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开山不易：英格兰“印刷之父”卡克斯顿

（原载《书世界》（第一集），九州出版社2019年8月版）

与印刷书结缘 

　　自从15世纪40－50年代，金属活字印刷术在德国莱茵河中游河谷地区出现以后，人们发现这是一种比手抄本更为便捷的知识传播手段，而且有利可图。于是，早期在德意志会摆弄印刷机的人，便不畏艰险，开始携带各种印刷器材，漫游欧洲各个角落，开创他们的事业。在这些人的推动下，印刷术就以西欧的这片地区为出发点，呈同心圆向外扩散，先是覆盖了整个欧洲大陆，最后是整个世界。 

　　印刷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15世纪60年代，印刷术传到了意大利、荷兰、瑞士和法国等西欧中心地区；15世纪70年代，印刷术到达了布达佩斯、克拉科夫、巴塞罗那；到了80年代，丹麦、瑞典、葡萄牙先后出现印刷作坊。而在下一个世纪，这项技术传播的范围就更加广阔了：1540年，印刷术越过大西洋，传到了墨西哥；1563年则已到达俄国。 

　　在印刷术的第二个传播期（15世纪70、80年代）里，英格兰人卡克斯顿将这项技术从欧洲大陆带回其国内，于1476年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旁边建起了英格兰本土第一家印刷作坊。由于当时遍布欧陆各国的印刷作坊基本都是在德意志人参与下建立起来的，而卡克斯顿却是地地道道的英格兰人，这无疑是一个特例。这种情况也更加突显了卡克斯顿作为本国人从事印刷业的开创之功，其被后人尊为英格兰“印刷之父”当属实至名归。 

　　有趣的是，与古腾堡的情况类似，后世留存下来的关于卡克斯顿的文献记录也出奇的少。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其同代人眼中，他们大概属于玩弄“奇技淫巧”的人，算不上什么重要人物。所幸卡克斯顿在他印刷的每本书中，都写有“前言”或“后记”，我们从他的这些只言片语中，还是能够多少获得一些重要信息。 

　　在由他印制的《特洛伊历史故事集》（The Recuyell of the Trojan Histories）第一版序言中，他说：“我本出生在肯特的旷野中，并在那里学习了英语，当地与英格兰其他地方一样，都使用着一种粗俗的语言。” 关于他的家庭情况，卡克斯顿曾说：“我时刻牢记，每一个人都需要听从有智慧的人的规劝，尽量避免懒惰和闲散，这便是母亲和奶妈所说的话，我应该从事富有道德的工作，……” 看来，他的家人很重视“道德”，而且家里还有奶妈这样的雇佣劳动力，说明家境尚可。而他在《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序言中告诉我们，他曾进入学校读书。这就更说明他的家庭应该位居英格兰中等阶层，父母希望通过教育来提升子女的社会地位。在学校里，他应该具备了阅读和写作能力，特别是学会了拉丁文和法文，为他后来的谋生打下了基础。 

　　在接受了基本文化课程的学习后，按照当时通行的做法，将进入城市当学徒。于是卡克斯顿成为伦敦布商罗伯特·拉奇的学徒。拉奇这个人颇有来头，他是伦敦布商公司的重要成员，还曾在1439年担任过伦敦市长。卡克斯顿投奔此人，意味着他可以尽快成为颇有权势的布商公司的一员，而他后来的事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源于此身份。 

　　他在学徒期满后，便开始享受布商公司的种种特权。卡克斯顿约在15世纪40年代正式成为一名商人，主要与低地国家开展贸易，尤以布鲁日为中心。大约从1445年以后，他便一直在那里居住。如同其他布商一样，他频繁穿梭于低地国家的很多市镇之间，从事买卖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他已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聚集了可观的财富，享有了一定的声望，并在1462年成为一个名为“英吉利民族”的商业团体的领袖，应该就是布鲁日的英国商会会长。正是凭借这一职务，他开始在国际经济贸易事务中扮演愈益重要的角色，同时也是他正式与权势人物结缘的肇始。 

　　此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英格兰与法国、勃艮第的外交关系上，尤其是经常被派去参加英格兰与勃艮第之间的谈判。由于当时勃艮第公爵查理迎娶了英王爱德华四世的妹妹玛格丽特，使两国商业上的联系更加频繁。作为一名商人，他可以利用这些活动近距离观察贵族们的喜好，从而为他们提供令其心仪的奢侈品，其中或许就有在当时还是稀罕事物的印刷书籍。 

