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写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无可否认，文字的出现当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特别重要的阶段，所以，大家都以此作为人类文明开启的要件之一。正因如此，无数学者都把文字或者语言作为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其实都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现象：文字的书写和传播。没有书写和传播，就没有文字的任何效应。

　　首先是书写对象。古希腊为字母文字，从古沿用至今，几无大变，字母文字已成为如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现行文字。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尚未统一，有“鸟书”、“蝌蚪文”、籀文、金文、石鼓文等，统称大篆，甚至包括甲骨文也仍在使用，可谓字体繁复，偏旁重叠，笔画曲折，形姿多变，绝无可能快写。

　　其次是书写工具。古希腊有笔、墨水和调色板，“在公元前3世纪，磨尖芦苇上带有一个精巧笔尖的细笔最终取代了细芦苇插一个磨出的笔尖的笔”，也就是硬笔。从当时古希腊壁画中书写者耳朵上还夹着一支备用笔的情景来看，似乎笔的耐用性尚未达到使人满意的程度。此时的中国则已经有了柔软的兽毛捆束而成的毛笔，也就是软笔。软笔的书写速度自然比不上硬笔，而且墨水要现磨，至今中国尚未发现拔出笔来就可书写的考古证据。

　　再次是书写材料。这是区别最大的。古希腊除石板、蜡板外，最主要的是莎草纸，利用一种生长于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莎草科植物，去其外皮，将内部柔软部分切成细长薄条，上下两层横竖交叠，压紧晾干，形成薄而光滑的书写面以供书写。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书写材料是简牍和缣帛。缣帛虽然分量轻、体积小，便于书写，但价格太过昂贵。常用的书写材料还是竹简和木牍，分量重，体积大，要加工到平整光滑便于书写亦非易事，还得用火烤以蒸发掉竹木中的水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古代以120斤为一石，也就是说秦始皇一天要过目的竹简木牍就达120斤。可见书写和阅读在当时不仅是个富贵事，而且是个体力活。

　　古代文献和越来越多的出土材料展示了越来越清晰的图景，以字母文字为书写对象，以芦管笔为书写工具，以莎草纸为书写材料，足以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书写速度接近今人。

　　再看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要用毛笔蘸现磨的墨水在竹简和木牍上书写大篆，难度可想而知，且每简多不过40来字，少竟只有一二字，在书写速度和文本容量上，中西之间形成了极大差异，且不说背后还要有巨大的财力和劳力作为支撑。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两人相距160年左右。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众解皆认定为谦辞。前朝文书或刻于甲骨，或铭于金石，即使书于竹帛，也皆为宫廷王室所用，在个人著述尚付阙如的年代，孔子只能“述而不作”。而究其实，还是由于“作之不易”，书写不便和成本高昂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因。由此自然而然地生成了当时社会对文献经典的敬畏之心，这与苏格拉底出于对书写的不信任，认为书写会妨害记忆具有本质不同。

　　如何突破书写条件的限制，以另一种方式代替明晰、思辨、理性的思维？充分的书写不但可以记录思维成果，而且可以记录思维过程，而不充分的书写则只能放弃记录思维过程而仅录思维成果。从《论语》的片段式记录可以看出，孔子与弟子们的讨论还是开展得非常自由的。但由于不是自由的书写，特别是并非孔子本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独撰，文本记录就不得不在推理中舍弃过程，在论述中省略缘由，在解说中忽略前提，在门类中专注人事。

　　由于中国古代条件限制，所以书写只能从简，言说可以就繁，这也加剧了言文分流，束缚了自由表达。相比而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们的书写无论在文字的难易还是工具的便利和材料的供给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优势。

　　邓晓芒曾以孔子对弟子七次讲“仁”为例，对比苏格拉底的言说方式。孔子的话也就百来个字，邓晓芒解释了9000多字，超过了半部《论语》的篇幅。因为以当时的书写条件，孔门弟子们只能以片段的、摘要式的书写方式加以记录，故而形成跳跃的、富于阐释空间的文本样式。其中也不乏说理，但无法像西方线性的“是其所是”的判断推理那样加以大段论证，因为那对于在竹简木牍上作文的中国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以身边的事说明僻远的事，以熟知的事解释陌生的事，便成为最常用的方法，这就是以事物特征为论述基础的类比、举例、比喻、象征、隐喻、寓言，以至直觉、冥想、玄思、顿悟等得以盛行之由，自然形成了与西方概念、定义、推理、演绎截然不同的文本样式。

　　所以，中国古代诗化风格渗透于一切文体之中，简捷、明了、机智、慧识，融通天地人神。早期中国书写的条件局限影响了形式思维，但助长了辩证思维；影响了分析思维，但助长了整体思维；影响了机械思维，但助长了有机思维。

　　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文字的外功能与内功能、强效应与弱效应之不同，由于功能和效应的不同，加诸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中西文明在各自的开启阶段便拥有了不同的文化基因，并在各自的发展中产生了迥然相异的深广影响，以致差之毫厘，异之千里。

　　但使用汉字的方式和汉语本身的发展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直处于互动共变之中。康德的“三大批判”是公认的逻辑严密和语义深奥的哲学著作，邓晓芒作为最新版本的中译者，讲述了自己的翻译心得：“现代汉语吸收了西方语言的语法和某些表达习惯之后，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原则上能够翻译任何一种外语和用外语表达的思想。这与近一个世纪以来好几代翻译家对白话文的锤炼和提高是分不开的，他们创造了一种既具有高度灵活性同时又是严格规范化的翻译文体。”事实正是如此，中西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正变得越来越不明显，特别是在专业知识领域和学术著述中，可以看到更多的则是相鉴互渗，日益趋同。

（作者：金健人。原文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