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近现代中国对埃及历史与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基于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的思考

　　内容提要　2022年是埃及学诞生200周年。埃及学虽然已有200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一门探究古代历史、了解人类文明走向的学问，仍然生机勃勃，极富魅力，研究前景广阔。从日本学者柴四郎著的《埃及近世史》中译本问世至今已有120年历史，中国学者对埃及历史与现代化道路的研究愈来愈深入系统。在历史巨变中透过中国的埃及史研究，可以得出世界现代化进程某些规律性、普遍性的理论认识。中国的埃及史研究是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之劫难的历史背景下萌生的，在其主流发展中，始终表现出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特点和优点。作为中国的世界史学者，要牢记世界历史学在新时代的新使命，不断深入推进中国的埃及史研究，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　埃及史研究　埃及现代化　知识体系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六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就这一重大时代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把学问做在把中国的事情搞清楚、说明白的基础之上，做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有用、能用、管用的基础之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这为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有助于我们融合本土视野、世界视野、历史视野、当代视野和未来视野，提升知识体系对“中国特色”和“世界共性”的阐释能力。简要回溯近代以来中国对埃及历史和现代化的研究，可使我们对上述论断有更深刻的认识和启迪。 

　　中华民族危机加剧和埃及史研究萌生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加快对外侵略扩张。英国在1840年发动了罪恶的侵华鸦片战争，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强烈的侵略性和掠夺性。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群拥而至，中国遭到全世界几乎所有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惨败，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急于瓜分中国，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1903年5月,陈独秀在安徽爱国会发表演说，明确指出“各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的严峻现实，呼吁国人要清醒地认识到“各国将来瓜分我中国，其惨状何堪设想！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 

　　在中华民族危机加剧的历史时刻，中国学者开始汲取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内容，为拯救民族危亡这一时代主题服务。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介绍研究世界弱小民族“亡国史”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后的10年间，国内至少出版了50种以上的亡国史，其中梁启超的系列弱小民族亡国史尤为引人关注，诸如《亚西亚南部衰亡史》《世界亡国小史》《近世亡国史》《朝鲜亡国史略》《越南亡国史》《缅甸灭亡小史》《印度亡国史》《菲立宾亡国惨状记略》《波兰衰亡战史》等，向国人敲响亡国警钟。当时编纂亡国史的主要目的，是用确凿的史实说明这些国家亡国的主要原因，在于“因循守旧”“不图自强”，希望借此警醒国民，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鉴，救国救民。 

　　这些书籍对于激发中国人民自强自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情感，挽救民族危亡有积极作用。当民族危亡的形势日渐迫近时，研读“亡国史”比研读“建国史”更有意义。这是因为，“读建国之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读亡国之史，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虽然，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这些研究亡国史的著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结合中国现实，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 

　　20世纪初，当中国出现亡国史研究的热潮时，一些学者译出了日本学者柴四郎（1853—1922）的《埃及近世史》作为警戒。该书有多种中文译本：玉瑟斋主人译《埃及近世史》，1900年5月发表在《清议报》第45期；麦鼎华译《埃及近世史》，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还有留洋学生所编《埃及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02年出版，为“帝国丛书”之一。著者认为，埃及原为独立国家，但在18世纪中叶沦为英国的半殖民地，究其原因，“实由借外债而任外人”，结果“一切内权皆归其手”，“坐招外人之干预，反复相寻，遂藩其邦而奴其族”。还有章起渭翻译的《埃及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为“历史丛书”之一。此外，《童子世界》自1903年4月起，分9期连载了叶锦清译撰的《埃及近世史》。 

　　麦鼎华认为，中国和埃及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在不少方面十分类似，要研究中国的未来不可不读埃及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前途完全可以把埃及作为借鉴。麦鼎华在其译本的《自序》中，分析埃及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向外借债，大量雇佣外国人，让外国人治理自己的国家，进而丧失国家主权，为异族所奴役。麦鼎华之所以翻译此书，是因为感叹自己国家“时事之艰危，悲国权之屈辱，用译是书以助戒惧”。他希望以埃及亡国的历史作为一剂良药，使中华民族警醒。 