　　卡克斯顿在《特洛伊历史故事集》的序言中写道：“……后来，我得到一本法语书，读到许多奇异和精彩的历史故事……由于这本新书是不久前以法语出版的，还没有英语版本，我想我应该将它翻译成英语，使英国人也和其他国家民众一样能够分享该书。于是我立刻拿起笔和墨水，开始勇往无前地从事这一工作，并起名为《特洛伊历史故事集》。后来，我意识到自己的这两种语言（英语和法语）都很贫乏，存在很多不足，……于是把这些稿件束之高阁，两年来不再过问，并准备完全放弃。直到有一天，我获得了一大笔财富……我的玛格丽特夫人……我那至高无上的领主，勃艮第公爵夫人……让我与她交谈种种事情，其间我谈到这部作品的许多情况，她不久便命我将已翻译好的五六页稿子呈给她看；当她阅过后，为我指出文字当中的一处错误，令我将其改正，并要求以严谨的态度继续将未翻译的部分完成；她严肃的命令让我怎敢违抗，因为我是她的仆从，每年都从她那里获得年金和其他许多好处，于是便立刻投身此项工作……”这段话表明，他从事翻译出版活动，主要是出于玛格丽特夫人的督促和要求，同时也说明，那时他极有可能已经成为了一名书商。 

　　由于15世纪的布鲁日除了是纺织品贸易的重要据点外，还是手抄本和绘画作品的贸易中心。数量可观的手抄本由商人们源源不断的从这里运往英格兰。由于先前有过售卖手抄本的经历，卡克斯顿敏锐地意识到一种新的印刷技术提供的机会，于是便决定在此领域进行投资。关于这一点，请看他在《特洛伊历史故事集》第二版中的叙述：“第二部《特洛伊历史故事集》的法文本，是由一位受人尊敬的神甫拉奥·勒费弗尔（Raoul Lefèvre）从拉丁文翻译而来的；我则是受勃艮第公爵夫人之命，勉力将其翻译成粗陋的英文。考虑到在此之前，这两本书还没有我们英文的版本，所以我非常渴望完成上述工作；这项工作开始于布鲁日，继而在根特，最后完成于科隆，……上帝赋予我创造力，以完成此项工作……在抄写这本书时，我的笔用旧了，我的手困顿了，我的眼睛因为长时间注视于白纸而失去了光泽，这样日复一日的劳作，使我的身体变得虚弱了，又因为我已经答应许多绅士和我的朋友，要尽快送给他们这部书。因此，我花费一大笔钱，将此书付诸印刷，正如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式，不像其他书那样用笔和墨水制作，每个人都能很快得到一本。所有故事书……都可在一天之内完成，我将这部书呈送给我那令人敬畏的夫人……” 

　　在这里，他特别提到制作手抄本的艰难过程，费时、费力而又难以满足需求。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他选择使用印刷术复制书籍，并强调了这种复制技术的诸多好处，比如样式新颖、生产速度快等等。正是借助这项技术，他能够很快将书籍呈现给公爵夫人，并满足各位朋友的需要。此外，他还向我们透露，他极可能是在科隆学到了印刷技术。 

　　学成之后，他在1472底偕同助手带着印刷所需的生产材料，离开了科隆，回到布鲁日，开始其印刷事业。虽然技术对他的印刷事业而言至关重要，但是，他一般不会亲自进行实际操作，所以若把卡克斯顿当成一位印刷工是不对的。用现在的行话来说，他更像是出版人和企业家，主要负责提供资本，挑选和翻译图书，而将具体的印刷事务留给其他人完成。 

　　他在布鲁日印制的第一本书便是刚才提及的由他自己翻译的《特洛伊历史故事集》。我们今天津津乐道于此书，因为这是第一本英语印刷书，标志着英格兰印刷出版业的初创。此后，他还印刷了带有寓言性的《国际象棋比赛与游戏》（The Game and Playe of Chesse，1474）。这本书创作于13世纪，作者是皮埃蒙特人雅各布斯·德·塞索里斯。尽管书名如此，但这并不是一本国际象棋教程，而是一本道德教化书，通篇都是关于社会角色和贵族义务的内容。 

　　在布鲁日经营一段时间后，卡克斯顿可能觉得从布鲁日向英格兰本土销售英语书籍比他预想的要困难。1476年下半年，卡克斯顿与其助手德·沃德以及其他几个工人，携带着诸多手抄本和印刷书、印刷机器和两种字模，回到了英格兰。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附近租下一间店面作为印刷作坊，并以红色板条为标志。 

　　奇怪的是，按照当时欧洲大陆的惯例，很多成功的印刷商都会选择在重要的商业中心落脚。身处欧陆多年的卡克斯顿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做法。而当时的威斯敏斯特地区并不在伦敦城内，算不上商业中心。难道是由于伦敦城内的职业抄写员反对，不想让这项新技术威胁到他们的生计？这在逻辑上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尽管当时在印刷商和抄写员之间会有零星的对抗，但事实上二者之间的矛盾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他们之间更多的是相互合作关系。印刷书作为新生事物，不论是外部装订方式还是书中字母的拼写规则，都要与手抄本尽量保持一致，以使买者易于接受。通常情况下，一位印刷商会任用至少一个抄写员，以协助他完成印制工作。所以，一开始，印刷商给抄写员带去的是生计，而不是毁灭。 

