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龙：拿破仑与中国及其“中国睡狮”说之真伪

　　拿破仑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大概很少人能与之相比，各国历史学家和作家为他写的传记多如牛毛，即使在中国人中间，凡是多少读过点书的，没听说过拿破仑大名的人恐怕寥寥无几。滑铁卢一词更是几乎尽人皆知，在汉语中已经成为一败涂地的同义词。  

　　生活在19世纪的拿破仑与中国不曾有过任何直接关系，但他关于中国的一句名言却长期让不少中国人颇为纠结；这句话的不同版本很多，常见的至少有四个。一是：“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一旦觉醒将会震惊世界。” 二是：“中国是一头东亚睡狮，他醒的时候将会震惊世界；幸好他还没有醒，那就让他永远睡下去吧！”。三是：“狮子睡着了, 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四是: “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狮子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 其实，相似的说法也在法国人中流传，主要的版本有两个，一是：“Quand la Chine s'éveillera，le monde tremblera。”（中国觉醒之时，世界将为之颤抖。）二是：“Ici repose un géant endormi，laissez le dormir，car quand il s'éveillera，il étonnera le mond。”（“这里卧着一只巨兽，且让它沉睡吧，因为，当它醒来之时，将会震惊全世界。”）。这两个法文版本中都没有出现“狮子”这个词。那么，拿破仑是否说过类似的话，尤其是否曾经指称中国为狮子呢？  

　　追根溯源，“睡狮”之说并非出自拿破仑之口，而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一个比喻。时间是在清末民初，那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思想比较激进，写文章，出刊物，反对腐败的清政府，呼吁革命。他们当中就有一些人把中国比作睡狮。比如邹容（1885-1905）在他写的小册子《革命军》中直接把中国比作睡狮，他写道：“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 曾经当过十几年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1886-1964）在他的《西潮》一书中提到日本时说过这样的话：“这个蕞尔岛国突然在东海里摇身一变，形成一个硕大的怪物，并且在1894年出其不意地咬东亚睡狮一口。中国继香港之后又丢了台湾。这只东亚睡狮这时可真有点感到疼痛了。” 蒋梦麟在这里说的“东亚睡狮”是指甲午战败后的中国。由此可见，中国是一只睡而不醒的狮子，是清末民初中许多中国人的共识。 　　  

　　是狮子却久睡不醒，总不是好事，于是志士仁人们便大声疾呼，要让中国这头睡狮醒来。陈天华（1875-1905）在《狮子吼》中讲述了他的一个梦，说是自己被一群虎狼追赶，于是大吼一声，一只沉睡多年的狮子被他惊醒，那些虎狼见状四处逃窜。经他这么一写，“睡狮”与“醒狮”就都成了号召革命的形象比喻。反清爱国人士们为了让这头沉睡的狮子早日醒来，各尽其能，或作文，或作曲， 《醒狮歌》《警醒歌》先后问世，以《醒狮》为名的刊物也应运而生，有些鼓吹革命的社团甚至也取“醒狮”为名。 　　  

　　不知出于何种情结，有些中国人觉得“睡狮”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国产”，而是舶来品，于是就追溯“睡狮”说的源头。汪康年（1860-1911）在《汪穰卿笔记》写道：“西人言中国为睡狮，狮而云睡，终有一醒之时。” 汪先生只是笼统地说“西人”，并未指出此人的国籍，另有人说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还有人说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当然，也有人说是法国皇帝拿破仑。  

　　梁启超对于“睡狮”说的来源讲过一则故事：“吾昔游伦敦博物馆，有人制之怪物，状若狮子，然偃卧无生动气。或语余曰：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余询其名，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之睡狮。”  　　  

　　1915年，鼎鼎大名的胡适提到“睡狮”时说：“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把“睡狮”的“发明权”归于拿破仑，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个文字记载。胡适先生在这里说的是“百年以来”，由他论说此事的1915年上溯，“睡狮”说至迟在1815年之前就开始在中国流传了。 　　  

　　当今流行的观点认为，1973年，当代法国著名政治家和作家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fite,1929-1999）的《当中国觉醒时…》一书出版之后，中国是一头睡狮的说法加速传播。佩雷菲特虽然不曾提及“睡狮”，却把广为流传的所谓拿破仑的名言作为书名，而这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总体上持论比较公允，对欧洲人认识真实的中国大有裨益，所以甫一出版就洛阳纸贵，没有多久就销售了150万册。 　　  

