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乘黄鹤去 斯业无尽滚滚来

——缅怀我的导师萨那先生 

冯秀文

　　7月12日，我国著名的拉丁美洲史研究专家萨那先生因病去世了。噩耗传来，我彻夜难眠，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向先生求学、和先生共事的一幕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萨那先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他出生于蒙古族（土默特左旗）的一个富裕人家，早年投身革命，算是红小鬼出身，后来被派往苏联留学，学习世界历史。从此，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便成了他一生的追求。 

　　在史学领域，先生最早从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上世纪60年代古巴革命成功后，由于形势的需要，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拉美对我国的重要性，遂改为专攻拉丁美洲历史。 

　　那时，我国对拉丁美洲了解不深，对拉丁美洲历史更是缺乏研究。他正是看中了发展中拉关系一定要先了解拉美历史的必然趋势，毅然确立了自己新的研究方向。为组建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以实现这一目标，在“文革”结束有条件自由进行学术研究之后，1979年他首先提出了招考研究生的计划，而我就是那个时候来到了先生的身边。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却为我的成长，为我融入拉美历史研究的队伍奠定了基础。三年的密切接触，也使我对先生的治学和为人有了更近距离的了解。 

　　学习期间，先生对我要求极严。他说，从事拉美史研究，首先必须打牢三个基本功：西班牙语、历史知识和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研究问题的综合能力，缺一不可。在科研的道路上，没有坚实的基础就不会超过前人，不会有新的突破。 

　　萨那先生搞世界史研究，有广泛的语言功底，他能熟练地运用蒙语、俄语，后来又学习了西班牙语和英语。老师常说，研究拉美问题，西班牙语不好不行，不但能看，还要能说，能够直接交流。 

　　我自恃外语学院毕业，说西班牙语问题不大，他却坚持要我继续进修，并特意为我联系了新闻系的西语外教提高班，要求我坚持学习一年，直到他满意为止。他还要求我和拉美国家的驻华使馆建立学术联系，经常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练习口语并了解研究对象国的真实情况。正是他的培养，使我后来外访时，很快就过了语言关，读写和交往都不成问题，为研究拉丁美洲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曾亲自访问过墨西哥总统，在墨西哥议会发表过中墨历史联系的演讲……这些，无疑都得益于老师的严格要求和匠心培养。 

　　萨那先生对我严格要求最主要的当然是专业教学。两年学习期间，专业课主要都是他亲自教授，每周一次从不间断。课上，他不但讲历史事件，而且讲史学史，不但他自己讲，而且让我作评论。他还说：“你学的如何，我说了不算，还要得到同行的承认，甚至得到国外同行的承认才行。”我写论文时，他在国外访问。得知我还缺乏资料，他当即自掏腰包给我买来了最新的书籍，使我掌握了相关领域的最新动态。 

　　在老师的指引下，我和国外的专业同行建立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从同行们那里得到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包括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秘鲁著名外交家德奎利亚尔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资料。按照他的要求，毕业后不久，我就在墨西哥的史学刊物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论文。 

　　萨那老师早年就读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又多年从事历史研究，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研究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萨那老师对我最严格的要求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他曾给我开了长长的一串马列主义著作的相关书目作为我的必读书，叫我不但要读，而且要写出读书体会。但是，当他在研究中发现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曾对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卓越领袖玻利瓦尔做过不够全面公正的评价时，便果断地提出应予以纠正。 

　　老师对史学研究的这种学风也影响了我。后来，我写文章也常注意指出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甚至与人商榷，这也许就是受老师的影响使然吧。 

　　萨那老师不但潜心自己的史学研究，也时时关注我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事业的发展。他是成立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并长期担任该研究会的法人代表、副理事长等职务，多次负责组织有影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推动我国拉丁美洲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我在老师身边，亲眼目睹了他为研究会日常的繁杂工作和每一次会议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萨那老师工作上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生活上十分朴素随和，为人上谦虚诚恳、平易近人，名利上平淡如水，从不过多考虑。课堂上，他是我的老师，严教如父，但在课后，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不但关心我的学业而且对我的个人生活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做学生时，我已有家庭负担，生活并不宽裕。参加使馆的社交活动没有像样的衣服，我也因此经常借故推脱。他知道后，就把自己崭新的西服借给我穿。一次，使馆活动要带夫人，他就把自己的和师母的好衣服都拿出来，借给了我们。我的小孩有病，上课前，他总是关切地问我有没有就医？有没有好转？我在国外进行交流时，他不顾年高体弱，亲自到我家里帮助我搬家，他和别人一样，提着一捆一捆的书籍，从一楼一直扛到四楼……每念及此，我总会想到那句“爱徒如子”的话，萨那老师不就是这样吗！正是老师的关爱给了我克服困难、不断向前的力量。 

　　对我是如此，对同行里的年青一代，他也是关心备至，有求必应。许多人都受过他的帮助，对他的和蔼可亲，乐于助人，至今难忘。 

　　老师一生都忙在工作上，想在事业上，退休后依然没有减少对事业的热情。我每出一篇新作，学会里的每件大事，我依然常去他家汇报，他也仍然像以前一样提出自己的看法，给我以鼓励和指导。直到那年，当他要离开北京和国外的子女一起生活时，他也没有忘记把他那些珍藏至今、暂时不用的书籍，交给我继承，其余全部捐献给所里，供别的同志使用…… 

　　今天，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我们再也不能当面聆听他的教诲了。但是，他的学生们已经长大，已经成熟，已经肩负起他所热爱和献身的科研事业。而且，学生们也有了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接班人，我国的拉美史研究正在蓬勃发展，日益壮大。萨那老师期盼的科研春天已经到来，老师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斯人已乘黄鹤去，斯业无尽滚滚来。可以预见，未来我国的拉丁美洲史研究必将展现更加美好的未来！ 

　　萨那老师，您安息吧！ 

　　（冯秀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