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东室举办“苏联东欧国家历史与现实问题学术研讨会”

　　2013年11月30日，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主办的“苏联东欧国家历史与现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部分退休老同志和在职人员及特邀嘉宾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共13人出席了此次活动，活动由黄立茀研究员、王晓菊研究员主持。

　　马细谱研究员做了“中国—东欧关系与苏联因素——以‘对华国际’活动为例”的主题发言，以近年东欧国家解密档案为基础，阐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解冻”和正常化时苏联因素的作用。他指出，中国—东欧双边关系经历了从热情友好（1949年至中苏交恶前）到冷淡冻结（中苏交恶至1980年代初），又到全面合作（1980年代初以后）这样三个大的阶段。在第一阶段，苏联起了带头作用，是一个积极因素；在第二阶段，当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缓慢变暖解冻时，却遭遇“西伯利亚寒流”，可以说这时的苏联因素是消极的；在第三阶段，苏联因素已逐渐消失，东欧因素则是积极主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与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迅速发展，超过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进程，为后来双方的全面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马细谱研究员还谈了对欧盟的看法。他认为，欧盟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10-15年内不会再发展新的成员，欧盟标榜民主、平等原则，但对待东欧国家时，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在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问题上，马细谱认为，历史研究要有社会价值，要研究基础的东西，要高度重视利用档案的重要性，出国访谈时要注意访谈对象，要多方位调查，多听、多问，不能以一面之词妄下结论。

　　李锐副研究员就“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档案”和“东欧国家历史档案”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方面的档案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研究者在选取档案时，必须坚持正确的选取原则，做到重点突出；在东欧国家历史档案问题上，李锐指出，从这些档案的出版情况来说，反映过去黑暗面的居多，如果仅看档案，我们可能只能看到一部灰暗的历史，因此，必须从整体上客观地看待东欧国家的历史档案，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阚思静研究员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匈牙利”为题，从四个方面对匈牙利历史进行了概述。她指出，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匈牙利历史可以用四句话进行概括，即天外来客、融入欧洲、多舛的命运、独特的民族性格。阚思静认为，匈牙利人不是当地的原住民，而是原来住居在乌拉尔山和顿河之间的游牧民族迁移过来的，属于“天外来客”，但这也只是传说，至今也无定论；在匈牙利人的起源问题上，主要有欧派和亚派两大派别，二者此消彼长，欧派现在占主导地位。在来到现在的居住地后，匈牙利人打败当地人，向原住民学习农耕，定居下来，建立国家。公元1000年，匈牙利大公派特使到神圣罗马帝国教皇那儿索要王冠，教皇派人送来王冠并给大公加冕。匈牙利人向西方学习，西方也派神父、骑士来指导匈牙利人。匈牙利人通过联姻、接受天主教为国教、建立议会制等级制度、使用拉丁文等措施，逐渐融入欧洲，站稳了脚跟。匈牙利为东西欧联系的桥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13世纪一直到1918年独立期间，匈牙利屡遭兵燹、命运多舛，其中从1526年至1918年间，整整400年处在外族统治之下。从欧洲来讲，匈牙利周边没有同宗国家，没有同文的兄弟姐妹，因此匈牙利民族性格很忧郁，伴随着强烈的孤独感，这是几百年受压抑的一种反应。匈牙利人热爱自由，所有的斗争都是争取自由、民族独立的斗争。

　　刘邦义研究员就“波兰剧变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转型之际，波兰之所以事件频发，与其民族自由传统和波兰工人党有密切关联。由于各种原因，波兰工人党成立后管理不善，党的领导执行能力较弱；而自由的传统一旦得以释放，就走上了极端，导致国内事件频发。刘邦义认为，波兰剧变，除了国内的自由传统外，还有几个因素也不可忽视，即宗教因素——在圆桌会议的举行中，教皇保罗二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西方的和平演变因素——在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中，波兰受到的影响最大；苏联因素——苏波之间在历史上就纷争不断。

　　张建华教授做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思想控制”主题发言。他认为，苏联的意识形态控制机构分若干层级，从制度构建来看，其管理是成功的，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出现了问题，管理效用在逐渐递减，即便是进行了规范化裁决和及时的检查与调整，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张建华还强调了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他指出，冷战以后，国际研究方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对外学术交流，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利用自己的长项，丰富对外学术交流资源。