　　张元济（1867—1959），浙江海盐人，光绪进士，曾任刑部主事。1897年在北京创设西学堂（通艺学堂），戊戌政变后被清廷革职，后曾任南阳公学（交通大学）校长、商务印书馆馆长。他为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的《埃及近世史》写了序言，认为近代埃及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到国家的“典章制度”，小到“居处服御”，无不极力迎合欧人欢心，“惟以不获青睐为惧”，结果沦为西方殖民地。埃及统治者“自亵其独立自主之尊”，使民族自尊心荡然无存，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张元济还指出，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欧人兼并弱国歼除异族之具”，“欧洲之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已由近东而推至远东，凡与结接为构者，能无履霜坚冰之惧乎？虽然，吾不患他人之以埃及待我，而特患我之甘为埃及也”。张元济认为，当时中国与埃及曾经面临的情势极为相似，中国以“至诚恻坦之意”向西方学习时，切忌盲目照搬，丧失民族自尊。张元济的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并且经受了历史的检验。 

　　柴四郎《埃及近世史》中文本面世后，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广泛反响。一些人总结埃及亡国的历史教训时，已经敏锐地看到，拯救国家于危难中，仅仅依靠少数志士仁人是不够的，关键是全国人民都要有爱国之心。他们提出，“国之立也，必人人心中有爱国之思想，人人目中有爱国之观念，然后仆者起，废者兴，死者生，亡者存，而埃及之民何如哉？”这种认识在20世纪初难能可贵，对当时努力救亡图存、自强自立的中国来说，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不仅应从中吸取教训，还要学习埃及人民的反抗精神，与外国侵略者展开坚决斗争。 

　　对于柴四郎的《埃及近世史》，《东方杂志》《新民丛报》等有较大影响的报刊多有介绍。《新民丛报》1902年第9号刊登的广告写道：“埃及文明开化最古之邦，今几不国矣。观其近世国权所以外流，实有足令吾华人梦醒者。”当人置一册，以作前车之鉴。当论及埃及亡国的原因时，大多数人认为埃及之所以亡国，并非偶然：其弊在国是不定，舍己从人，一切变法，皆为取悦外人之具。故其事有损而无益，终不免于亡国之惨，诚吾国之殷鉴。中国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仅仅少数人有爱国心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全民族的觉醒。 

　　除柴四郎《埃及近世史》以外，关于埃及亡国历史的著述还有一些。例如，日本学者北村三郎著，赵必振（1873—1956）翻译的《埃及史》，由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史学小丛书”之一。译者在述及翻译此书的目的时，主要强调国人应汲取埃及亡国的历史教训，救亡图存。认为“其历史可为隆替兴亡之鉴”“我国人者，唯鉴埃及之衰亡，以大奋起，一变外交之局面，则诚国家之幸”。又如1903年文明书局译刊的《埃及惨状》，此书是希望唤起国人猛醒，“厥以借镜，庶吾民之早为警觉”。此外，还有《埃及百年兴衰记》，《经济丛编》1902—1904年连载；《埃及亡国惨状记》，1903年在《游学译编》连载。 

　　与时代同行的中国埃及史研究 

　　194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的国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同时明确提出“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事务”。这两方面的统一确立了新中国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始自20世纪初的中国埃及史研究与时代同行的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发扬和升华，包括埃及历史研究在内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掀起高潮，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化建设高潮。新中国的历史研究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首先迎接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时，郭沫若撰写了《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发刊词：“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我们须得满足内外人民的需要，把世界史上的白页写满，我们须得从历史研究这一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促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新中国埃及史研究硕果累累，从整体上反映出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满怀信心地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时代风貌。新中国埃及史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在世界通史性的著作中，埃及史占有重要地位。如196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4卷本《世界通史》中，上古部分有专章阐述埃及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包括早期王国和古王国时期的埃及、中王国时期的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以及古代埃及文化，如文字、宗教、文学、建筑、雕刻、绘画等。中古部分主要讲述7—15世纪的埃及历史。近代部分包括埃及人民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和法国侵略的斗争，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时期的埃及，外国资本入侵和埃及沦为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瓜分非洲，列强对埃及的干涉，英国在埃及的殖民统治等内容。此外，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吴于廑、齐世荣、王斯德、武寅等主编或编著的多种世界通史性著作，埃及史在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其二，在非洲地区史研究中，埃及史研究始终是重要内容。如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杨人楩所著《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一九一八年》，作者提出，“埃及史在世界史著作中阐述较详，所以在《非洲通史简编》中所占篇幅稍有压缩，对非洲各地区的历史，尽量给以一定的地位。”但从实际内容来看，各章节有关埃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如《古代埃及的文明》包括古代埃及王朝时期的社会发展和文化、托勒密王朝等，《11—15世纪的埃及》主要内容有法提玛王朝的灭亡、阿尤比王朝和马木路克统治时期、11—15世纪埃及社会发展等，在述及16—17世纪的北非时，辟有专节《土耳其统治下的埃及》。作者指出,1517年土军占领开罗，从此埃及变为土耳其的一省。土耳其统治时期，埃及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没有改变，但这三百年是埃及史上最黑暗的时期。《18—19世纪的埃及》主要内容是：18世纪的埃及和法国的入侵、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及其争取独立的失败、埃及对欧洲资本的依赖、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埃及沦为英国殖民地》则重点阐述了埃及财政的国际监督、阿拉比领导的抗英战争、英国在埃及的殖民统治、埃及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此外，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编写的《非洲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何芳川、宁骚、艾周昌等主编的3卷本《非洲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也都有丰富的埃及史研究内容。 

