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刊的“秘密”

关于成立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等科研机构的决定。中心的成立，宣告了中国期刊界正式步入“C刊时代”

　　最近教育部发文强调“破五唯”，其中一条便是破“唯论文”，论文发表不得与奖励挂钩，职称晋升、评奖评优也不得再“以刊代文”，即不得以刊物级别来衡量文章水平。过去一些人通过交高额版面费在低水平SCI、SSCI“灌水”以谋求高额奖励，今后便很难行得通了。

　　近来，关于C刊的新闻备受关注：2021年4月26日开始，CSSCI（2021─2022）来源期刊目录在CSS-CI微信公众号上陆续公布，引发广泛关注；

　　2021年5月26日，中国检察网公布了《起诉书（周某某受贿案）》，透露C刊《湖南社会科学》原主编周某某担任该杂志副主编、主编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发文中介邓某某、廖某某在《湖南社会科学》杂志发表文章，收取钱款；

　　2021年6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在一篇文章中，透露专家约稿量占该刊年度发稿总数的90%以上，一时引发热议。

　　其中，后两则新闻分别反映了C刊的关系稿和约稿现象。这两个现象，正是某些C刊受到诟病的重要原因。

　　何为C刊？

　　笔者目前供职于一家C刊编辑部，因此对期刊界的“内卷”颇有感触。同样是C刊，由于刊物的类别不同，投稿的命中率也是千差万别。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来了解何为C刊以及它的分类情况。

　　正如高校有排名，期刊也有排名，也有各类“核心期刊”。

　　国际上的核心期刊，主要是自然科学的SCI（ScienceCitationIn-dex，科学引文索引）、EI（TheEngi-neeringIndex，工程索引），社会科学的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及人文与艺术学科的A&HCI（Arts&HumanitiesCitationIndex，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分别涵盖了理科、工科、社科和人文。

　　国内的核心期刊目录，主要是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CitationIndex，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这三大目录，即通常所说的C刊（南核）、北大核心（北核）和社科院核心。

　　北核的覆盖面最广，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都在其考察范围之内。但北核对于国内自然科学的研究者而言，显然不如SCI、EI重要。C刊和社科院核心所收期刊，则仅限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

　　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者而言，C刊和北核的地位更为重要，尤其以C刊的认可度最高。相比北核，C刊的数量更少更精。如果将北核比作211高校的话，C刊可以说相当于985高校。

　　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不像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那么热衷于在国际刊物发文，而且在SSCI、A&HCI期刊上发文的难度实际上是远远大于在SCI、EI期刊上发文的（其中有期刊数量的因素，也有语言、观念和方法的制约），再加上国内各高校对C刊的推崇，C刊自然成了评判国内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学者的重要标准。

　　可以说，只要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学子或教师，无论是毕业、职称晋升还是评奖评优，都逃不脱C刊这根指挥棒。

　　那么，为什么C刊如此重要呢？C刊简称“南核”，这是由于它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牵头制定的。但它并非一所高校自主研发的产物，而是受教育部委托、集学术界各方面资源的集体产物。1999年8月20日，教育部正式发文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重大项目。2000年4月，南京大学正式发文成立了“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国期刊界正式步入“C刊时代”。

　　迄今为止，C刊已经更新了13版，分别是CSSCI来源刊（1998年）、CSS-CI来源刊（1999年）、CSSCI来源刊（2000─2002年）、CSSCI来源刊（2003年）、CSSCI来源刊（2004─2005年）、CSSCI来源刊（2006─2007年）、CSS-CI来源刊（2008-2009年）、CSSCI来源刊（2010─2011年）、CSSCI来源刊（2012─2013）、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14─2016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17─2018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19─2020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21─2022年），目前已经形成了2年更新一次的制度。其中，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21─2022年）最近刚刚公布，在今年和明年，它都将成为研究者投稿的重要指南。

　　具体而言，C刊主要有三个系列，分别是CSSCI来源期刊、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简称“C扩”）以及CSSCI来源集刊。广义的C刊，包含以上三个系列；狭义的C刊，指的便是来源期刊（正刊）。有的高校只认狭义的C刊，有的高校，在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CSSCI来源集刊以及北核上发文也会有相应的承认和奖励。

　　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21─2022年）共收入583种期刊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两种报纸，具体可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23种）、哲学（14种）、宗教学（3种）、语言学（25种）、外国文学（6种）、中国文学（18种）、历史学（28种）、冷门绝学（5种）、考古学（7种）、法学（24种）、民族学与文化学（15种）、政治学（39种）、社会学（12种）、管理学（36种）、统计学（4种）、教育学（37种）、体育学（11种）、新闻学与传播学（17种）、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20种）、艺术学（23种）、心理学（7种）、人文经济地理（12种）、自然资源与环境（6种）、经济学（71种）、高校学报（73种）、综合性社会科学（49种）。其中“冷门绝学”是新设立的一项，包含《出土文献》《敦煌研究》《历史地理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C刊基本按学科划分，但高校学报和综合性社会科学刊物是两个特殊群体。它们数量大，成分复杂，读者群不固定，也更容易出现争议。

