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前驻华大使孔凡( Ksawery Burski) 顺访世界历史所

波兰前驻华大使孔凡先生(Ksawery Burski)

　　2015年1月4日，波兰前驻华大使孔凡先生（克萨维利•布尔斯基，Ksawery Burski）顺访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并与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举行了座谈。参加座谈会的有刘邦义研究员、马细谱研究员、阚思静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刘祖熙教授等老一辈东欧史学者以及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的部分成员。座谈由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主任王晓菊研究员主持。孔凡大使就一些中国学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首先是人们非常关心的乌克兰问题。孔凡大使指出，主权国家之间，谁也不应干涉谁。在当今世界，侨民是个普遍现象。拿波兰来说，在美波侨有1千万人，在法、德、英的波侨各有50万、100万、100万人左右，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各有波侨约2百万和1百万，在立陶宛的一些城市，波兰人甚至占到一半左右。如果每个国家都要用武力去保护本国的侨民，那这个世界就会陷入混乱。如果俄罗斯对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可以把这些俄罗斯族人请到俄罗斯境内去生活。1955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解决印尼侨民的时候也是这种类似主张，即可以选择回国，也可以留下；可以选择成为中国公民，也可以选择加入当地国籍，但如果留在当地，就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样就使华侨问题有了一个解决的原则。孔凡认为，各国侨民都应该有保护自己权利的合理办法，比如在法国的波侨就有一套自我保护的措施；在德的波侨也会遇到财政、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他们也在不断寻求解决办法。再比如，在波兰境内也有德国侨民的问题。那主要是二战后波兰国境线西移后，不愿继续西迁进入德国境内的德国农民。现在，这些德语人口在波兰有两个不需要竞选就直接赋予的议会席位，为解决在波的德侨问题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孔凡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乌克兰实施联邦制是比较困难的。西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人原来是反波兰的，现在也都反俄罗斯了。在一战之后，波兰境内的政治势力中，有亲俄的、有亲德的、有亲奥的，但毕苏斯基是个政治能力很强的人，可以把各种势力都团结起来。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不过，毕竟时代发展了，经济进步了，乌克兰现在的局势总是比一战后的时期要好一些。

　　关于乌克兰放弃不结盟原则一事，孔凡表示，放弃不结盟不意味着马上就要结盟，这一行动的政治宣示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

　　关于波兰对华关系、西藏问题等，孔凡大使认为，波兰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也很少关注远东地区。波兰人对中国状况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德国、法国、瑞典的一些人权组织。其实，在华沙，真正的藏人也不过十几名，主要都是从西方国家来的，他们中有几个人是从事藏医工作的。他说，他曾经见到过一本由流亡藏人编写的《藏民族历史》，但他认为此书的观点非常奇怪，他并不认可。对于西方报道中国政府有拆除庙宇、宗教建筑的问题，孔凡表示，由于天主教在波兰历史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波兰人对这些宗教设施非常看重，这对于波兰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敏感问题。

　　孔凡还介绍了波兰当代佛教的起源。他指出，在1960年代，由于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既不认可共产主义思想，也不认同天主教观念，于是就跑到尼泊尔去信仰佛教。这样一来，佛教开始在波兰普通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后来，韩国还为波兰人提供了很多波兰语的佛教书籍，也对佛教的推广起到了促进作用。

　　孔凡大使认为，中国应该加大对自身立场的宣传力度，更多地向波兰各界介绍自己的各项政策，并对宣传方法进行创新。

　　关于波兰的卡廷惨案研究的最新进展，孔凡指出，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卡廷惨案的一些直接决策者曾在苏维埃政权早期的对波战争中受到过波军的虐待，因此卡廷事件具有个人报复的性质。但这一说法仅见于报纸，还没有学者进行论证。他本人对此是持怀疑态度。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孔凡表示，对于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至今仍然很难形成公认的结论。哥穆尔卡和盖莱克都是意识形态的“战士”，但不懂经济。盖莱克有不少好的想法，但缺乏执行能力。在谈到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何波兰总是抗议频发的问题时，孔凡是从农民和工人两个方面来谈的。他说，尽管波兰的农村政策比其他东欧国家要缓和得多，但农民作为社会经济的基础，还是存在很多不满。例如，波兰虽然允许小农大量地存在，但毕竟不允许富农存在，还实施过粮食征购制度；有的经济效益很好的作物，农民完全有条件耕种，但哥穆尔卡却不允许种，或是设置很多限制，造成无法耕种，但另一方面，又从国外进口这些农作物。这些都造成了农民的不满。关于城市工人为什么能结成强大的反对派这一问题，孔凡认为，一是波兰工人的生活水平可能确实不如捷克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的工资更低，食品价格更高；另外，几个世纪以来的波兰历史也确实让波兰人更具有反抗传统，这是民族性格的问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捷克的工业更庞大、工人更多，但捷克的反对派运动却不是由工人群体主导，而主要是由知识分子主导的。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业建设和环境污染问题，孔凡认为，当时确有一些不合理的规划，给人口聚居区造成污染。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孔凡也在新加坡工作过一段时间。在担任驻华大使前后，他曾建议波兰政府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参观考察，学习当地的城市规划。但他的这一建议没有引起重视。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波关系问题，孔凡谈到了195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波轮船公司”。他表示，中波轮船公司作为新中国的第一家合资公司，为中国的外贸和工业都做出了贡献。但现在COSCO（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已经成为著名的国际运输公司，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发展。他表示，中波轮船公司至今仍然存在，而且不断发展，这是令人欣慰的。

　　孔凡大使自始至终用地道的汉语与大家交流，整个座谈会在一种老朋友式的轻松愉快中进行。他说，自从退休以后，他担任了波兰一所大学的教授，讲授中国的礼仪和厨艺，所有的学生都是自费来学的，而且还有1/3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他说，现在在家里，他每周都要做几次中餐，像锅包肉、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等等，都是他的拿手菜。

　　座谈会的最后，世界历史所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主任王晓菊研究员代表全体与会者衷心感谢孔凡先生的精彩讲解，并请他向曾给研究室以帮助的其他几位波兰专家问好。

与会者合影

　　（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 鲍宏铮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