　　其三，在数以百计的世界断代史研究中，无论古代中世纪史、近代史或现当代史，埃及史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如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林志纯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就有相当系统的埃及上古史内容。作者认为：“埃及是今所知道的又一个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其进入文明，与西亚几乎同时。……文明时代古埃及地理范围主要在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北至地中海沿岸的狭长谷地。”有关《古代埃及》的主要内容是：尼罗河文明之起源，巴达里文化，埃及的奴隶制城邦——州的产生与发展，早王朝时代的埃及，埃及帝国的形成及其全盛时代，统一帝国的开端，古王国时代的埃及，中王国时代的埃及，第一次和第二次人民大起义，帝国的霸权，埃及帝国的衰落与波斯帝国的统治，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希腊罗马和拜占廷帝国统治下的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统治、经济制度和人民的起义斗争，埃及的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过渡。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现代史》（2013年第1版、2020年第2版）中，埃及独立运动、1919年三月起义、1923年宪法、埃及七月革命和苏伊士运河战争等，都有专节阐述。 

　　其四，在世界专门史研究中，如世界文明史研究，埃及史也占据一席之地。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马克垚主编的3册《世界文明史》，埃及文明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包括法老的土地和人民，古代埃及的历史、语言与图画，仪式化的文学与史学，古埃及的宗教信仰，古埃及的造型艺术等。在《伊斯兰文明对西欧工业文明的吸收和冲突》一章中，重点分析了欧洲工业文明冲击尼罗河农业文明及后续改革和半殖民地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东伊斯兰世界》中，探讨了纳赛尔主义对埃及的影响，还分析了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争取文明复兴的努力。作者指出，埃及早期就有穆罕默德·阿里改革，使埃及得到飞速发展，但这一改革被英国殖民者入侵打断。纳赛尔主义是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过程中形成的，其核心是消灭帝国主义，建立一个自由和公正的民族国家，纳赛尔的社会革命是指在埃及社会中实现公正和平等的民主革命。 

　　其五，在世界历史国别史研究中，有多种《埃及史》专著，既包括通史性研究，也包括断代史研究、专门史研究。如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即包括雷钰和苏瑞林所著的《埃及卷》。作者强调，埃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曾经孕育出光辉灿烂的古代埃及文明，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至今，埃及仍在中东地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书的一大特点是有较多篇幅阐述埃及与中国的关系，其中既有历史回溯，如古籍中的友好交往记录、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交往、晚清中国人笔下的埃及、日益密切的宗教文化交流等，也有现当代埃及与中国的关系，如两国人民在反帝反霸斗争中相互支援、不断拓展经贸往来、扩大文化交流、携手跨进新世纪等。此外，通史性的埃及著作还有王海利的《埃及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哈全安的《中东国家史·埃及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王泰、郭子林的《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等。 