　　至于卡克斯顿这种特立独行的选择，其实另有玄机。首先，在15世纪时，英国君主已经不再像以前的国王那样带着政府机构到处巡行，国王、内侍和大臣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威斯敏斯特、伦敦或温莎城堡。议会的会议要在威斯敏斯特举行，威斯敏斯特宫自然就成了王国的中心。英格兰政府各部门也渐渐地在威斯敏斯特的河岸区设立了常务办公室，这一带逐渐热闹起来，贵族、法律界人士和商人都会不时的前往威斯敏斯特。这些人都是卡克斯顿潜在的顾客，甚至成为他的赞助人；第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英国的宗教中心。他靠近那里一定是为了便于生产和销售一些宗教类书籍，或者最好能直接从大教堂那里得到一些差事，比如印制一些固定的宗教印刷品；此外，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家庭因素促成了卡克斯顿的选择。当时，有不止一位名叫卡克斯顿的人居住在威斯敏斯特附近地区，而这些相同姓氏的人有可能与卡克斯顿存在血缘关系。因此，卡克斯顿选择那里也有投亲的因素。但总体而言，卡克斯顿的决定受第一个因素影响为最大。 

在政治漩涡中谋生计 

　　卡克斯顿在其印刷作坊选址问题上的抉择，表明他看重的是贵族们的财富实力与文化品味，主要是想赚取这些人的钱。而贵族又多是政治人物，所以，卡克斯顿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因素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选址仅仅是一个开始，在其后的印刷事业中，我们到处可看到这种政治影响的威力。 

　　在《特洛伊历史故事集》的序言中，卡克斯顿告诉我们，他于1469年开始翻译此书，后来一度放弃了。玛格丽特夫人于两年后听说了此事。卡克斯顿说，当年他一度放弃的原因是缺乏英语和法语的驾御能力，无法胜任翻译任务。其实，这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因为当时他身处欧洲书籍贸易的中心布鲁日，若他真想从事译作出版的话，即使他自己不胜任，也完全可以找到其他人完成。另外，当他后来重拾这项工作后，很快便将该书出版了，这足以说明他的语言驾御能力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差。 

　　那么，他之所以停顿两年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有鉴于卡克斯顿与英格兰王室贵族的紧密联系，人们纷纷猜测，这可能与当时的政治变迁有关联。 

　　15世纪后半期的英格兰，政治形势风云诡谲，在刚刚以并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英法百年战争后，英格兰的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又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剑拔弩张，一触即发。1455年的圣阿尔班斯战役开启了历时三十年的红白玫瑰战争，对此后英格兰的政治走向带来长久影响。  

　　卡克斯顿恰好是在这场战争期间回国创业的。他制作书籍的目的是为了开拓英格兰市场，这就必然导致要受到时局的左右。说起来，他在1469年3月开始翻译《特洛伊历史故事集》时，外部环境还是比较理想的。约克家族的爱德华四世已经登上王位一段时间，为英格兰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许多旧贵族依然存在，而新贵族不断涌现，这些都是卡克斯顿脑海中的潜在顾客。因此，他在这时开始了翻译工作。但是到了当年7月，国王的重要支持者沃里克伯爵和国王的关系突然破裂。国王被伯爵俘获，不久又被释放，王国再一次陷入了混乱。卡克斯顿大概不得不推迟了他的翻译计划。爱德华的地位在1470年变得更糟，被迫逃离英格兰。依靠勃艮第的查理的帮助，爱德华于1471年又成功登上英伦大地，夺回了王位，其间经历了两场重要的战役：巴内特战役（4月14日）打败并击毙了约克家族内部的反叛分子沃里克伯爵；特维克斯伯里战役（5月4日）使兰开斯特家族大溃退，爱德华的地位再一次得到巩固。他的敌人悉数被消灭后，人们可以转而享受和平的生活。卡克斯顿在等待这场动荡见了分晓后，开始重新进行翻译工作，《特洛伊历史故事集》最终于1473至1474年（一说为1474年至1475年）间出版。 

　　一旦回到和平时期，他便将借助贵族声望的策略重新捡拾起来。1475年3月，他将《国际象棋比赛和游戏》献给了约克家族的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卡克斯顿在书中小心翼翼地指出，公爵是“国王爱德华最年长的兄弟”。但是，这一举动似乎并没有引起克拉伦斯公爵的多少兴趣，争取后者赞助的努力基本归于失败，他不得不开始寻求其他赞助人。当卡克斯顿回到英格兰（1476年）之后，又迅速结识了伍德威尔（Woodville）家族。该家族的一些成员日后成了他的坚定支持者，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爱德华四世去世为止。 

