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吉克斯坦的悲怆

（原文载《失落的卫星》，文汇出版社2020年出版）

　　作为中亚最小也最穷的国家，塔吉克人喜欢把问题的原由归结到乌兹别克人身上。1929年，塔吉克斯坦从乌兹别克斯坦中独立出来，升级为共和国。但是塔吉克人最重要的两个文化、精神和经济中心——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仍留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没有了这两座凝聚人心的历史名城，塔吉克人不得不从头开始建立身份认同。事实证明，此事困难重重。一位塔吉克学者写道：“生活在希萨尔山区的塔吉克人并不了解居住在苦盏的塔吉克人。泽拉夫善山谷的塔吉克人对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一点也不熟悉。”更明显的是婚礼禁忌。瓦尔佐布人永远不会与南部的库洛布人结婚，尽管他们都是山地塔吉克人。有一句谚语以戏谑的方式道出了这种分裂：“在我们的国家，可没人闲着：苦盏人统治，库洛布人守卫，库尔干秋别人犁地，帕米尔人跳舞。”

　　相比赫赫有名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首都杜尚别始终默默无闻。在塔吉克语里，“杜尚别”的意思是“星期一”。这个名字揭示了这座城市的前世：位于阿富汗和布哈拉汗国边境上，每逢周一开放的集市。1921年春天，当布尔什维克挺进这座古国的前哨站时，他们眼中的杜尚别如同一块干净的画布。他们以包豪斯风格重新包装这座昔日的集镇。一些前卫的建筑由德国建筑师设计满怀热情地来到塔吉克斯坦，希望帮助建立共产主义。当然，花费也是巨大的。塔吉克人盖房所用的黄泥和稻草派不上用场，当地盛产的白杨和刺柏的木质也太软，不足以支撑苏维埃的恢弘。每一根木材，每一块玻璃，甚至每一颗钉子，都需要从苏联帝国的遥远角落运来。它们被塞进火车，运到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铁尔梅兹，在那里捆到骆驼身上，再由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护送到杜尚别。据说，那条山路实在太过崎岖，以至于每根木料运到杜尚别后都缩短了一截。

　　1929年，铁路终于修到了杜尚别。每一根枕木都是从西伯利亚的森林中运来的。那一年，塔吉克斯坦也获得了独立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位。为了纪念这一事件，杜尚别被重新命名为“斯大林纳巴德”——斯大林之城。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杜尚别的规模翻了四倍，涌入数以百万计的移民。杜尚别的发展尤其受益于德裔移民。在这座城市的南部，至今依然耸立着一座灰色的路德教堂，哥特式的尖顶仿佛是当年五万多名德裔移民的纪念碑。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战俘营，更多的人则是从俄国腹地被驱逐到这里的。塔吉克内战期间，这些移民的后代大都逃回德国。

　　鲁达基公园位于市中心的鲁达基大道旁，是杜尚别最让人舒服的地方之一。鲁达基是波斯人，但被认为是塔吉克文学的奠基者。他发展了民间流行的两行诗（巴伊特）和四行诗（鲁拜）的形式，为波斯的古典诗歌奠定基础。鲁达基晚年遭受挖眼酷刑，继而被逐出宫廷，在贫困潦倒中死去。半个世纪后，萨曼王朝便被推翻——突厥民族摧毁了萨曼王朝最伟大的国王伊斯梅尔•索莫尼建立的功绩，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彻底征服中亚的塔吉克人。

　　萨曼王朝的首都在今天的布哈拉，索莫尼国王的陵寝也在那里。在索莫尼治下，萨曼王朝最终摆脱阿拉伯人的控制，成为横跨中亚和伊朗的大帝国。对塔吉克人来说，索莫尼的地位如同帖木儿之于乌兹别克人、玛纳斯之于吉尔吉斯人。在这套话语体系里，索莫尼的时代被宣布为塔吉克人（以及所有波斯人）的黄金时代，是他们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成就上的一个高峰。在谈到萨曼王朝被突厥民族推翻时，一位塔吉克政治家写道：“在这场可怕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塔吉克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上的悲惨事件。”不过，这只是一种话术、一种修辞，想借此赋予塔吉克人一点犹太民族在他们自己历史中找到的那种悲怆感。相比一个王朝的覆灭，文化根基的丧失更加悲惨。

　　塔吉克人原本还有可能在俄国的文化传统中另辟一条新路，但是随着苏联解体，塔吉克斯坦独立，这种可能性最终也消失了。于是，塔吉克人发现，他们如今在用俄国人的字母拼写波斯人的文字。结果是除了他们自己，再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们。在这个封闭的山国，他们只好任由宗教情绪和部族仇恨不断发酵，直至最后的摊牌。

　　（选载二）

（作者：刘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