　　在埃及国别史研究中，继纳忠著《埃及近现代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内部发行），杨灏城著《埃及近代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这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埃及近代史专著。1798—1918年是埃及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期间发生了法国入侵、穆罕默德·阿里改革、西方资本渗透、苏伊士运河开凿、英国占领以及奥拉比、卡米勒和法里德领导抗英斗争等重大事件。《埃及近代史》论述这段历史，主要贯串着两条主线：一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埃及人民的英勇反抗，二是埃及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改革。全书以这两条主线展开论述，系统有序、层次分明，从而使读者对埃及近代历史有完整深入的认识。 

　　刘文鹏著《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古埃及史著作。该书在内容和体系上都有新的突破，被评为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古代埃及史》详述了古代埃及自旧石器时代起，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化之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它以文明研究为主线，在揭示埃及文明起源的同时，论述了古埃及人的来源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古埃及由城市国家发展到统一王国和王国由盛到衰的过程。作者认为：“埃及文明的形成只不过是近五千多年前的事情。在古埃及文明兴起之前，还有一个数十万年甚至数百万年的漫长的所谓史前时代。……古代埃及人正是由那个原始的阶段开始起步的。”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作者首先分析了古代埃及的地貌、生态环境和民族，史前埃及与尼罗河文明的起源，并在此基础上详尽地论述了埃及古代历史，对我国埃及学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此外，埃及断代史、专门史研究的著作还有周启迪的《古代埃及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刘文鹏的《埃及学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杨灏城、江淳的《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颜海英的《守望和谐：古埃及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李晓东的《埃及历史铭文举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王海利的《尼罗河畔的古埃及妇女》（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刘文鹏的《埃及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王海利的《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图坦哈蒙300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郭丹彤的《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的交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周启迪的《文物中的古埃及文明》（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郭丹彤、马晓敏的《法老的诅咒——探寻古埃及神秘的巫术与宗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温静的《尼罗河的赠礼》（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郭丹彤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郭丹彤主编的《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经济文献译注》（中西书局2021年版），等等。 

　　其六，关于埃及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或学术性文章难以计数。这些论文视野开阔，内容广泛，涵盖埃及历史的各个阶段。随着中国埃及史学科建设迅速发展，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不仅数量明显增加，而且在研究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上都大幅提高。其中的代表作有：纳忠《埃及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斗争与民族的觉醒》（《人文科学杂志》1957年第1期）、郑道传《纳赛尔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学术论坛》1957年第1期）、刘文鹏《古埃及的早期城市》（《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颜海英《托勒密时期埃及奴隶制评析》（《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郭丹彤《纳尔迈调色板和古代埃及统一》（《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王海利《古埃及“只娶不嫁”的外交婚姻》（《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郭子林《托勒密埃及的法律与司法实践》（《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金寿福《内生与杂糅视野下的古埃及文明起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等等。近年来，埃及历史研究的论文呈现出视野更加广阔的多元发展趋势，如刘金虎《试论史前时代至新王国时期古代埃及与努比亚地区的交往》，[《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赵丁琪《埃及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历程及经验教训》（《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3期），陈天社、常晓东《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时期教育改革探究》（《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4期），王泰、任钰《19世纪埃及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互动》（《西亚非洲》2022年第1期），孔妍《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应对》[《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何志龙、田丹《马穆鲁克王朝时期黑死病在埃及和叙利亚的传播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22年第7期)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埃及现代化研究 

　　1901年,梁启超高举“史界革命”的旗帜,倡导用进化史观研究中外历史，“现代化”成为“新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1926年，柳克述（1904—1987）撰《新土耳其》，洋洋30万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实证研究，阐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亚洲病夫”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该书在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在西方流行的“现代化”概念。鉴于近代以来中国和土耳其的共同遭遇,两国探索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有很多相似之处。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警策国人”“唤醒民众”，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 

　　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后，李达、何干之、范文澜、胡绳、黎澍等学者对现代化特别是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深入探究。新中国成立后，在1954年、1963年、1971年多次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中国的前途命运已同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广阔的世界眼光，埃及现代化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发展。 

　　2000年车效梅撰文《埃及的现代化历程》（《西亚非洲》2000年第2期）指出，埃及是中东、非洲最早着手现代化的国家，又是当今该地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变革主要包括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教育结构三个方面，这三个结构变化力度和深度的不同使埃及现代化进程从穆罕默德·阿里到纳赛尔呈现出明显差异。作者以1952年七月革命为界，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教育结构三方面变革着手，展示了埃及现代化在两个不同时期的差异，并总结其经验教训。 