　　此书很快在1977年就出版了中文译本，而且一版再版。于是乎，拿破仑的这句名言也越传越广。 　　  

　　但是，拿破仑是否说过这句话，是否有文献记载？不少有心人存有疑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智效民研究员和山东大学施爱东教授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们在各自的文章中，不约而同地认为，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拿破仑说过这段话。但是，也有人持不同意见，那就是复旦大学的朱维铮教授，他认为，拿破仑说过这句话的可能性极大，主要理由有二，其一是法国著名作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在他的名著《墓畔回忆录》里，记载拿破仑在被流放的圣赫勒拿岛上，相伴身边的几名忠实仆从是中国人，因而拿破仑对遥远的中华帝国确有某种了解；其二就是前面提到的曾纪泽关于“睡狮”的言论。 　　  

　　中国人在问，法国人也在问，拿破仑真的说过中国是一只睡狮吗？他在什么时候说的？在哪儿说的？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真的是见仁见智。其中最令人费解的是有法国人说，法国人是从列宁的一篇题为《宁可好些，但要少些》的演说中得知这一传闻的。列宁的这篇发表于1923年3月2日，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演说，所以无论是在《列宁全集》或是《列宁选集》中都是最后一卷中的最后一篇，非常好找。我把这篇并不很长的文章从头到尾浏览了多遍，连一个与拿破仑相关的词都没有。   

　　前面已经提及，在法国人中间流传的有关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说主要有两种。关于第一种说法，据说来自拿破仑1802年征战俄国之时。他发现俄军中有战斗力极强的由蒙古人和中国人组成的部队，便指着地图对麾下众将说：“这里卧着一只巨兽，且让它沉睡吧，因为，当它醒来之时，它将震惊全世界。” 这个传说有些莫名其妙，俄国军队中是否有这样一支外国雇佣军，至今没有见到任何传说和文字记载。 

　　第二种说法可信度高得多。据说，英国派往中国的以阿美士德为首的第二个使团，不愿在跪叩等礼仪上做出妥协，因而没能见到嘉庆皇帝，灰溜溜地空手而归。返英途中于1816年7月登上大西洋中囚禁拿破仑的圣赫勒那岛，阿美士德在此与拿破仑进行了一次谈话。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拿破仑说了传说中的这句话：“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会颤”。 　　  

　　尽管拿破仑的这句话的真伪有待考证，但他与中国毕竟并非一点关系也没有，从这些关系中，或多或少能看到他对中国的态度。 　  

　　拿破仑出生于18世纪，而那时的欧洲“中国热”从高潮开始逐渐落幕。那时法国的年轻一代，把多少知道一点有关中国的事儿作为谈资，几乎是一种时髦。所以，拿破仑不可能置身于“中国热”之外。据传，拿破仑读过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其中包括伏尔泰的《风俗论》和根据元曲《赵氏孤儿》改写的《中国孤儿》，在华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Joseph Marie Amyot，1718-1793）编译的《中国兵法》（Art militaire des Chinois）。后一本书于1772年在巴黎出版，编译并介绍了中国三位古代杰出军事家的著作《司马法》、《孙子》和《吴子》。此书后来做了若干补充，被编入《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集》（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es, les arts, les moeurs et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第7卷。在传闻中，拿破仑是在圣赫勒那岛上时阅读《孙子兵法》的，有人绘声绘色地说，他读了《孙子兵法》后禁不住泪流满面，感叹生不逢时，若是年轻时读到过这部书，他就不会在滑铁卢一败涂地。但是有学者指出，圣赫勒那岛上的图书馆里并未收藏这部书，所以我们对这些传言不必认真。还有人说，他读过在华传教士冯秉正（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以《通鉴纲目》为底本编译的《中国通史》（l’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据说，他在阅读这部书后曾发表感想说，中国人与希腊人一样，各种各样的神祇多得不得了。这些传闻未必准确，但是拿破仑读过有关中国的书，这在当时的氛围下倒是极有可能的，因此，说拿破仑对古老的中华帝国及其文明有所了解，应该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有确切记载的是在阿美士德到来之前，拿破仑于1816年11月读了小斯当东（Thomas Stanton）关于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著作的法译本，从而对中国的皇帝和高层官员，以及中国的军事实力有所了解。 　  