　　伍德威尔家族的男性成员起先是为兰开斯特派而战的，直到约克派的爱德华四世在1461年登上王位，他们在政治上完全失势，退出了公众生活。然而，该家族的命运于1464年突然峰回路转。那年四月，爱德华四世迎娶了伍德威尔家族的伊丽莎白，即英国史上著名的“白王后”。爱德华对王后宠爱有加，并开始通过授予贵族头衔和安排婚姻来提升伍德威尔家族的地位，像伊丽莎白的父亲在1466年被任命为掌管钱财的司库，并受封为里弗斯伯爵（Earl Rivers）。该家族的兴起当然引起了老约克派贵族的愤恨和嫉妒。所以，当沃里克于1469年起而反叛爱德华时，沃里克伯爵对俘获的伍德威尔家族成员没有心慈手软，王后的父亲里弗斯伯爵以及她的一个兄弟约翰·伍德威尔爵士被斩首。伯爵爵位遂由王后的另一个兄弟安东尼继承。这位新伯爵陪同国王于1470年逃到低地国家避难，并逐渐得到了国王爱德华的信任，身居显耀地位，1473年荣升为王子的督导官（Governor）。 

　　卡克斯顿在布鲁日（1476年之前）即与这位新伯爵建立了联系，抱住了一棵大树。由伯爵赞助的第一本书《哲学家箴言录》（Dicts or Sayings）于1477年11月18日在威斯敏斯特印行。对于制作这部书的原因，卡克斯顿在该书序言里说，里弗斯伯爵（安东尼）在1473年前往西班牙孔波斯特拉的朝觐路上读到该书，并深深喜欢。身为王子的督导官，伯爵马上意识到，这本书可能对爱德华四世的大儿子——威尔士王子较为适合。于是，他决定将其翻译成英文，而卡克斯顿印刷的便是伯爵亲自翻译的版本。译毕后，伯爵将译稿交给卡克斯顿校对。然而，卡克斯顿发现伯爵在其译稿中略去了原文中的一些内容，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大流士和亚里士多德的信件，以及苏格拉底关于女性的论述等。在该书序言中，卡克斯顿对于里弗斯伯爵没有收入这些内容做了诙谐的评论，同时又将上述缺失内容重新补齐。要知道，卡克斯顿一般在公开场合从不与他的赞助人开玩笑，这篇序言与他的其他序言在风格和语气上有较大不同，可见当时两人的关系已经非常熟稔。 

　　1478年2月20日，卡克斯顿印制了另一本由里弗斯伯爵翻译的作品，即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女性作家皮桑（Christine de Pisan）的《三德书》（Moral proverbs）。卡克斯顿在结语中特别提及，里弗斯伯爵的一位秘书曾经造访印刷作坊，甚至还审读了该书。一年之后，卡克斯顿又将伯爵的第三部作品《热忱》（Cordial）送上了印刷机，说明此时他与伯爵的联系已经极为紧密了。此后，他继续从伯爵那里得到实惠。这些迹象表明，在卡克斯顿返回英格兰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里弗斯伯爵主导了卡克斯顿的印刷事业，甚或是他唯一的赞助人。伯爵不仅在经济方面帮助卡克斯顿，而且还提出印制文本的建议，并向他提供文本，几乎涉及了编辑出版的所有业务领域。 

　　1481年，卡克斯顿连续出版了西塞罗的《论老年》（Of Old Age）、《论友谊》（Of Friendship）以及《贵族宣言》（Declamation of Noblesse）。现在还不知道是谁翻译了第一本书，但后两部作品则是由约翰·提普托夫特（John Tiptoft），即伍斯特伯爵（Earl of Worcester）翻译的。伍斯特伯爵与王后伊丽莎白交情甚笃，于1470年当上了王后父亲曾经担任的司库之职，后在兰开斯特派于1470—1471年的短暂复兴期间遭到处决，他为世人所铭记的是其为英格兰人文主义发展所做的贡献。伍斯特本人的不幸经历以及书籍本身的内容，肯定使里弗斯伯爵深为缅怀与崇敬，卡克斯顿不遗余力的印制正是对其最好的表彰。 

　　总体而言，卡克斯顿在回到英格兰后的六七年里，在伍德威尔家族的庇护之下，事业发展顺风顺水，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印刷品。然而，1483年4月，爱德华四世去世。这件事首先使主要依靠国王余荫获取财富和权力的伍德威尔家族势力摇摇欲坠。由于他们此前树敌甚多，在失去国王这座靠山后，迅速遭到来自其他贵族派系的强力挑战。同为约克派的格洛斯特公爵理查（爱德华四世的弟弟），在与伍德威尔家族的较量中胜出，夺取了英格兰王位，是为理查三世（1483—1485年在位）。伊丽莎白·伍德威尔失去了她的两个儿子，被迫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避难。 

