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者谈俄国社会改革与社会稳定

“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俄国社会改革与社会稳定”座谈会

俄东室主任王晓菊研究员主持座谈会

　　2014年7月28日，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研究员А.В.舒宾和俄罗斯联邦军事科学院研究员М.Ю.米亚赫科夫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并就“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俄国社会改革与社会稳定” 问题与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进行了座谈。此次会议由俄东室主任王晓菊研究员主持，鲍宏铮博士担当翻译。除该室在职人员外，退休老同志马龙闪研究员和葛新生副研究员也参加了座谈。

　　М.Ю.米亚赫科夫研究员着重谈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改革问题。他认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陷入巨大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为了捍卫沙皇专制制度，亚历山大三世、С.Ю.维特和П. А.斯托雷平都进行了改革。近十年俄罗斯学界一直在讨论上述改革的作用，以及20世纪初的俄国可否避免爆发革命。对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的讨论很热门，体现出历史发展的保守主义趋势。关于这一时期的现代化道路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亚历山大三世上台后实施的、针对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方案的反改革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亚历山大三世的政治反动导致社会冲突的爆发，为革命埋下了隐患。

　　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后，尼古拉二世即位，俄国开始继续被中断的改革。此时，摆在国家面前的任务仍然是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争论仍在持续：一种认为俄国在各个方面都应当向欧洲学习，并且要用三四十年走完西方二百多年的发展轨迹，这是一条赶超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俄国是有着独特传统的国家，不应过多追随西方，应关注自身特点，在保留皇权的前提下推动军事改革、经济发展。维特与斯托雷平就是世纪之交涌现出的两大改革家，他们对俄国的发展道路有不同的认识。

　　维特在亚历山大三世执政末期开始担任财政部大臣，这个官职掌管工业、贸易、信贷、税务等方面的工作，权力比总理还大。19世纪末的俄国，领土面积广大，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人口呈爆炸式增长，已达1.2亿。民族问题特别尖锐。在波兰起义后，国家颁布特殊法律，限制波兰人的公民权。犹太人、芬兰人也都被规划在固定的区域，不允许随意流动。总之，这一时期俄国社会矛盾重重，维特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由于维特接任财政部大臣时俄国财政状况良好，因此，他可以在不改变政治体制的条件下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加速俄国工业化进程。改革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1）货币改革是最重要的内容。由于作为流通货币的纸卢布币值不稳，导致国家财政不稳定，很难吸引外资。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维特建立了金本位制，规定纸卢布可以自由兑换成金卢布。实行金卢布制巩固了国家财政，树立起外资对俄国信贷的信心，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2）吸引外资。金本位制的建立为吸引外资奠定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外资纷纷注入。19世纪末，俄国的最大投资者是德国。20世纪初，随着法俄结盟，法国在俄的投资额逐渐超过德国，跃居第一位。巨额外资的涌入，解决了俄国发展工业所需资金问题，不仅使俄国传统区域得到很大发展，许多新工业区也相继崛起。如俄国南部的顿巴斯煤田，开始形成大型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区。巴库的石油工业也开始兴起。（3）积极推进修建铁路和移民。这是由维特构思、斯托雷平来实行的。修建铁路的初衷一是要开发东部地区，二是解决欧俄地区人口过剩问题。为将欧俄地区的居民转移到东部，需要修建铁路。1891年，俄国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动工。1917年前，从西欧向西伯利亚共移民300万农民。这既缓解了西部人口稠密问题，也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开发。其实，移民仅仅是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因为俄国的根本问题是地主与农民的土地占有不均问题，5%的地主占有40%的土地，小土地所有者太分散，这是俄国几次爆发革命最主要的原因。（4）垄断伏特加酒售卖。俄国伏特加酒销量巨大，年销售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为增加财政收入、限制酒鬼的数量，国家从1894年开始实行酒类专卖。这一改革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每年增加3—3.6亿卢布，但酒鬼却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且15%的酒鬼是19—20岁的年轻人。（5）颁布儿童劳动权益法令。随着工业化的开展，到城里务工的农民包括妇女儿童在不断增多，这些无产者非常穷，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为了维护儿童的权益，维特颁布了禁止儿童夜间工作的法令。总之，维特的工业化改革虽然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实施移民、酒销售垄断等措施也引发了尖锐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改革是以对农民的高税收来发展工业化的战略，没有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更没有涉及专制国家的根本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维特的改革建立在剥夺农业的基础之上，导致农业的落后状况进一步恶化，工业发展也因农民购买力低下、与农业市场脱钩而受到束缚。在1905年革命被平息后，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担任大臣会议主席的斯托雷平开始进行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相联系的农业改革。基本内容是允许农民在得到自己的份地后自由退出村社，组建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份地可以自由交易；鼓励农民移民西伯利亚开发新土地。改革旨在建立私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民经济，消灭村社，促进农村资本主义发展。1906—1909年间，脱离村社、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的富农占25%。有些小地产者在得到土地后很快将其卖掉，成为无产者，构成潜在的革命力量。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飞速发展，但由于仍然没有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且90%的农民仍生活在村社中，农民和地主贵族的矛盾仍然是俄国农村的主要矛盾。总之，斯托雷平没有将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融合到一起，结果经济飞速发展了，却没有避免革命。

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А.В.舒宾研究员

　　А.В.舒宾研究员主要谈了苏联时期的改革问题。他认为，反斯托雷平改革势力的活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战争中夺权的布尔什维克开创了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70余年间，先后经历了实施新经济政策、赫鲁晓夫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改革三次社会变革。