　　他对中国的关心在传教士问题上有所反映，1802年他曾致函罗马教宗，要求增派法国传教士到中国。1806年，他收到法国驻广州代表应多位在华传教士之请所写的信后，亲自指定三个传教士前往中国增援，却由于种种原因，这三个人都没能成行。 　  

　　传闻中还有一个中国人的故事与拿破仑有关。据说，一艘英国商船在海上被法国海军截留，船上有十几个中国人。这艘船被法国海军带到法国港口，经相关部门审查处理后，连人带船全部放行。十几个中国人与英国人随船离去，只有一个名叫锺阿三（Tchong A sam）的中国人，因病需要治疗而被单独滞留在法国。一年之前刚刚创建的“法国人类观察所”（后来改名为“人类学研究所”），获悉有一位中国人在法国的消息，该所副所长非常兴奋，强烈表示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对这位中国人绝不能漠不关心，因为他是与欧洲人不同宗教信仰的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员。于是，这位副所长带领若干研究人员，对锺阿三从体质、精神和智力等方面进行多方面的观察。经过一番商量，研究人员们认为，观察研究的方法有两种可供选择，一是让他教法国人学中文，二是让法国人教他学法文，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但是，众人一致认为，首先必须弄清楚他的确切身份，也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因为此人是在澳门登船的，而澳门这个地方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有，不少人讲一口蹩脚的葡萄牙语，即使长着一张东方人的脸，也不一定就是中国人。询问的结果表明，此人名叫锺阿三，锺是他的姓，阿三是他的名，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23岁，来自南京。与他一起被俘的还有他的哥哥，名叫锺阿二（Tchong A gui，gui大概是gni的误写，应该读做”尼”-笔者），25岁。他们与另外十几个中国人搭乘一艘英国商船去欧洲经商，途中被法国人截获，从波尔多经由奥尔良等地送到巴黎。锺阿三在住院治疗期间，对于医院的生活很不适应，表现出厌恶和烦恼。尤其让他不开心的是，与他同行的其他中国人都由法国政府送回中国去了，唯有他却因病情不能与同胞们一起回国，只能单独留在巴黎。病情有所好转后，法国学者们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事情，还让他看了法国大臣贝尔坦和《中华帝国全志》的主编杜赫德所收藏的一些汉字文献，让他辨认真伪。法国人还拿出一把算盘，向他请教如何使用。锺阿三当着众人的面，用算盘演算，不但准确无误，而且速度相当快。当有人问他孔子死了有多少年时，他一再重复“千，千，千”，意思是已经数千年了，问到孔子时，他立即画了一幅孔子像，回答说中国到处都有孔子的雕像、塑像和画像。但是，他的法语学习却遇到一些麻烦，由于汉字都是单音节，所以他对于法语中的双辅音颇感困难，français被他念成“法朗塞”，grand被他念成“格朗”。对于锺阿三的人品，凡是接触过他的法国人都对他有不错的评价，说他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尤其注意不冒犯别人，不让别人觉得不受他的尊重。  

　　巴黎有个中国人的消息不久就被禀报给拿破仑，1800年9月29日，拿破仑以第一执政的身份发布指令：“第一执政命令：原籍南京的中国人阿三，应由海军上校博丹（Baudin）指挥的军舰护送到法兰西岛（今毛里求斯-笔者），然后从该地返回中国，一切费用由共和国负担。”拿破仑还专门指示博丹船长和海军部有关官员，要好好照顾阿三，他的待遇应该与他的外国人身份，以及他在共和国逗留期间的良好表现相称。海军部长依据拿破仑的命令给船长博丹这样的指示：“遵照第一执政的命令，目前滞留在巴黎的这位中国人，将要搭乘你所指挥的战舰到法兰西岛，在那里等待机会，尽早返回本国。第一执政明确指示，要让这个中国人在船上得到尽可能周到的招待和照顾。” 10月19日，博丹的战船驶离勒阿弗尔港，1801年3月16日抵达法兰西岛后，锺阿三被转交给该岛官员，让该官员遵照拿破仑的命令，殷勤招待锺阿三，并在第一时间送他返回中国。   