　　吕翊欣撰文《论近代以来埃及现代化的特征》（《唐都学刊》2008年第1期），分析了近代以来埃及现代化的特征主要是：埃及的现代化具有外源性,经历了由自发向自觉阶段的转换；国家独立、享有主权是推进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战争是埃及现代化顺利进行的重要威胁；政治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进程滞后,领导人个人地位和作用突出；人才培养与普通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国家现代化进程推进的坚实基础；而资金、经验和技术的缺乏则是制约埃及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王恋恋撰文《近代以降埃及现代化的探索》（《外国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指出，埃及是中东伊斯兰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成为西亚北非地区最早着手现代化的国家,也是该地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埃及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缩影。作者通过梳理近代以来埃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现代化轨迹,对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诸多挫折困难的原因、教训和启示进行了分析总结,为中东地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借鉴。 

　　2015年5月，钱乘旦总主编的10卷本《世界现代化历程》，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王铁铮主编其中的《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第一章即是《埃及的现代化模式：从“西化”到宪政民主的历史轨迹》，探讨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埃及现代化模式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在此之前，姜桂石、姚大学、王泰等在《战后中东史》《改革与现代化——历史经验与现实趋向的探索》《中东通史简编》《全球化与亚洲现代化》等著述中，以及彭树智主编的《二十世纪中东史》（修订版）和《阿拉伯国家史》，对埃及现代化和埃及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 

　　《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指出，“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波及全球的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它既是人类社会谋求进步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国文明演进的方向。”但是，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国家，自近代以来“在内外合力的排挤和冲击下”，成为“现代化运动的后来者”，其现代化发展战略“是一种无法回避的被动回应”，埃及的现代化“具有外源性和后发型的基本特点”。一般认为，拿破仑入侵埃及揭开了埃及现代化的序幕，从19世纪殖民主义时代至今的两个多世纪，埃及现代化走上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历史性变化。与此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崛起对埃及社会、政治构成巨大挑战。学者对于埃及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研究，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近代埃及的西方化和七月革命的路标性转变；发展战略视角下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嬗变；宪政体制下个人威权主义统治的政治模式；埃及政治体制改革及权威主义的发展趋向。这样就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基础上，较系统地阐释了埃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做到“论从史出”，探讨了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埃及近代历史的改革运动，历来是埃及现代化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杨灏城著《埃及近代史》的主线之一，即埃及历史上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的三次改革：穆罕默德·阿里改革、伊斯梅尔改革、奥拉比（现多译为阿拉比）改革。穆罕默德·阿里曾执政44年（1805—1849年在位）之久，对埃及农业、工业、商业等进行了全面改革。对于这些改革的性质，作者认为，这既不是代表农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也不是代表新贵族地主和新兴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封建性质的改革，而是代表以土耳其族和契尔克斯族埃及人为主的新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性质的改革，因为当时工厂的工人与“封建社会中的农奴相似”，他们“被束缚在工厂里”，“工人和工厂主——封建国家的关系是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 

　　关于伊斯梅尔改革的评价问题，在中外学术界都有歧义。伊斯梅尔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子，在位16年（1863—1879）。有人认为他的“欧化”改革为埃及文明发展建立了“伟大功勋”，作者则认为这种评价“显然是言过其实”。伊斯梅尔改革有其积极的一面，如发展经济作物、凿通苏伊士运河、发展内外贸易、推行世俗教育等，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埃及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增长。另一方面，伊斯梅尔改革有其致命弱点：他的权力“是用金钱买来的”，他企图通过接受西方贷款，大举外债，来实现埃及的“欧化”。结果在他执政期间，英法等殖民列强加紧渗透，逐步控制了埃及的政治、财政和司法大权，使之进一步沦为欧洲列强的半殖民地，并最终被英国武装占领。 

