放的历史记忆。它一方面会依据新的时代特征对自身作出修正和反思;另一方面也不断汲取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努力发展自我和丰富自我。民族历史记忆因而具有自反性和包容性,并不一味地强调排他和差异,它与全球史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事实上,全球史也只能是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唯其如此,全球史才能与一个民族的当下需求结合起来,引导这个民族走向未来。正如于沛最后所总结的:只有拥有属于自己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才能通过全球史的研究,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历史记忆,使我们历史记忆的宝库中有更加丰富的资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作出积极有益的贡献”。 

  在于沛提出“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的背后,除了希望以此重塑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文化意识和自我意识外,还有对于全球史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担忧。于沛指出,过往的全球化进程并非是“全球”的全球化过程,而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过程;“全球史”也不是“全球”的全球史,而是仍直接或隐含保留有“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与于沛类似,钱乘旦也注意到,如果不坚持从民族的立场理解全球史,就很可能被西方的意识形态所利用。比如,全球史所宣扬的对民族国家立场的超越,其实是对民族国家当代合理性的否定,其目的最终是维护西方的世界霸权。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钱乘旦对全球史的考量也是从民族立场出发的。不过,与于沛通过回溯民族历史记忆而将全球史纳入民族叙事不同的是,钱乘旦是通过强调历史研究的社会功能而将包括全球史在内的世界史研究与民族叙事建立起联系的。 

  钱乘旦首先指出历史研究的两种不同目的:一是了解过去,满足人们对过去的求知欲,即探求历史的真实;二是寻找历史在当下的意义,或者说借鉴过去为现实所用。在他看来,研究本国的历史,这两个目的都要达到。但研究世界史,主要是为了达到第二个目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研究世界史,其兴趣点、理解角度以及获得的感悟,都与外国人研究其本国的历史有着很大差异。对中国人来说,世界史研究的借鉴意义和训诫意义要大于对历史细节的探索。钱乘旦认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传统,即强烈的时代关怀。当中国面对列强侵略、维护国家独立时,世界史研究的重点是中外关系史和民族解放运动史;当中国处于争取解放的过程中时,世界史研究的对象就变成各国的革命史和政治制度史;而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时,世界史研究的焦点就转向了对西方各国现代化历程的探讨。不难看出,在钱乘旦的观念中,世界史研究的借鉴功能更为重要,甚至大于它的求真功能。 

  钱乘旦在这里显然对历史或者过去作出了两种区分,一种属于纯粹的学术研究领域,以探询细节、真相、客观性为目的;另一种是服务于现实的领域,为当下提供经验、范例、借鉴和训诫。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主要被放在了第二个领域,其最终目的是服务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现实需要。钱乘旦对历史研究之功能的划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奥克肖特对过去所作的划分。在《经验及其模式》中,奥克肖特将过去分为“历史的过去”(historical past)和“实用的过去”(practical past)。所谓“历史的过去”是指“真实发生之事”,是历史学家要研究和考察的历史实在。它主要存在于学术研究之中,代表着中立性与客观性,只要历史学家细致耐心,足够幸运,就能够探知过去的真实面目。“实用的过去”则与“历史的过去”截然不同,它来自人们过去的实践经验,经常被用于论证当下和未来行动的有效性,更多地存在于记忆、信仰、神话和情感之中。“实用的过去”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真实性,而在于它与当下的联系,在于它给予当下的指导,或者简单来说,它对于当下的用处。 

  比较奥克肖特对过去所作的区分可以看出,钱乘旦对历史研究作出的两个层次的划分,亦旨在发掘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的“实用”内涵或实践性,进而发挥其提供镜鉴、指导现在、期待未来等功用,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新的历史资源。这样一来,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便有了一种明确的指向性,其目的不是超越或背离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而是要与中国的历史形成有机结合,并将一种中国可资借鉴的全球性历史经验运用于自身的现实发展中。民族叙事因而不但不会在中国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中被淡化,反而会借助这种对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的新的理解,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重新彰显主体性和当代价值。当然,这里的民族叙事并非自我中心主义的,而是一种更加开放、更具包容性的民族价值观念的体现。 