　　对卡克斯顿而言，最重大的打击是他长期依靠的赞助人里弗斯伯爵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遭到斩首。形势的剧变向他提出了诸多新问题。在《黄金传奇》（Golden Legend）（1483年）的序言中，卡克斯顿说道，他早就完成了该书的翻译。正如《特洛伊历史故事集》时遇到的情况那样，他的计划很可能也是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被打乱的。卡克斯顿在序言中并没有提及那些事件，他转而说道，之所以放弃印刷是因为该书篇幅过长，所需资金数量庞大。这些理由，就像他说自己的英语欠佳那样，多少是一种借口。 

　　由于他失去了主要的赞助人，而且政治环境的变化使人们不再像往常那样关注印刷出版事务，就使得书籍销售情况不容乐观。鉴于这种情势，到了1483年8月时，卡克斯顿甚至开始怀疑是否还值得将数目不菲的钱投资于这部书上。然而，他当时的处境已经与1469年时大为不同了。1469年时，他事业才刚刚起步，船小好调头。可是在1483年，他已经拥有了运转良好的印刷企业，雇佣大量工人，推迟印制计划将会使他损失一大笔钱财。因此，他首要的任务是在新政权中寻求一些贵族的支持和保护，获得贵族成员的推荐，使他能够继续在宫廷中推销其书籍。 

　　恰逢此时，他得到了理查三世的重臣阿隆德尔伯爵（Earl of Arundel）的一些支持。阿隆德尔提供的帮助是允诺购买“相当数量”的印刷本，并还送他一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比如夏季送他一头雄鹿，冬季送他一头雌鹿。但伯爵没有进一步资助其他书籍的打算。这种帮助的力度，坦率地说，与赞助人在理查三世政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不太相称的。 

　　由于阿隆德尔仅资助了一部书，卡克斯顿不得不另觅新枝。他的下一部书《加图》（Cato）于1483年12月完成，由于当时并不明朗的形势，他希望发展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赞助方式。因此，他在序言中声明，这本书是献给伦敦市的，而且还以非常确定的口吻表达了他对该市的忠贞，其主要目的是想把书卖给伦敦城里的商人。卡克斯顿在此前印制的书籍中，并没有表达过这种忠诚态度，而在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此刻，他觉得透过声明而强调他的销售目标是商人群体，可以保证其安全。这种将关注点放在不受政治纷扰影响的更广阔市场的做法，在商业上无疑是极其明智的。 

　　时代不同了，对过去的赞助人，他在书里也做了模糊的处理。1484年1月31日，他印制了《塔楼骑士》。在序言中，他声称这本书是应一位“贵族夫人”的要求而做的，完成于1483年6月1日。其实，从时间线索来看，这位夫人应该就是伊丽莎白·伍德威尔。1484年，伊丽莎白·伍德维尔仍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避难，卡克斯顿无法指望此刻已自身难保的王后会给予他任何酬劳。因此，他决定去掉她的名字付印。这部书的出品，标志着印刷业进入了匿名赞助时代。与此做法相似，其另一部书《库里亚》（Curial）标明是在一位“著名而杰出的伯爵”的要求下翻译出版的，标注时间是1484年，书中提到的这位伯爵被确认为是里弗斯伯爵。 

　　刚刚躲开了里弗斯伯爵家族的“坑”，理查三世的毙命又迫使他做出一些改变。事情是这样的：正当卡克斯顿从事历史传奇故事《查理大帝》的翻译、印刷期间（1485年6月18日—12月1日），国王理查三世于1485年8月22日战死在与兰开斯特家族血战的博斯沃思战场上。等印制的时候，卡克斯顿说，这个版本是应“一位唯一的好朋友”之要求而做的，他将此人称为威廉·道本尼。卡克斯顿没有提及道本尼在理查三世时期的官职，但是称他为“爱德华四世的珠宝司库”。其实，这个人在理查三世时期曾担任过伦敦港口检查官。我们知道，卡克斯顿是大宗书籍的进口商，他的名字肯定会经常出现在伦敦港口的关税簿上，所以他可能早已认识道本尼，而且也知道他在理查三世时期担任的官职。卡克斯顿无疑是出于政治环境的考虑而抹去了这一信息，而道本尼的名字出现于序言中表明，卡克斯顿又回到了署名赞助人的方式上。 

