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对日本政治、军事走向的影响

[首发]　　

刘世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本文从主体改造客体的角度探讨战后美国对日本政治（国内政治、外交）、军事走向的影响。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国单独占领、改造日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日控制力下降。从纵向看，美国扮演的角色因时而异：占领日本时是太上皇；50至60年代是日本的老师；70年代以来是日本的老大哥。在这三个时期，美国对日影响力依次递减。从横向看，50年代是美日政治、军事关系全面不平等时期，美国对日影响大。60年代至今，是美日地位不平衡时期：军事关系不平等，政治关系准平等。相应地，美国对日军事影响较大，对日外交影响居中，对日国内政治影响较小。

　　一、美国对日本国内政治走向的影响

　　战后美国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主要有二。第一，在政体方面，通过保留天皇制，美国与日本的保守势力结下不解之缘。昭和天皇是日本保守势力的总代表，虽然在战后改革中变为国家的象征，但其战争罪行并未得到清算。这使战后日本与战前多少有点连续性，也使美国对战后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从积极面看，战后日本与战前日本的间断性大于连续性，复活军国主义已不大可能。从消极面看，冷战后日本政坛右倾化愈演愈烈，不能正确认识历史，与日本军国主义藕断絲连，是美国保留天皇制留下的后遗症。第二，在政党政治方面，美国通过扶植亲美势力，在战后日本政坛长期保持影响。吉田茂作为“亲英美派”的总代表，在日本政坛长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前首相池田勇人、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宮泽喜一，都是“吉田学校”的学生。就连军国主义分子岸信介，也在巢鴨监狱投靠美国。时至今日，安倍晋三首相、麻生太郎前首相都与上述亲美势力一脉相承。

　　如果说美国对日本的亲美势力主要运用“拉”的一手，那么，对有自主倾向的日本政治家，则主要运用“打”的一手。1954年12月鸠山一郎就任日本首相后，对美奉行自主外交，改善对华关系，实现日苏建交。美国因此疏远鸠山首相，只许他访问纽约，不许他访问华盛顿。2009年鸠山由纪夫担任首相后，美国故伎重演，给他以同样待遇。但是，自民党的安倍晋三刚担任首相，美国就让他访问华盛顿。从这一打一拉可以看出，美国力图以此来保持其对日本政坛的影响力。

　　战后美国两次影响日本国内政治进程。第一次是制订1947年《日本国宪法》，具有外生性质。以为此标志，美国把日本塑造成一个特殊国家。日本据此打着和平国家的旗号，较少参与国际纷争，以较低的军事代价来保障国内经济建设。在此意义上，日本是1947年宪法的受益者。第二次是推动日本修改1947年宪法，具有内生性质。20世纪50年代至今，美国出于其军事需要，推动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走向普通国家。美国两次影响日本国内政治进程，是其对日政策转变使然。该政策在转变前具有捆绑性质，在转变后具有松绑性质。从捆绑方面看，美国通过制订宪法第九条，使日本只拥有但不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奉行“专守防卫”战略，是美国第一次影响的产物。这使日本在诸多方面自我约束：不能先发制人；不能在海外作战；不能拥有进攻性武器；不能参加地区性集体安全框架。从松绑方面看，美国推动日本修宪，是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在战争中为其火中取栗。

　　作为美国影响的结果，护宪派与修宪派在日本政坛尖锐对立。20世纪50年代，吉田路线派主张护宪，以鸠山一郎和岸信介为代表的反吉田路线派主张修宪。1991年，吉田茂的门徒宮泽喜一作为护宪论者出任首相。他于1993年辞去首相职务后，日本政坛发生历史性改组，自民党长期执政的“五五年体制”解体，两党制逐步形成。21世纪日本的主要政党（自民党、民主党和公明党）在不同程度上均主张修宪，但并未拧成一股绳。2012年12月成立的安倍政府鼓噪修宪。就目前而论，安倍政府修宪犹如逆水行舟，越奋力前行，阻力越大。

　　美国对日本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不取决于是否主张修宪，而取决于是否有脱离美国的倾向。因此，美国支持日本的亲美保守势力，对左翼政党和有反美倾向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如日本维新会），则保持警惕。尽管中美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有共同点，但是，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不利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而日本政坛的右倾化则不利于中日发展友好关系。

　　二、美国对日本军事走向的影响

　　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完成了从经济大国向军事大国的转变。战败投降的日本则相反，从军事大国沦为经济小国。作为美国占领军在日本推行非军国主义化的结果，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日本没有军队。朝鲜战争爆发时保卫日本的，主要是大约8万美军。1952年4月日本独立，但仍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下。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驻日美军和基地逐步减少，美国对日控制力下降。美国控制日本，旨在利用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军事潜力。美国既控制又利用日本的政策具有“双刃剑”性质，对自卫队产生两种双重影响。

　　第一，就日本的军备建设而言，美国对自卫队发挥既扶植，又控制的双重作用。20世纪5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向日本派遣军事顾问团，达数百人之多；（二）向日本提供军援，到1958年6月止，达10亿美元。（三）提供武器装备。后来，美国控制日本军事发展的手段进一步多元化，除提供武器装备外，还合作生产武器和开展军事技术交流。为了保持对日军事影响力，美国向日本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同时在关键技术上留一手。冷战结束后，这表现在向日本提供战斗机制造技术、宙斯盾军舰相关技术和反导技术上。对日本军备建设的规模（兵员数量、装备数量和种类）和发展速度，美国实际上设有上限。日本重整军备未突破这个上限时，美国发挥推动作用。日本重整军备有突破这个上限之虞时，美国发挥抑制作用。就中国而言，美国在军事上扶植日本，具有消极性质。