  钱乘旦对世界史实用功能的揭示,与于沛在民族历史记忆中对全球史的重建有契合之处。两者都是对民族叙事的强调与肯定,背后体现了中西学者不同的全球史观,以及中西社会之间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西方之所以能产生“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史,而中国的全球史并不能完全摆脱民族国家历史或民族叙事的重要价值,是由中西方历史发展的差异造成的。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高度同质性的文化和政治体制,使得历史叙述自然地以民族叙事的模式呈现,而且比超民族的其他叙事更具明显的内在脉络。此外,从民族国家历史得以强化的外部或国际环境来看,中国与西方之间亦存在很大不同。首先,东亚各国缺乏一种像基督教那样能够产生集体认同的文化和信仰基础,故而很难有一部共同的历史。其次,东亚内部没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族群迁徙和政权交错,各国之间的政治疆界、民族区隔和文化边界大体稳定与清晰,那些影响政治、形塑文化、构成认同的重大历史事件,基本由国家或王朝主导。最后,东亚知识界缺少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共同体,无法像欧洲知识分子那样形成一个超然于政权之外的“文人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etters),各国知识分子因而大都秉持鲜明的国家立场。中国乃至东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国家和民族在历史撰述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全球史的潮流中重申民族国家历史的重要性,并不是民族主义史学的膨胀,而是对民族主义史学的警惕。因为,追溯一个国家历史上形成的,并且与当下民族主义意识紧密相关的传统、观念和制度的来源,对之予以反思和清理,反而会对民族主义史学形成约束。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史的语境中强调民族叙事的延续性,会让人们看到“国家”或“民族”这样的概念在历史上的变迁,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之上的认同的连续性,从而历史地和辩证地看待这些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避免对之作出超历史的评判和解构。诚如斯特凡·贝格尔所言,21世纪的历史学家应当将民族作为一面能够折射多种反思的镜子,去展现民族国家历史的开放性、多样性和包容性。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民族国家历史的书写或民族叙事就依然有其意义和价值。 

  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已故英国全球史学者克里斯托弗·贝利在其生前最后一部著作《现代世界的重塑:1900—2015年》中指出,世界史和全球史学者无论从学术上还是道德上,固然应重视对全球社会网络的研究,但他们与研究区域的、国家的和地方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而非对立的。只有这样,历史学家才能携手向人们展示历史的多种形式。就这一点而言,民族国家历史与全球史显然不是截然对立和无法相容的,民族叙事应当在全球性话语中拥有一席之地。强调全球史中的民族叙事,并非要确立一种对抗的姿态,而是去重新思考全球史和民族国家历史在当下的意义;或者不如说,同时将“民族”和“全球”这样蕴含了太多意识形态的概念语境化,认识到它们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而不应被限制在单一的时间和空间单元里。民族叙事的存在也表明,全球史只有重新“地方化”,融入各种地方脉络,融合各种地方话语,才能真正发挥其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潜能。正如萨克森迈尔所言:并不存在单一的全球化世界或全球史,人们必须从地方性视角理解全球史。所谓超越地方性历史的全球史将毫无意义,相反,全球史意味着从全新的视角研究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才有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价值与可能。 

  什么才是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于沛对此作了如下三点总结: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更加彻底地摒弃西方中心论;不能脱离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并纳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中。在2010年的一次访谈中,于沛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阐释,尤其强调了全球史应当体现中国的价值观念和反映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研究全球史应该有我们的价值判断标准、有我们的历史观、有我们的价值观、有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种感情、有我们中华民族对历史现实的这样一种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对全球历史的认识建立在对全球现实认识的基础上。”于沛坦陈,全球史是最能体现当今时代精神的新史学,但前提是它只有“建立在当代中国、当代世界的现实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基础上……才有历史感、才有时代感、才能够把历史感和时代感结合起来,才能够体现时代精神”。于沛的上述设想,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全球史学者的一种普遍期待和愿望,即创建一种兼具民族性、现实性和时代精神的全球史,使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史学潮流中。 

  然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这种理论又来自何处?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但在面对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历史学家还是需要一种更具操作性的史学方法或理论,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到目前为止,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还只是处在“构想”阶段,尚未达到可以启发具体研究的“理论”高度。而理论的缺席,不仅不利于构建这样一种全球史,也使得具体的研究更像是西方全球史的翻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或者说只是在拿中国的历史套用西方的经验,存在着理论与事实之间的脱节。当然,理论的缺乏不仅是中国全球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更是整个中国史学所面临的问题。马克垚曾指出:“至今我们还只有一种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是来源于西方的,我们亚、非、拉国家,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没有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历史理论。西方的理论也有它的真理性,但是它们也只是从西方的情况出发来看世界的,也会有它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有不少就是我们想超越的欧洲中心论。但是,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自己的历史理论,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实现不了这种超越。”同样,章开沅在反思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时也强调:“中国的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国际学术界边缘化,特别是近现代史,被视为没有自己的理论思想,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自己的研究特色,没有形成中国风格。所谓跟国际接轨,如果简单地接轨到某一个国家的史学,以人家的史学潮流为潮流,那是很可悲的事情。” 