　　闻一研究员以“苏联的稳定问题”为题，从稳定的目的、稳定的手段、对稳定的评价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十月革命至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而且是长期的激烈的不稳定状态，可以说一种动荡状态；真正的稳定应以稳定民心为第一要义，根本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不是仅限于领导层的稳定，实现稳定的手段也不能只限于喊口号，而是要切实为百姓办实事，对稳定进行评价时，不能把功绩简单归功于领导人。

　　葛新生副研究员介绍了自己一年来在审读、著述方面的情况，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收获和感悟。葛新生对闻一研究员关于“苏联的稳定”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苏联的上层从来就没有稳定过。

　　黄立茀研究员介绍了出访保加利亚、匈牙利的情况和个人感受，就“保加利亚社会党政治教育问题”做了主题发言，详细介绍了政治教育的背景、内容、对象、方式、作用。她指出，转型之后，保加利亚共产党更名为社会党，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在1990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获胜执政，1991年10月下台；政治上下台后，经济上也遭到清算，面对如此严苛的形势，保加利亚社会党没有沉沦，而是不断调整战略，努力进行政党建设，以适应多党形势、顺应民意，政治教育即是其重要手段之一；政治教育以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以符合党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为社会迫切关心为选题原则，以社会党的广大党员、干部、党的积极分子为主要教育对象，通过短期培训、研讨会、讲座及与国外社会党、基金会合作等形式进行教育活动。黄立茀认为，保加利亚社会党的政治教育使社会党在把握保加利亚社会脉搏，提高政治竞争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刘凡博士就出访保加利亚中央国家档案馆、保加利亚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匈牙利国家安全历史档案馆的情况进行了汇报。他指出，自转型之后，保加利亚、匈牙利在档案工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档案工作的透明度和向公众开放的程度大大加强，档案的收集、整理、分类工作不断加强，如保加利亚中央国家档案馆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搜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有关保加利亚历史的档案文献；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档案的传统处理基础上，保、匈加大了档案保存、编目、分类、使用方面的信息化、自动化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转型之后，社会主义时期国家安全机构和情报部门的档案也逐渐向公众开放，意在让人们了解历史真相，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对当年秘密警察、线人、特工等人员的档案进行查阅。

　　张丹博士就“俄罗斯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社会稳定”进行了发言。她认为俄罗斯承袭了很多苏联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俄罗斯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温和的”社保制度，在转型时期起了“稳定器”的作用。我国在间接性政治体制改革下所进行了颠覆性社保改革，可以说是从俄罗斯吸取了不少经验。

　　邢媛媛汇报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和研究成果，对自己正在从事的日俄关系课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这不是国际关系问题，而是历史问题，是历史中的国际关系。邢媛媛认为，要重视档案资料的收集工作，在使用档案上要坚持严谨的态度，不能把学术技巧和学术研究混为一谈。

　　朱剑利副研究员汇报了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对东欧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从历史上到今天，东欧都是大国刀俎上的“鱼肉”，作为西欧的“殖民地”，东欧向西欧提供原料、劳动力并作为西欧产品回卖的市场；地理大发现之后，东欧的地位没有改变，在国际关系中仍处于“殖民地”地位，“殖民地”烙印非常之深。东欧各国国小力弱，本身命运容易受人操控。

　　王晓菊研究员就“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民的日常生活”做了主题发言。她从农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生活、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根据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新法令，只有经过正式登记的婚姻为合法婚姻，但直到30年代世俗婚姻才在偏僻落后的农村地区占上风，这几乎比城市晚了十年。苏联的法律简化了离婚手续，男女一方提出要求即可离婚。由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农村地区的离婚差不多有一半是女方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村的宗教生活相对稳定，但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某些细微变化。农村地区的最大变化是出现了村苏维埃、图书阅览室、俱乐部、“人民之家”、合作社等一批新的经济、文化机构。随着苏联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速，大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但农民进城务工现象在规模上不及十月革命前。总体而言，新经济政策时期是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革命、国内战争、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间一个相对安顺的历史阶段，市场、集市、店铺、磨坊、各种副业等保障农户日常生活需求的体系相当完备。

　　在发言结束后，与会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气氛热烈、融洽。

　　（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刘凡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