　　在亨利·都铎打败理查三世、获取英格兰王位后的起初几年，卡克斯顿经常依靠承印商人委托的作品维持经营。他与新政府成员并没有建立多少联系，起初印制的书籍也并不多。1486年仅制作了《耶稣基督生平镜鉴》（Speculum Vitae Christi）的第一版。到了1487年，书的品种数量有所增多，包括《优雅礼仪之书》（Book of Good Manners）、《多纳图斯语法书》（Donatus）、《备忘录》（Commemoratio）、《索尔兹伯里祈祷书》（Directorium Sacerdotum）修订版、《怜悯的映像》（Image of Pity）第一版以及《黄金传奇》第二版等，而1488年则没有任何印刷记录。 

　　1489年，卡克斯顿时来运转，找到一位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的赞助人——牛津伯爵约翰·德·维尔（John de Vere）。1月23日，国王从威斯敏斯特宫送来一部皮桑的《论武艺》（Feats of Arms），令其付印。同年，他还印制了一部传奇故事《布兰查德与埃格朗丁》（Blanchardin and Eglantine）。该书是卡克斯顿应亨利七世的母亲、萨莫塞特公爵夫人玛格丽特的要求而翻译的。在此前的1486年1月，亨利七世迎娶了伊丽莎白·伍德威尔和爱德华四世所生的女儿伊丽莎白，这桩婚姻为伍德威尔家族的再次兴起铺就了坦途。因此，里弗斯伯爵的名字又重新出现在了1489年出版的《哲学家箴言录》中。 

　　可以说，1489年注定是一个令卡克斯顿感到满意的年份。凭借这些往来，他又重新确立了在1483年以前曾经拥有的王家印刷商的重要地位，并竭力巩固与王室的关系。例如，他曾将一部维吉尔诗歌的中世纪改编本（Eneydos）题献给亨利七世的大儿子亚瑟王子。此前，卡克斯顿曾在1477年将《伊阿宋的故事》（The History of Jason）题献给爱德华四世的大儿子威尔士王子。这前后两次的题献，无疑都体现出了卡克斯顿在权贵中钻营的能力。第一次题献时，威尔士王子的督导官是里弗斯伯爵；第二次题献时，亚瑟王子的导师为约翰·斯凯尔顿（John Skelton）。两位王子的导师都是精通英语文学的一代名家，因此，卡克斯顿特意为王室成员制作了包括维吉尔诗歌在内的数部作品，意在引起王子导师的青睐，并希望借助他们的名声，为卡克斯顿带来有利可图的书籍销售量。 

　　不难看出，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动对其经营活动有着重大影响。当时的印刷业还处于严重依赖赞助的阶段，远不是可以置身政治旋涡之外的独立经营实体，而是要在其中艰难求存。人们通常将15世纪后半叶生产的印刷书称为“摇篮本”，“摇篮”这个词的确暗合了当时印刷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即处于极为脆弱的起步阶段。 

文化价值的得与失

　　开篇说到，玛格丽特夫人是他从事这一行业最早的赞助者和保护人。流于当时的习尚，他也乐得受到权势人物的余荫庇护。而且，也正是因为他与宫廷贵族的这种联系，为其整个印刷出版事业奠定了基调，即着力生产符合王公贵族口味的作家作品，寄希望从这些人身上赚个盆满钵满。可以说，卡克斯顿出品的大多数书籍皆可归为“宫廷类”书籍，即主要是为贵族准备的传奇故事、道德说教文章或诗歌散文。其中，翻译作品数量最大，尤其是从法语翻译而来的作品，而且卡克斯顿特别崇尚勃艮第的法语文学，为英格兰引入了所谓高雅文化。 

　　当时，法语在欧洲享有极高的地位，就连英格兰的法律文书等重要文件都要用法语写就，因为它高贵、准确。别看勃艮第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国，但文化分量不轻，被当时人认为是欧洲中北部最有文化品味和时尚色彩的地方。15世纪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勃艮第的公爵们拿出巨资，吸引众多艺术家为其服务，这种做法也常常为西北欧其他宫廷所效仿。同时，收藏书籍也在当时蔚为风尚。当卡克斯顿还在低地国家时，应该就见识过勃艮第公爵的藏书室，其规模与种类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便是贵为一国之君的爱德华四世，亦复如此。当他于1470年落难逃到低地国家时，深为那里贵族们的图书室所震撼。在返回英格兰后，爱德华立马下令扩大自己的图书室，购买大量外国手抄本以显示其时尚性。 

　　此外，英格兰与勃艮第出于联合对抗法国的需要，所以两国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纽带。除爱德华四世的妹妹嫁给查理公爵外，爱德华四世的王后伊丽莎白·伍德威尔也与勃艮第家族熟识。在这样密集的交往中，英格兰在骑士制度和宫廷礼仪方面，处处唯勃艮第马首是瞻。正是因为勃艮第宫廷的这种特殊地位，促使卡克斯顿在制作《特洛伊历史故事集》法文版时，特别强调是专为勃艮第统治者“好人”菲力普（Duke Philip the Good）制作的，而他的英文翻译版本则是在勃艮第的玛格丽特夫人赞助下完成的，以显出其文化品味的正宗。 