　　拿破仑对中国的关心在一部字典的编译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众所周知，要想与中国打交道，必须懂中文，这个浅显的道理在欧洲无人不知。可是，尽管在华的欧洲传教士陆续编出了用多种欧洲语言（拉丁文、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法语）注释的字典，但这些字典全是手抄本，正式刊印成书的一部也没有。所以，尽早编译出一部用西方文字注解的汉字字典，成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在华传教士们的热切期望。何况，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此时正在马六甲编纂《汉英辞典》。法国学者们认为，在这件事上无论如何不能让英国人占先，因为它所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涉及国家的荣誉。1808年7月，一位名叫萨西（Sylvestre de Sacy, 1758-1838）的法国学者，向皇帝拿破仑上书，建议聘用意大利人蒙都齐（Antonio Montucci ,1769-1829) ，编纂拟议中的汉字字典。拿破仑认为，编纂汉语字典一事虽然十分紧迫，但任用外国人主持此事有损法国的脸面，并非良策，所以没有采纳这一建议。经过多方面查考，当年10月22日，他下令由法国人小德经（Chrétien-Louis de Guignes，1789-1845）挑起这副担子，在三年之内完成编纂汉字字典的任务。  

　　小德经于1784年被派往广州主持法国在华事务，当时他二十五岁。1801年离开中国时，他在广州居住时间长达17年。1803年他回到法国。小德经虽然因长期生活在中国而熟悉汉语，曾经为访华的荷兰使团觐见中国皇帝时充当译员，但他并非从事研究的学者，在法国汉学家眼里他并无学术地位可言，对他自己而言，确实也有点勉为其难。不过，他的父亲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 却是首屈一指的著名汉学家，是大名鼎鼎的美文和铭文学院院士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的两个嫡传弟子之一，而傅尔蒙的汉语老师则是历史上第一位定居法国巴黎，并娶法国女子为妻的中国人黄嘉略。真有意思，转了一大圈，法国人编纂汉语字典还是与中国人有点儿关系。这部名为《汉字西译》的字典终于在1813年问世，它的法文名字是《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即《中法拉辞典》。为了突出拿破仑的关键作用，扉页上写着：“遵皇帝和国王拿破仑陛下之命编纂（Publié d’après l’ordre de Sa Majesté l’Empreur et Roi Napoléon le Grand）”，若用中国人习用的词语，那就是不折不扣的“敕编”。   

　　这部字典用上等纸张印制，装帧精美，重达12公斤，高43.5厘米，宽27.9厘米，收汉字13316个，无论在当时或是后来，再也没有比它更豪华的字典了。可是，在得到广泛赞扬的同时，这部字典却也遭到许多非议。首先是太大太厚太重，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其次是释文不实用。主编小德经对这些批评不以为然，他表示，这部字典只是为文字翻译使用的，如果谁想通过字典学习汉语，那肯定是要失望的，尤其是学习汉语口语，必须有一个中国老师当教习才行。然而，最为人诟病的是，这部字典并非原创，而是一部抄袭和剽窃的著作。这一指责并非恶意诽谤，而是事实。前面提到，有一些来华传教士陆续编纂了多种汉语字典，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叶尊孝（Basilio Brollo, 1648-1704）所编的《汉字西译》。这部用拉丁文注释汉字的手抄本字典，在传教士中流传甚广。小德经奉拿破仑之旨编纂的这部《汉字西译》，并非白手起家，而是将叶尊孝的字典加以修改和充实，并添加了法文注释，如此而已。   

　　1813年，这部字典终于问世，但拿破仑此时忙于作战，无暇顾及。此后不久他战败下野，在枫丹白露签署了退位诏书，被流放到厄尔巴岛。1814年3月他率领一千余名士兵，逃离厄尔巴岛，在法国本土的儒昂港登陆，开始了著名的百日王朝。甫一抵达土伦，他就迫不及待地前往格勒诺布尔，到图书馆仔细观看了《汉字西译》。见到如此精致的辞典，他毫不掩饰志得意满之情，神采飞扬地对随从说：“别人空喊了一百年没有办成的事，我一道谕旨，三年就办成了。”  