　　第二，就日美战时合作机制而言，美国对自卫队发挥既捆绑又松绑的双重作用。所谓捆绑，主要指日美安全体系的制度建设。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靠《日美安全条约》中的“远东条款”拴住日本。这具体表现为日本对美承诺：驻日美军出动远东地区时，日本在国内对美从事军事支援。1978年，作为“远东条款”的具体化，《日美防务合作指针》成为美国拴住日本的第二个主要手段。以此为契机，美国加固拴住日本的缰绳。《日美防务合作指针》于1997修订一次，目前正在进行第二次修订。即将出台的第三个《日美防务合作指针》可能使日本对美承担更多的军事义务。这具体表现为两国制订战时《相互合作计划》和《联合作战计划》。所谓松绑，主要指美国推动自卫队攻势化。其表现有二：（一）自卫队的作战空间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初，自卫队的作战空间从日本本土扩大到琉球；90年代后半期，日本战时对美后方支援的地理范围从国内扩大到周边的公海及公空。这导致自卫队支援美军作战的角色发生质变。（二）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此前两军在远东有事时的作战分工是美攻日守，此后则变为美国主攻、日本助攻。美国对日松绑的结果，可能是自卫队与美军并肩作战。展望未来，美国在战时军事合作方面对日捆绑与松绑将缓慢地平行发展。目前还看不到日本脱缰的前景。

　　就中国而言，美国对日捆绑和松绑都是消极的。这与《日美安全条约》的第五条和第六条有关。在日美看来，钓鱼岛爆发战事是第五条事态，即日本有事，而台湾爆发战事是第六条事态，即远东有事。在这两种事态中，日美的作战分工不同：以日主美从应对钓鱼岛有事；以美主日从应对台湾有事。换言之，日本在这两个方向作战虽然都取攻势，但在钓鱼岛有事时担任主攻角色，而在台湾有事时则担任助攻角色。展望未来，日本一旦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有可能在台湾有事时与美军并肩作战。

　　三、美国对日本外交走向的影响

　　日本在美国占领下一度丧失外交权。后来，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重返国际社会，走上重新大国化之路。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卵翼和扶持，就没有战后日本的东山再起。

　　战后美国鼓励日本面向西方的倾向。1992年以前，美苏两极对立是世界的基本格局。在不可能建立亚洲的北约的情况下，美国靠《日美安全条约》来维系其与日本的关系。在美国的引导下，美日同盟不断加强：两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建立经济伙伴关系；70年代中期建立政治伙伴关系；冷战后致力于建设军事伙伴关系。在此过程中，美国有限支持日本重新大国化，换取日本对它和西方世界的支持。1992年以来，美国虽然力图独霸世界，但多极化加速发展。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靠加强与日本的同盟来影响其外交走向。

　　美国对战后日本外交影响很大。以日本对华外交为例，从吉田茂到佐藤荣作的历届政府虽然不都反华，却都亲美，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美国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很大。譬如，在美国的阻挠下，中日关系从民间层次升至半官方层次，耗时13年。1951年10月，吉田首相表示欲在上海设置（负责通商的）驻外事务所，遭到美国反对。在美国的强制下，吉田首相于1951年12月24日致函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保证日本不与新中国，而与台湾当局媾和。后来，鸠山一郎和石桥湛山两届政府谋求与中国互设商务代表机构，亦遭到美国阻止。直到1964年初中法建交后，日本才与中国互设联络事务所。又如，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7月佐藤首相下台，历任日本首相，慑于美国的震慑，无一敢于访华。即使是标榜自主外交的鸠山一郎首相也不例外。尽管周恩来总理一再邀请，但鸠山首相却始终把访华停留在口头上。直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田中角荣首相才得以访华，实现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总之，战后日本的吉田茂、岸信介两届政府完全面向美国、追随美国，而其他各届政府都是主要面向美国、次要面向中国。时至今日，日本外交当局多少还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

　　就中日美关系而言，美国对日本对华外交的影响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这与中美关系的性质有关。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中美关系从对抗走向缓和，美国对中日复交的态度从反对走向默许。在此时期，美国对日本对华外交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直到1972年才转趋积极。可以说，没有1972年初尼克松总统访华，就没有同年9月的中日复交。20世纪70至80年代中美联合抗苏，美国对日本对华外交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冷战后中美竞争加剧，导致美国对日本对华外交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其表现主要有二：第一，美国在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同时，加强与日本的同盟。这导致日美对中国的二对一格局刚性化。第二，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对日施加更趋消极的影响。

　　从全局看，战后美国为了保持对日外交影响，有限地扶植日本：冷战前期，拉日本遏制中、苏；冷战后期，拉日、中遏制苏联；冷战后，拉日本抑制中国。美国采取这一政策，是因为日本与它有共同的地缘战略利益。但是，美国既能扶植日本，也能在必要时抑制日本。美国抑制日本，既能产生积极影响，也能产生消极影响。其表现主要有二：第一，196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后，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此问题上，美国为维护既得利益，对日本争常采取两面手法：口头上支持，行动上反对。这表明，美国为了保持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不是促进，而是压制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就中国而言，美国的这种影响是积极的。第二，日本在世纪之交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后，美国先是静观，后于2008年另搞一套，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倡议。美国此举意在抑制日本面向亚洲倾向。就中国而言，美国的这种影响是消极的。

　　总的来说，战后日本外交走向是脱离美国的控制。它能走多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取决于中美力量对比的改变。预计此趋势将缓慢、曲折地发展，长期处于量变阶段。这规定着，日本将长期与美国结盟，但日益面向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