  历史撰述中理论的缺失,表面上看是一个现实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历史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它与近代以来历史学家为了重塑中国的历史性和国民性而主动选择西方理论、放弃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有着密切联系。晚清以来,对中国史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两种西方理论当数科学主义和进化论,它们成为中国历史学家建构新史学或现代史学的基本内核。梁启超曾指出,缺乏科学精神和客观的研究态度,正是中国史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王国维也多次强调史学和科学的关系,指出科学知识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他尤其认为中国史学的尚古之风,乃是缺乏科学知识所致:“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因此,许冠三在论及近代中国史学的总体特征时指出:“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恒因派别而异,且与时俱变。”至于进化论,则更是颠覆了中国历史学家的传统观念,导致他们的历史认识论发生了剧烈变化。一个明显例子是,对历史上人和事的评判,不再以道德亦即具体的善恶和人文关怀为标准,而是看人和事能否顺应进化之大势。章太炎就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不再是基于道德主义的赞扬或批评,而是帮助人们了解社会的未来发展:“盖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也。”夏曾佑说得更为直接:“循夫优胜劣败之理,服从强权,遂为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举世风靡,弱肉强食,视为公义。”正是在接受并认可这些从西方历史经验中归纳而来的“公例” “公理”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不再具有特殊性,转而认同西方历史的普遍性,甚至西方理论的普遍价值。 

  如果说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学家以“新史学”之名揭开了用西方理论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序幕的话,那么及至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重启现代化进程后,史学的现代转型和国际化便被再次提上日程。这一时期,诸如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年鉴派史学、后现代史学、新文化史、全球史等西方理论和史学方法论被大量引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史学的研究范式、研究领域,甚至撰述风格。客观而言,西方理论的持续引入确实推动了中国史学的更新和发展。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史学日益陷入一种理论缺失的困境。其结果很可能是,中国的史学研究要么是用中国的史料阐发西方的理论,要么是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不过,正如后发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比发达国家更有优势一样,中国作为理论生产的后发国家,或许比西方国家更有在理论上作出突破的意愿。当然,理论的突破最终必须落实到史学实践上。在尚未建构一种成熟的理论之前,重新回到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不失为一个恰当而明智的选择。因为,只有通过史学实践,不断更新和发展当前和未来的史学研究,新的理论才有可能出现。诚如马克垚倡导的:“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应当重新研究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历史,也研究世界的历史,并按照自己的认识、参照世界上已有的史学理论成果,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在进行中国的全球史实践时,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不是单纯地突出中国在全球史中的重要性,也不是在全球史中多增加中国的内容,而是在坚持不同国家、地区、文明之间联系与互动的基础上,强调一种去中心的全球史。去中心并不是否认某个国家或地区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处于全球中心位置这一事实。比如,一部19世纪的全球史就不得不对欧洲有所偏重,但这“绝非出自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而是由欧洲在19世纪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决定的”。去中心强调的是这些中心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地位并非孤立地形成,而是全球互动的结果。以工业化率先在西欧的兴起这一事件为例,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述将之视为“欧洲奇迹”或欧洲最终超越亚洲的标志,但最近的两部以棉花为主题的全球史著作认为,工业革命之前在中国和印度业已兴盛的棉纺织业和高度发达的棉纺织技术传入英国,才是英国棉纺织业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根基,同时也是推动英国工业革命发展的一个因素。这些新的研究表明,某些被认为是导致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的历史现象并不是西方世界单独取得的成就,而是长期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共同参与其中的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去中心还意味着在全球史撰述中,对任何一种中心主义叙事的摒弃,即不能只以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经验来解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与现实。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人们在抨击某种中心主义时,往往又不自觉地跳入另外一种中心主义之中。这种固化的思维模式可能会成为制约全球史研究的一个瓶颈。以梅天穆的《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为例,作者为了挑战传统欧洲和亚洲历史撰述中关于蒙古征服血腥、残忍、野蛮的“定论”,提出了一个颇具颠覆性的概念“成吉思大交换”(Chinggis Exchange),即在所谓“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ca)时期,蒙古人在贸易、战争方式、行政管理、宗教、疾病、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给世界带来的深远且基本上都是积极的影响。而经过“成吉思大交换”打造后的世界,已经与此前截然不同。然而,梅天穆在跳出以往以欧洲或亚洲为中心的视角书写蒙古帝国史的框架的同时,却淡化和忽视了蒙古帝国对欧亚大陆各文明,尤其是对阿拉伯文明、突厥文明和俄罗斯文明的破坏,从而陷入另外一种以“蒙古”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之中。 