　　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很快被迫进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战争。为捍卫新生政权，执政党实行了由国家掌握一切经济命脉、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非常政策和措施，统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布尔什维克仍在国内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引发了全国性的政治危机。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平息社会动荡，以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标志，苏维埃俄国进入了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经济政策的出台融汇了许多改革者的智慧，党内围绕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李可夫、布哈林、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思想，认为要通过逐步发展农业经济，稳步积累的办法。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索科尔尼科夫不赞同，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其中含有很多正确的思想。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农民在完成粮食税后，有权支配自己的产品；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自由贸易和使用雇佣劳动。戈尔巴乔夫曾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说自己的改革是新经济政策的延续。实际上，新经济政策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常有限，工业领域的市场化道路也徒有其表，主要是通过牺牲农民的利益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可以说，戈尔巴乔夫错误地理解了新经济政策。

　　1920年代下半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斯大林决定加速工业化建设，为此，选择了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放弃了市场经济道路。选择这种现代化道路没有实现社会的稳定。二战之后，为保家卫国付出巨大牺牲的苏联人民开始思考个人的利益、期待社会的变革，而此时的国家仍紧攥着拳头，继续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高层开始讨论国家的发展方针。贝利亚最先启动改革，实施平反冤假错案、将党的权力转向政府、限制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权限、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措施，他的许多提议被采纳。但由于苏联的党、政、军领导人都害怕贝利亚，他被迅速逮捕。马林科夫在就任部长会议主席后也进行了改革，发展轻工业，对农民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政策，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低农业税额等。马林科夫的改革仍然矛盾重重。他既要坚持推行斯大林模式，又想缓和实行斯大林模式带来的尖锐矛盾。最终，这场改革随着马林科夫辞职而宣告结束。

　　赫鲁晓夫继续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开始的改革道路，从反对个人崇拜、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入手，对农业体制、工业和建筑业体制、思想文化领域都进行了变革。这场改革有着积极的意义，它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挣脱了斯大林某些教条的束缚，社会拥有较多自由，知识分子也得到了更多的讨论空间，科技、航天事业取得巨大发展，苏联社会被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也有批评者认为，改革并没有改变企业与中央的关系，应该给厂长更多的自主权。

　　赫鲁晓夫的改革以其1964年被迫下台告终。勃列日涅夫承继了赫鲁晓夫时期经济改革的势头，按照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倡议，从1966年起开始推行新经济体制。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能够独立规划自己的活动，更加自由地支配利润。因此，改革初期收效比较明显。 “布拉格之春”事件后，苏联开始对“市场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新经济体制遂告结束。戈尔巴乔夫与柯西金的改革类似，都是试图增加企业利润。如果戈尔巴乔夫仔细研究柯西金的改革方案，他能做得更好。

　　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加快改革步伐，但他试图做些改变的尝试很快因去世而中断。戈尔巴乔夫延续了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方案，执政初期主要在两个领域进行改革：一是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独立自主权，在试行自筹资金制度获得成功后，试图将这一试验推广到7个部的所有企业，以及17个部门的36个大型企业和联合公司，使所有企业获得成功。但由于企业管理法律自身的矛盾性，改革的结果并不如意，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被削弱，没有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二是整顿秩序、加强法纪。到1988年时，经济改革已经举步维艰，国家因投入太多出现经济困难，老百姓的生活也没有改变。政治局认为改革走入了死胡同。戈尔巴乔夫认识到，如果不改变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是难以向前推进的。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解决资金问题，戈尔巴乔夫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从上到下民主选举新的权力机构。1989年3月，全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于实行竞争性差额选举，大批苏共中高级干部落选，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迅速崛起，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1990年初，在各加盟共和国、州、市和地区苏维埃代表选举后，地方政权也各自为政，苏共开始分裂。而由于在政治上实行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舆论多元化，国家长期以来沉积的各种矛盾也骤然尖锐化，政治局面动荡不安，经济不断恶化，民族分裂日益严重。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已无法控制混乱局面。最终，八•一九事件的出现大大改变了苏联政治力量的对比，导致苏共解散，联盟国家解体。苏联解体后，舆论都批评戈尔巴乔夫，但无人给出好见解。也有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应该参考中国的经验。事实上，苏联当权者是非常关注中国的改革情况的，还出版了许多书籍。但是，采纳中国经验是非常困难的：苏联的人口没有中国多；民族性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已是工业化国家，吃穿住多样化，农民比城市居民生活水平还要高。而邓小平改革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农业社会，廉价的劳动力众多。今天来看，如果戈尔巴乔夫当时能够考虑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市场经济融合的方案，改革的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亚历山大•弗拉德列诺维奇•舒宾（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ленович Шубин ），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思想史，苏联史，1930年代国际关系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专著20部。代表作有《社会主义：理论的黄金时代》，《处于深渊边缘的世界：从全球大萧条到世界大战（1929—1941）》，《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实验：乌克兰和西班牙（1917—1939）》，《大萧条和俄罗斯的未来》，《伟大的西班牙革命》。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米亚赫科夫（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ягков），俄罗斯联邦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卫国战争史，二战史，1930—1940年代的国际关系，冷战起源，1939—1945年苏美关系史等问题的研究。代表作有《逼近莫斯科的德国军队（1941—1942）》，《1941—1945年的战争：事实和文献》等。

与会者合影

　　（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张丹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