　　关于拿破仑与中国的关系，另一个故事也值得一提。1811年12月21日，当时担任法国驻皮卡第总督的费利克斯·勒努阿·德圣克鲁阿（Félix Renouard de Sainte-Croix）向已经成为皇帝的拿破仑呈交了一份发展法国与中国政治和贸易关系的计划。此人曾是海军军官，到过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亲眼目睹英国与法国在远东地区的激烈竞争。他在这份详尽的计划中指出，法国在华的主要对手是英国，而此时正是挤走英国在华势力的极好时机，因为1807年发生在广州的英国水手将一个中国人棒击而死的事件，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恶感。他向拿破仑建议，尽快向中国派遣一个使团，劝说中国人不准英国人在华经商，同时大力宣扬法国，俾使在法国传教士已经获得的良好声誉基础上，进一步促使法国获得中国的青睐，取得更多的商业利益。他还向拿破仑建议，法国使团最好取道陆路，经由俄国前往中国，而且要严格保密，不让英国人刺探到有关这个使团的任何消息。他认为，此前的外国使团向中国皇帝所送的礼物，几乎全是钟表、乐器之类，中国皇帝一开始感到新鲜，过几天玩腻之后，就下令存放到仓库里去了。所以，他建议多送一些枪炮作为礼物，既有实用价值，还能显示法国的先进。此外，他还就使团应该由哪些人员组成，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意见，就连译员也想到了。他建议，使团应该在抵达中俄边境时雇佣两个俄国人充当译员，而不能雇佣中国译员，因为他们肯定不敢把中国官员不爱听的话，包括对方的不同意见，如实翻译给中国官员听的。这份详尽的计划虽然引起拿破仑的极大关注，表现出很大兴趣，可是就在他收到这份计划的前两天，他刚刚让皇家图书馆馆长为他提供一些有关俄国和立陶宛的地理资料，可见当时他正在考虑的是为进攻波兰和俄国做准备，没有余暇顾及中国问题，所以他只是把这份计划交给外交部长去处理，再也没了下文。   

　　除了这些可信度比较高的传闻，有关拿破仑与中国人的故事还有一些。著名学者陈翰笙在他的《猪仔出洋》一文中，写到了在圣赫勒那岛上当苦力的中国人，他们开始在岛上修建房屋时，拿破仑尚未被流放到圣赫勒那岛。这些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为他的服务人员，大多干的是园丁等杂役，其中有一人成了他的厨子，因服务周到而赢得了拿破仑的欢心。拿破仑在宴请路过那里的英国海军军官巴塞尔·贺尔舰长时，指着窗外花园中的中国花匠对贺尔说：“你看，这些人很善良。他们有才能、智慧和自尊心，决不会长期像这样受英国人或其他任何西方人奴役。” 蒋梦麟先生在他的《西潮》中谈及拿破仑的中国厨子时写道：“这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临死时想起他的忠仆，就吩咐他的左右说：‘你们要好好的待他，因为他的国家将来是要成为伟大的国家之一的。不过，这个中国人朋友是很爱钱的，你们给他五百法郎吧。’”   

　　从以上的记述不难看出，拿破仑不但重视中国，而且总体上对中国和中国人比较友好。然而，我们切莫误以为拿破仑对中国情有独钟，他心里想的不只是中国，而是整个东方，特别是印度。他关注中国和印度，并非由于热爱这两个国家悠久的文明，而是梦想有朝一日能像称霸欧洲那样，当上“东方帝国”的皇帝。因而他在闲聊中提及中国或是印度，当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他到底有没有说过”中国觉醒之时，世界将为之颤抖”之类的话呢？   

　　许多人不约而同提到拿破仑与英国第二个赴华使团团长阿美士德在圣赫勒那岛的谈话，声称拿破仑的这句话就是在这次谈话中说的。    

　　《当中国觉醒之时》的作者佩雷菲特既然拿这句话做他的书名，当然不会不知道拿破仑在圣赫勒那岛说了些什么，尤其是否说过这句话。不过，别人不能越俎代庖，这事只能由他本人来回答。我有幸当面问过佩雷菲特，他也给了我回答，那就让我罗嗦一点，从头到尾细说一遍，大家或许就明白了。 

　　时值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法国隆重举行多种纪念活动，其中一项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受邀与会。会后应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邀请，在该中心下属的“当代史研究所”作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访问。当年9月中旬，我按约定的时间前去《费加罗》报社，拜访佩雷菲特先生，送上拙著《孟德斯鸠与中国》，他不识中文，我便向他作了简要的介绍，他对孟德斯鸠相当熟悉，于是，谈话便集中在孟德斯鸠对中国的态度上。我对于某些学者把孟德斯鸠视为贬低中国的启蒙学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也认为孟德斯鸠对中国的批评不无道理，而且在他自己的新作《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突》的序言中，还提到了孟德斯鸠。闲聊一会之后我问他，拿破仑的“睡狮”之说究竟出自何处。他笑着说，此话说来就长了，这么着，下次你来时，我给你一点儿资料。 