　　关于奥拉比改革，作者也给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独立判断。奥拉比于1879年任祖国党主席，率先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口号，并致力于“把祖国从屈辱、贫困、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奥拉比担任祖国党主席后，于1881年领导了“二月请愿”和“九月兵谏”,还支持巴鲁底于1882年组阁等，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奥拉比革命”或“奥拉比起义”。作者认为，奥拉比所领导的斗争，“既非暴力革命又非武装起义，而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因为它所要求的仅仅是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某些改良，以求得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奥拉比宣布的一些除旧布新的措施和主张有进步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英法殖民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但他寄希望于英法殖民主义和土耳其素丹的同情支持，企图通过和平方式自上而下实行改良，这样的路是走不通的。事实确是如此，1882年8月英军大举进攻埃及，奥拉比失败被捕，最后被判处终身苦役流放。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会不断产生并积累各种矛盾与问题。在现代化变革中保持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发展往往伴随着贫富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了西方发展模式，脱离国情照抄照搬西方，甚至全盘西化，导致国内政治经济矛盾丛生，社会动乱。西式民主、三权分立在一些国家成为不断引爆民族、种族、宗教冲突的导火索。基于此，如何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埃及现代化研究的重点之一。近年来，我国有不少这方面的成果问世，如昝涛《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埃及革命为中心》（《领导者》2011年第11期）、詹晋洁《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人干政与政治稳定》[《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段学品《埃及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转型》（《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等。此外，关于现代化视角下的埃及政治、社会稳定等问题的研究，也成为国内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如徐茜萍的《威权政体下的埃及2011年政局动荡分析》（西南交通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一些学术专著也涉及埃及现代化和社会稳定的内容，如王彤主编的《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较详尽地分析了战后中东国家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包括纳赛尔军人政权与埃及一党制的确立、萨达特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党制度的演变，如何从一党制变成一党独大的多党制，并分析了“一党独大”的利弊得失。 

　　王林聪著《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通过对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国家历史发展进行深入考察，探究中东国家民主化道路的独特性，分析中东国家民主化迟缓的原因，思考中东国家民主实践的前景，主要内容包括中东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历史考察、伊斯兰教与民主化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与中东国家民主化、权威主义与中东国家民主化、外部因素与中东国家民主化，以及对中东国家民主实践的若干思考等。 

　　毕健康著《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是一部专门探讨埃及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稳定问题的专著。作者广泛使用了中、英、阿文资料，认真汲取了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见解，使人们深切认识到埃及政治稳定或政治失稳的因素，存在于错综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中。该书主要内容包括1805—1952年间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问题，纳赛尔时代一党制军人政权与政治稳定问题，当代埃及的总统独大制与政治稳定问题，当代埃及的政治参与、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当代埃及的伊斯兰、政治暴力与政治稳定问题，当代埃及的城市化、城市边缘区与政治稳定，艾斯尤特的发展与稳定，20世纪90年代的埃及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当代埃及的失业与政治稳定问题，当代埃及的贫困与政治稳定问题，影响埃及政治稳定的外部因素。在结束语中，作者就当代埃及政治稳定进行了理论分析，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当代埃及政治稳定问题的阶段性特征，当代埃及政治稳定问题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和社会因素等，这些可视为对稳定与发展关系探讨的进一步深化。 

　　结语 

　　今年是埃及学诞生200周年。埃及学虽然已有200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一门探究古代历史、了解人类文明走向的学问，仍然生机勃勃，极富魅力，研究前景广阔。从日本学者柴四郎的《埃及近世史》中译本问世，到今天中国学者对埃及历史与现代化道路越来越深入系统的研究，已经过去了120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些历史巨变中透过中国的埃及史研究，可以得出世界现代化进程某些规律性、普遍性的理论认识。 

　　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包括埃及史研究，是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之劫难的历史背景下萌生的，在其主流发展中始终表现出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特点和优点。中国的埃及史、世界史研究的基本精神，亦即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历史记忆是民族精神传播的主要形式。中国世界史编纂的主流，自19世纪中叶萌生时，就关注现实、服务大局、求真求实、经世致用，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切在新时代发扬光大，远非昔日可比。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有不同的内容。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世界历史研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和国家的命运。新中国的埃及史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埃及史研究，已经走出近代，告别对西方学术的“模仿”和“跟跑”。中国的埃及史研究，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建立在对当代中国和世界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思考上。广大埃及史学者不忘努力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这一历史使命，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社会日新月异、一日千里，推动史学进入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时代。中国世界史学者要有社会担当，让我们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继承和弘扬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不断深化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的自觉认识，铭记世界历史学在新时代的新使命，为繁荣发展中国的埃及史研究，努力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