　　同样，卡克斯顿出版的《伊阿宋的故事》出自拉奥·勒费弗尔之手。此人与勃艮第有特殊的渊源，曾经担任过菲力普公爵的秘书。前面提到的《热忱》一书的法语版本是由若昂·麦尔洛（Jean Mielot）根据拉丁文本翻译而来的，他也曾是菲力普公爵的秘书。而《论武艺》的作者皮桑在勃艮第和法国宫廷都极受欢迎，她曾将很多作品献给勃艮第公爵。卡克斯顿的另两部翻译作品《死亡艺术》（Art of Dieing）和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与当时已经在欧洲大陆印行的法文本有着紧密联系。另外，他翻译《塔楼骑士》（Knight of the Tower）所用的手抄本得自于菲利普公爵的图书室。可见，卡克斯顿翻译作品的源头大都可追溯到勃艮第那里。毫无疑问，这种译介活动有力推动了勃艮第的所谓高雅礼仪和宫廷文化品味在英格兰的传播，拉近了英格兰贵族与欧洲大陆上层阶级的文化距离。 

　　除了这些翻译作品以外，卡克斯顿宫廷类作品直接推动了英国文学从中世纪传统向文艺复兴风格的转变，这主要体现在其出品的英语诗歌中。当时，头韵体（一种英语语音修辞手段，指两个单词或两个单词以上的首字母相同，形成悦耳的读音，常见的押头韵的短语有first and foremost等）风格已经在宫廷中不再流行，人们更加推崇的是乔叟式风格，也就是讲述鲜活故事的风格。 

　　乔叟一生的诗歌作品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晚年以诗体写成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这部故事集叙述了朝圣者一行人聚在一家旅店，这些朝圣者包括骑士、修士、商人、手工艺人、医生、律师、学者、农夫、家庭主妇等当时英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他们准备前往坎特伯雷去朝拜圣托马斯。店主自告奋勇为他们担任向导，并提议在往返圣地的途中，每人来回讲两个故事。众人接受了店主的建议，于是次日一同踏上朝圣之途，并开始讲故事。这些故事有爱情和骑士探险传奇、宗教和道德训诫故事、诙谐滑稽故事、动物寓言等，内容包罗万象，有雅有俗。乔叟的这一作品在15世纪后半叶的英格兰受到了众人的极力推崇，流通着多种手抄本。卡克斯顿回到英格兰后不久，便嗅到了当时流行文学的趋势，开始着手将乔叟的这部作品付诸印刷。《坎特伯雷故事集》的第一版（372页）完成于1476年，算是他回到英格兰后印制的第一部书。几年之后，卡克斯顿又出了第二版。 

　　除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外，卡克斯顿还印制了乔叟的《声誉之宫》（House of Fame）。他将诗人的名字放在诗歌开头的显要位置，冠之以“杰弗里·乔叟所做的著名篇章”。这样做，显然是想借助乔叟的名声吸引更多顾客。不过，不知是卡克斯顿所用的手抄本有缺陷，还是乔叟原本就没有完成这部诗作，卡克斯顿所依据的原本缺了60行。他大胆决定，由自己创作12行韵律诗歌作为全篇的结束。因此，这部乔叟作品的印刷本中夹杂着大量卡克斯顿自己创作的内容。 

　　约翰·高尔是与乔叟同时代的作家，而且互为朋友，但高尔的名气没有乔叟那么大。他的英语诗歌《恋人的忏悔》（Confessio Amentis）创作于14世纪80年代后期，这首诗的题材是集娱乐和教诲于一体的“喜剧性”故事，而不是纯粹的预言性启示。卡克斯顿慧眼识珠，觉得这应该非常符合王公贵族的口味，并于1483年将其印行出版。 

　　在翻译作品、英语原创诗歌之外，英语原创散文作品也值得在此一表。这些作品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托马斯·马洛里（Sir 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马洛里是个传奇人物。大概是在1469至1470年间，他完成了《亚瑟王之死》的创作。据说，他当时正因暴力、偷窃、敲诈和强奸而在狱中服刑。马洛里在这部作品里集中叙述了“传说中的亚瑟王及其高尚的圆桌骑士们的诞生、生活经历和功绩”，向读者全面展示了许多道德方面的体验，比如高尚的骑士精神、谦恭、人道、和善、坚忍、爱情、友谊、胆怯、谋杀、仇恨、美德、罪孽等等。这部著作于1485年7月由卡克斯顿印刷出版，他不仅删减了马洛里的部分文字，而且还将其重新编排成21卷，以至于人们长期认为马洛里的原作就是这样。结果到了1934年，才有人发现马洛里的原文其实是8卷，可见卡克斯顿“混淆视听”的能力。 