  考虑到目前尚未建立一种描述人类全球性过去的理论,中国学者在进行全球史实践时,可能并不必然一开始就从全球入手。相反,中国的历史学家应当首先着眼于本国的历史,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对于世界和全球的新认识。这里面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需要特别注意。首先,要看到“中国”——不论是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还是政治共同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以及与周边地区的交错融汇之中。比如,杨斌注意到,云南在成为中国一个省份的过程中,并不只是被动地被吸纳到多元一体的文化和政治格局之中,而是对“中国”这个文化和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同样起到了推动作用。明清两代,大量汉民移入云南,给当地带来了巨大影响,但不少汉族移民也接受并认同了当地的文化与习俗。因此,云南土著的汉化与汉族移民的本地化(indigenization)是同时进行的。两种力量相互交织的结果是产生出一种新的混合社会(hybrid society),它一方面产生了一种新的关于“云南人”的认同,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核更加丰富和多样。温春来在对贵州西北部的研究中也发现,这一地区在被整合进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架构之前,当地的彝族人已经建立并维持着一个历史久远且别具特色的类似于国家的政权组织。所以,新秩序在这一地区的确立同样不能遵循“征服—接受”的模式。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在贵州西北推广与表达的历史,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许多惯习、文化观念和历史意识在王朝的意识形态中逐步获得“正统性”的过程。这样,在彝汉两种不同制度和传统的互动与协商中,贵州西北完成了从化外之“异域”到中国之“旧疆”的转变。从两部著作所论述的“中央”与“地方”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中国”这一概念的变化与延伸。这种在历史脉络中对“中国”的动态理解,将有助于人们打破某种僵化的思维模式,认识到“中国”是由多种文化和多个“地方”长期交错融合而形成的。如此,历史学家才能摆脱关于本国或本民族历史的固有观念,以一种更加包容的态度将中国放入全球视野中,进而审视和平衡中国史与全球史的关系,这将是构建一种开放而非封闭的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的基础。 

  其次,将中国置于跨国或全球语境中加以审视,认识到当今中国不仅是内部诸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中国的政治疆域辽阔,文化空间宽广,周边不仅有众多国家,更有不同的文明。长期以来,中国正是在与这些国家和文明的互动和比照中形成了自我认知。不过,这种认知显然来自一种主位视角,缺乏一种局外人的客位视角。近代以来,在日本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双重夹击下,传统中国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主位视角似乎不足以解释其中的原因,客位视角因而变得不可或缺。客位视角主张用外在于中国的“他者”眼光由外及内地审视中国,它能够提供一种类似于人类学的“远距离经验”(experience-distant),动摇主体自身固有的文化成见,进而使其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内重新认识和反思自我。奥斯特哈默在论及当前德国全球史的发展状况时指出,德国的全球史之所以发展迅速且自成特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批有着研究外国史背景的中青年学者参与其中。与那些只研究德国史的学者相比,这些学者因持有一种局外人的眼光,而更容易克服主位视角的局限,拓宽研究视野,成为全球史的实践者和支持者。因此,跳出中国,以一种异域之眼反观中国,进而在一种跨国和跨文化的语境中重建中国对于自身的认知,这种新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全球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前提。 

  结语   

  在一篇对20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回顾性文章中,几位作者对21世纪的中国世界史研究作出如下展望:“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梳理承继中国史学的优秀成果,在与世界文化融合会通的大潮中,形成为富于开放的,既有共同话语又有中国特征的中国学派,才能为世界史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贡献。”诚如几位作者所言,只有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中国的全球史撰述才能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全球史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和梳理,使之在保有既往的民族国家历史框架的同时,积极向一个跨国的和全球的语境开放,最终产生一种经过重新空间化的民族叙事,它将成为联系中国民族性过去和全球性当下的纽带。这种新的民族叙事虽然保留了本民族过往的经验和愿望,但并不意味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因为其得以存在的空间基础——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包容性的而非排他性的——最终会消融民族主义话语线性的时间意识,而正是从这种线性的时间意识中,滋生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意识。 

  在全球叙事的黄金时代,民族叙事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尤其是在提供一种正向的民族聚合力、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中依然发挥着解放的潜能。不过,当下的民族叙事不是要强调民族国家历史的优越性,而是通过展现地方经验的价值,平衡民族国家历史与全球史的关系,丰富对于全球史的多元理解。同样,当下的民族叙事也不再只是一种对于仇恨、创伤和冲突的记忆,它将因为体现和表达了基于差异和多样性的诉求,而成为达成平等、尊重和共识的重要介质。只有在平等和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历史学家才能够真正认识到,全球史的普遍价值在于对长期以来支配着历史研究模式的那些空间概念的超越。 

  由此,经由民族叙事所带来的特殊性,历史学家可以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实现全球史的普遍性。历史学家有理由认为,不论全球史采用何种表现方式,也不论全球史采取何种立场,其基本的出发点是探求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里,引用和分享刘新成的观点将很有意义:“宏观世界史学的本初指向,即探讨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这种探讨是该分支学科的存在前提,放弃这种探讨无异于学科的自我取缔。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  

 

张旭鹏,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