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惊人相似的世界”？

——皮尔·弗里斯教授在世历所做报告并评彭慕兰《大分流》及其加州学派

维也纳大学经济和社会史系知名教授皮尔•弗里斯

世界历史所副所长赵文洪

学术讲座现场

 2013年5月9日，维也纳大学经济和社会史系知名教授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在社科院世界历史所举办了一场学术讲座，讲座围绕重新审视彭慕兰的名著《大分流》及其加州学派展开。此次学术讲座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赵文洪主持。

　　作为全球史和经济史的力作，1998年彭慕兰发表《大分流》，该书及其所代表的加州学派的观点，改变了学界对于东西方工业革命、东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东西方近代早期不同发展道路，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发生在英国和西欧而不是在中国和东方等等重大学术问题的看法，为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彭慕兰得到了一本著作所能得到的最高学术荣誉和最佳学术反馈。

　　然而，自彭慕兰发表《大分流》以来的十五年间，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质疑彭慕兰的核心观点，许多学者认为《大分流》的核心观点有许多期待改进和扩充的地方。皮尔•弗里斯教授就是其中提出质疑的一位。

　　作为总的观点，皮尔教授质疑彭慕兰和加州学派的“地理决定论”倾向。在他看来，作为《大分流》的核心观点：东西方的发展方式和水平直到18世纪末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按照《大分流》的原话来说就是，东西方世界在那个时候是“惊人相似的世界”，没有所谓的“资产阶级内涵”，只是近代晚期的时候，因为英国充分利用地下煤炭资源以及海外殖民地资源才得以实现经济起飞，摆脱了传统的“马尔萨斯约束”。换言之，按照加州学派的观点，包括中国、英国和日本在内的国家，东西方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在18世纪末之前没有大的结构性差异，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是一个偶发性革命。

　　皮尔教授认为，以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对于西欧近代工业革命的论断是有失偏颇的，他指出，英国工业革命以及西欧经济起飞，其过程虽然看起来是突发式的，然而，从17世纪到18世纪末，其实质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酝酿过程，这才有了英国经济的率先起飞。与此同时，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二个世纪里，东西方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已经分道扬镳，有着结构性的不同和迥异的表现方式。

　　在找到突破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之前，18世纪末之前的中国和西方，都未能摆脱“马尔萨斯约束”。在彭慕兰看来，不论在农业、商业还是原型工业化方面，1750年代的东西方没有结构性的区别。而在皮尔看来，如果将英国和中国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双方在工业革命前夕，其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模式、劳动力市场、投资需求及其规模、政府的对经济干预程度、政府职能及其性质、税收等诸方面都有着实质的区别。因而，在皮尔看来，与其说它们当时是一个“惊人相似的世界”，还不如说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以农业为例，中国和英国的差异非常大，看到的几乎没有结构性的相同而是巨大的差异。在农业生产规模方面，英国一户农庄的平均耕种面积为150英亩，而在中国江南仅仅只有区区5英亩！与此同时，在农场的功能区分方面，英国土地的60%左右用于豢养牲畜；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仅为3-5%。在农村劳动力来源方面，在英国，75%来自领工资的农场工人；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为5%。可以看出，在英国，其农业生产是规模化的，而在中国，是典型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市场经济的成分非常少。在非农业生产领域，中国的家庭自然经济特色也完全不同于同时期的英国。在中国，其生产多限于室内，而在英国为室外。与此同时，在生产环节的分工方面，中英也呈现出不同特点。从原材料到制成品到再次制成品，英国的特点是多人和多公司参与到不同的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和新产品的再生产；而在中国，单个工厂大多涵括了全部的产品生产流程。

　　在经济发展模式和城市化程度方面，英国和中国也有着实质差别。皮尔教授指出，在同时期中国，由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投资于市场环节的钱就相对较少，并且带来城市化水平的低下。在工业化革命浪潮出现之前，英国的城市化水平远高于同时期的中国，其经济活跃程度远胜中国。

　　至于彭慕兰所强调的煤炭资源和海外殖民地的作用，皮尔教授认为，即便当时的中国工农业主产区离煤炭储藏地和生产地不远，即便当时的中国拥有广泛的海外殖民地，中国也不会因此走向工业革命的道路，甚至也不可能发明蒸汽机。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背后是国家机制，是两个不同国家机制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发展后果。皮尔教授指出，在政治体制方面，英国是军事财政驱动型，是典型的重商主义国家，而满清政府从开始到最后，可以说是一种封建维持型政府。英国的税收水平在当时的西欧是首屈一指的，而晚清政府的税收水平相当低。进而，英国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政府负债高，有的年份甚至超过GDP的250%，而晚清政府的政府平均支出只占到GDP的15%，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才尝试举债。换言之，就政府功能而言，英国政府强势介入到国家的经济运行，带动了英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繁荣；而晚清政府则是相对弱势的政府，没有像英国政府那样深入地介入国家的经济生活，也未能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

　　关于学界长期关注的晚清白银外流的问题，皮尔教授指出，其实英国因为战争和政府支出巨大也同样面临白银外流的问题，只是英国由于有大量的服务类收入，因此抵消了白银外流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倾向于扶持企业主，鼓励企业主的创新。在皮尔教授看来，英国的工业革命乃至广义的经济革命，都与创新或者“破坏性创新”有着极大的关联，是创新让英国远远走在中国的前面，实现了经济起飞。

　　讲座结束后，就相关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到会的学者与皮尔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姚朋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