　　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和CSSCI来源集刊的认可度不及C刊正刊。扩展版，相当于C刊的预备队。集刊实质上是书，以书代刊，没有刊号。由于需要获得书号，集刊（或辑刊）的出版成本较大（近年尤甚）。一些集刊在业界有重要的影响力，但在许多高校的评价体系中，往往不予认定，地位较为尴尬。

　　集刊要想得到更多认可，一条重要途径便是转变为期刊，乃至于升入C刊，但难度极大。《出土文献》是少数的成功案例。在古文字和出土文献领域，长期没有专门的C刊，甚至没有专门的期刊，有的只是众多集刊。这些集刊，在业内认可度高，但在职称评审时往往不值一文。在2020年之前，《出土文献》还只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办的集刊，2020年开始转变为期刊，最近又进入新设的C刊“冷门绝学”类。

　　“内卷”的C刊

　　前面提到，C刊每两年更新一次，而且每一类的C刊数量是有限的。因此，每次新的C刊目录面世，有的升级，有的退出，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

　　进入C刊目录，意味着会带来更优质和更多的稿源、更多的资助以及普通刊物不能企及的地位。已经进入C刊目录的期刊，需要尽可能保住自己的位置，办刊如逆水行舟，“躺平”则退；未进入C刊目录的期刊，则努力追赶，以跻身C刊为目标。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的主编透露专家约稿量占该刊年度发稿总数的90%以上，读者诧异其语气如此理所当然。这种理所当然的背后，是期刊界的“内卷”和办刊者的巨大压力。只有多发大佬的文章，才能提高引用率和影响力，才有底气保住C刊地位或冲击C刊。

　　关于C刊“内卷”的争议，在2017年达到高潮。2017年1月，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17─2018年）公示，一度引发热议。焦点集中在高校学报类，几家口碑向来不错的刊物--《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由C刊正刊降级为C扩。

　　在刊物降级之后，2017年1月19日，《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孙周兴在博客上发表题为《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声明》的辞职声明，文章语气不无悲愤与“自责”：

　　本主编不思进取，更没有服从期刊市场游戏规则，不知道所谓“影响因子”也是可交换和可买卖的，没有采取相关措施提升本刊的“影响因子”，才有今天的下场。

　　孙主编进而提出“以市场为中心，以影响因子的提升为本刊办刊目标”“今后凡在本刊发表论文者，须自行安排好引用事宜”“积极与兄弟学报和其他学术期刊合作，形成相互引用的稳定机制”“大幅提高稿酬，激励校内外作者投稿积极性”“为筹措资金，预留三分之一版面用于发表收费论文”五条“措施”，并对未来抱以“期许”：

　　通过以上五条整改措施，相信本刊必将在两年后重新回到CSSCI目录中，重新成为“核心刊物”。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部则对读者发出了《致作者信》，信中写道：

　　如果您非常在意所刊发期刊的级别，不愿意将您的稿件继续留在我们《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而要求退稿，我们会尊重您的选择，尽管我们非常需要您的这篇投稿。

　　信中也谈到《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降级的原因：

　　敝刊是全国高校系统中唯一一本只发表人文科学类即传统文史哲三大学科稿件的期刊，而传统文史哲三科的作者在发表论文时不太习惯像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者那样引用期刊论文，导致我们这类专注于人文科学的期刊被引成绩一直非常不理想。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和《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部的声明是否有其依据呢？

　　C刊评定的重要标准，是引用率、影响因子等量化因素。量化有其公正之处，但也有弊端，那就是存在人为抬高数据（如期刊间相互引用、要求作者多引用该刊论文）的情况，而且容易忽视学科间的差异。《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所揭示的潜规则，据我所知，在一些期刊中的确是存在的。早在2009年，CSSCI指导委员会便倡议“要力戒通过各种不当手段抬高‘引用率’；要坚持服务学术，力戒以‘CSSCI来源期刊’名义进行不当谋利”，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问题的存在。

　　在同一学科领域之内，数据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期刊所刊发论文的质量和影响。但到了高校学报和综合性社会科学刊物这边，情况就变得很复杂。像2017年由C刊正刊降级为C扩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都相对侧重于人文学科，《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更是以人文学科为主。

　　同样属于“文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论文在引用率上存在较大差异。我曾经做过统计，一位历史学的泰斗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引用次数在200多次，而一位政治学的普通教授，有十多篇论文的引用次数在300次以上，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再举个例子，新中国成立后创办最早的高校文科学报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杂志《文史哲》，主要刊发的便是人文领域的文章。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文史哲》最新的复合影响因子是1.007。而最近因前主编受贿案受到关注、已经降为C扩的《湖南社会科学》，其复合影响因子是1.436。《文史哲》与《湖南社会科学》都被CSSCI归入“综合性社会科学”类，如果光看数据，《文史哲》的影响因子排名甚至在《湖南社会科学》之后。