　　半个月之后，我再次去他的办公室，他给了我一份打字的资料，说是我所关心的关于拿破仑的“睡狮”说，可以从中找到答案。我很开心地拿着这份宝贵的资料，向他告别返回住所。　

　　这是一份奥米拉《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O’Meara, Napoleon at St.- Helene）的摘录，内容是这位医生与拿破仑的几次谈话，其中多处涉及中国。之所以在谈话中涉及中国，是因那时他已经知道阿美士德在从中国返回英国途中，将顺访圣赫勒那岛，拜见拿破仑。 　　  

　　第一次谈话是在阿美士德到达圣赫勒那岛三个月前的1817年3月25日。奥米拉告诉皇帝，阿美士德勋爵过些日子将要到达这里。拿破仑说，他认为阿美士德入乡不随俗是错误的。奥米拉说，阿美士德表示愿意向中国皇帝行与英国人觐见国王相同的礼，但中国人对此不予认可。拿破仑说，既然不愿意按照中国人的要求行礼，英国人就不该派他到中国去。在英国，你们觐见国王时要吻他的手，这要在法国就会被认为荒谬，谁这么做会成为笑柄。可是，法国大使到了英国这么施礼，就不会觉得有失体面。一个人到另一个国家，就该入乡随俗。现在，你们因为干了件蠢事，可能失去一个国家的友谊和巨大的商业利益。奥米拉说，我们可以用几艘战舰，轻易地强迫中国答应更优厚的条件。拿破仑说，中国拥有雄厚的资源，与这种国家进行战争，可能是最大的错误。你们开始可能会获胜，但他们会想方设法进行反抗，而且会从法国和美国找来工匠，建成一支舰队，然后打败你们。  　　  

　　1817年5月26 日和27日，奥米拉与拿破仑再次谈到中国。他说，英国可能会损失巨大的商业利益，甚至可能会与中国发生战争。如果我是个英国人，我会把鼓动向中国开战的人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你们最终必定会被打败。 　　  

　　这几页资料中并没有拿破仑与阿美士德的谈话，原因是拿破仑并未与他就中国进行深入的交谈，只是询问阿美士德是不是叩头了等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问题。拿破仑对英国人不仅向来瞧不起，而且颇有些敌对情绪。当他获知阿美士德想要上岛见他时，先是犹豫了一阵，后来点头答应了，主要是想让阿士美德给圣赫勒拿岛的英国总督施加一点儿压力，或是回到英国后向王室反映，改善一下岛上极其恶劣的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如此而已。所以阿美士德虽然在岛上停留了好几天，但拿破仑与他的会谈仅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读完这些资料，我心中明白了，佩雷菲特不愿意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既然如此，我就不应该强人所难，非要刨根究底不可。所以，我既没有再次去拜访他，也没有在电话中提及此事。我心里已经是有了底：拿破仑的”睡狮”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 　　  

　　时间到了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佩雷菲特受邀前来与会。其实，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那本《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突》引起的。这部书出版于1989年，讲的是第一个英国使团来华访问的前因后果，资料比较详细，写法有点儿像小说，可读性很高。书中记述，英国使团团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前，在是否要行三跪九叩礼的细节上，与和珅等中国高官有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虽然各自退让一步，互作妥协，马戛尔尼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接见，但乾隆皇帝对于英国人提出的要求，一项也没答应，其中包括他们想要得到的与中国通商的便利、派代表常驻北京、租用舟山群岛中的某一小岛，用作晾晒商品之用等等，最终空手而归。 　　  

　　1993年恰逢马戛尔尼来华二百周年，两国学者趁此机会探讨一下世界近代史上这件重要的事件，可谓正当其时。会议在当年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承德避暑山庄举行，会场设在如今不允许公众参观的烟雨楼，开幕的日子选在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同月同日（9月14日，农历八月初十）那天。佩雷菲特因是《停滞的帝国》这本书的作者而成为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人物。               

　　某天午休时间，他让我陪他到城里中国银行去兑换人民币，一路上东拉西扯，又说到拿破仑的那句话，我说，你给我的那份资料里面，并没有拿破仑提及中国这只狮子睡不睡、醒不醒的话。他朝我笑笑说，你自己慢慢去琢磨吧，况且我从来没说过，那句话是拿破仑说的。  　　  

　　由此可以肯定，拿破仑从未说过“中国觉醒之时，世界将为之颤抖。” 

　　（许明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