　　前面已经说到，作为商人的卡克斯顿很精明。他主要瞄准的是英语阅读人群，而几乎不涉足拉丁文著作。因为他心里很清楚，那些拉丁文经典作品是欧洲大陆很多大型印刷企业的王牌产品，每年都有大批这类印刷品被源源不断运入英格兰境内。而作为起步较晚、规模较小、技术也较为落后的印刷作坊，卡克斯顿是无力竞争的。也正是因为他专注于英语书籍的出版，所以他与英语的关系就显得更为密切。 

　　与我们今天读到的整齐划一的英语拼写不同，当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英语拼写法是极其多样的。原因在于，在15世纪的英格兰，修道院的缮写室早已不是手抄本的唯一生产者了，当时的手抄本主要依靠雇佣有职业抄写员的抄书作坊来制作。这些抄书作坊规模不等，有些是雇佣一两人的小店面，有些则是人数众多的大作坊，它们为贵族市场生产精装本的英语作品。这些生产组织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根据当地的标准、甚至使用某个家族特有的文体抄写作品。今天的人们通过对这些手抄本拼写特点的观察，便可判断出某个手抄本出自某地或某个抄书作坊。可是，到了15世纪后半期，伦敦方言借助伦敦城市经济力量的壮大而崭露头角，这使得抄写员必须向这种语言习惯靠近。卡克斯顿身处伦敦地区，他所依凭的手抄本肯定大多来自该地。在他的印刷文本中，人们经常可以找到按照当时英语流行趋势拼写的某些特定词汇，这表明他更愿意采用已经在伦敦地区得到发展的正字法。他印的书数量多，范围广，这就为伦敦话逐渐压倒其他地方方言而成为英格兰的“普通话”贡献了力量。另外，在“统一”拼写法的基础上，他还大大丰富了英语词汇，增加了英语的表达方式。 

　　卡克斯顿生活的年代，正是人文主义思潮的“高光时刻”。长期身处欧洲书籍生产和贸易的中心，卡克斯顿肯定对与这一思潮有关的所谓“新知识”有所了解。他曾经印刷过数本深受新知识启发的学者创作的书，如洛伦佐·特拉弗萨尼（Lorenzo Traversagni）的《新修辞》（Nova Rhetorica）（1479年）和同一作品的缩略本（Epitome）（1480年），以及一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皮埃特罗·卡米利亚诺（Pietro Carmeliano）的《六信件》（Sex Epistolae）（1483年），此外还有在人文主义思想方面享有盛誉的伍斯特伯爵翻译的《论友谊》（西塞罗）。从1487年开始，卡克斯顿又将目光转向拉丁语语法用书市场，印制了安东尼奥·曼奇尼利（Antonio Mancinelli）的《初级语法》（Rudimenta grammatices）以及一部多纳图斯语法书的改编本。 

　　不过，虽然卡克斯顿对人文主义作品有所涉猎，但平心而论，他所印制的人文主义书籍的种类和数量，与他当时在印刷业界的“老大哥”地位还是有些不太相称。卡克斯顿没有印制过人文主义著作的原始文本，其产品基本都是经过修改或翻译的文本，结果使得英格兰在那一时期没能制作出任何古典作品的“头版”。在这方面，包括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内的很多后世英国人都对他有所指摘。不过，我们也大可不必对他求全责备。每个人一生的成就和高度都要受到时代的限制。处于印刷业“摇篮期”的卡克斯顿，本来就是个商人，文化水平并不太高。他瞅准了印刷书的商机，一心想的是开拓本土英文市场，生产些通俗易懂之作，博取贵族们慷慨解囊以做消遣娱乐之用。若要非让他承担起“思想解放”的重任，恐怕也有些强人所难。我们知道，人文主义印刷书真正的巅峰出现在15世纪末的威尼斯。当时一位名叫马努蒂乌斯的印刷商，雇佣一大批从希腊和拜占庭而来的人文主义学者，从事书籍编校工作，大大推动了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这种成就一方面来自印刷商本人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也要看整体的文化氛围和水平是否可以满足要求，而就后一点来说，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 

　　卡克斯顿在完成了《教父生平》（Lives of the Fathers）一书的翻译后，安然去世。其去世的准确日期已无从知晓，但应是在1491年的某个时间。对英格兰印刷业及其整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而言，卡克斯顿无疑是一位开山者，其艰辛与不易正是那个时代风云际会的真实写照，而其对英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也不可谓不深远。 

（张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