　　可见，学科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部称“目前的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体制对于人文科学是严重不公平的”，有其道理。至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部所指出的“传统文史哲三科的作者在发表论文时不太习惯像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者那样引用期刊论文”，其实并不绝对，至少历史、考古等领域的学者还是比较注意引用期刊论文的。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是专业期刊数和作者群基数的差异。研究文史哲的学者，数量不及经管法；C刊的数量，文史哲也远少于经管法（例如，最新C刊目录，历史学有28种，经济学有71种），而C刊在统计引用率时，只有被C刊引用才有效。

　　有鉴于此，《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曾呼吁，应将侧重人文的综合类刊物和侧重社科的综合类刊物分开来评价。这一意见已被CSSCI的制定者所吸收。总体来说，C刊的评审越来越合理，根据2018年公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集刊）遴选办法》，CSSCI强调了“定量（文献计量指标）评价与定性（学科专家）评价相结合”与“质量优先，兼顾地区与学科平衡”的原则。

　　我们再来看2017年那次争议之后的后续。2019年，《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如前任主编所言，在两年后重返C刊。2021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重返C刊。至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8年更名为《新闻与传播评论》（双月刊），并与《新闻与传播评论》（集刊）合二为一。《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则更名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为什么你感觉发C刊越来越难？

　　不只是你的感觉，而是事实。在许多高校，无论是教师评职称还是博士生毕业，C刊都是最重要的标尺之一。有的高校（往往是急需增加学术GDP的高校），博士生需要发3篇C刊才能毕业。C刊的“内卷”，前提是学术界的“内卷”。

　　C刊的数量是有限的（583种），全国那么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师生都盯着，僧多粥少。无怪乎有人认为如果英文过关，发SSCI和A&HCI的难度要小于发国内的C刊。要知道，收入SSCI和A&HCI的期刊，加起来有3800多种。

　　具体到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发文章的渠道愈发逼仄。正如前面已经揭示的原因，高校学报和综合性社会科学刊物已经极大缩减人文学科的比重，而大力向社会科学倾斜。对于综合类刊物来说，发人文学科的文章只会拖后腿。如某高校学报，已将人文学科的文章缩减到极致，只剩下一个非常设栏目“人文评论”。该栏目通常只有一篇论文，算是点缀。《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重返C刊，也与学科的重新布局不无关系。

　　综合类刊物所剩无几的人文学科份额，通常又给了大佬，学生和“青椒”（青年教师）的机会无疑更少。那么C刊约稿的比重是多少呢？这个问题相对敏感，也很难有正式的统计数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数据--90%以上。据我所知，在综合类刊物中，达到这一比重的刊物并非个例。当然，不同刊物不可一概而论。如果我们了解了C刊尤其是综合类C刊的高度“内卷”，就不难理解为何某些刊物如此注重约稿了。

　　除了约稿，还有各种关系稿。关系稿中，既有碍于人情而不得不收的稿子，也有权钱交易的产物。最近披露的《湖南社会科学》（原C刊正刊，最新目录为C扩）原主编周某某受贿案，以及前几年的《求索》（最新目录为C刊正刊）原主编乌某某受贿案，均是期刊界权钱交易的典型案例。

　　最近恰好有正为博士后出站而发愁的师妹向我询问发表论文的经验，我说：投稿优先考虑专业性刊物，而不是高校学报和综合性社会科学刊物。

　　我的理由是：

　　其一，师妹是研究文学的，但某些综合类刊物为了适应高度“内卷”的环境，留给人文研究者的空间已经很少，尤其是对人文学科领域的学生和“青椒”极不友好；

　　其二，相对于专业性较强的刊物，某些综合类刊物由于是“大杂烩”，没有固定的读者群，审稿不够专业、录用流程不够透明，也容易有职称、单位等方面的歧视。

　　当然，有的综合类刊物审稿严格、学术品位较高且杜绝关系稿，但由于综合类刊物的数量庞大、情况复杂，我们难以一一考察。

　　专业性的刊物，往往注重在相关领域的口碑，办刊单位和编辑人员也往往有专业的学术背景，因此审稿相对严格、公平。如我在学生时代，在历史学的顶级刊物《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发表了文章。这些专业刊物并不那么在意投稿者的身份，而且也相当注意扶持年轻人。当然，稿件被录用的难度也较大。

　　最近教育部发文强调“破五唯”，其中一条便是破“唯论文”，论文发表不得与奖励挂钩，职称晋升、评奖评优也不得再“以刊代文”，即不得以刊物级别来衡量文章水平。同时，国家也引导科研工作者将好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刊物。过去一些人通过交高额版面费在低水平SCI、SSCI“灌水”以谋求高额奖励，今后便很难行得通了。

　　在“破五唯”的背景下，如何在“破”之后“立”，如何在参考C刊目录的同时普及代表作制度与同行评议，如何平衡不同学科、扶持学术新人，都将是学术界和期刊界未来的重要探索方向。

（作者：木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