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特加政治

　　为什么相比世界上其他那么多种酒，俄罗斯人偏偏对伏特加酒情有独钟呢？为什么俄罗斯人饮用伏特加酒的时候往往是狂饮不止、嗜酒如命呢？事实上，在俄罗斯人这种近乎自毁的饮酒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背后，隐藏着非常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因素。

　　往回追溯，封建主义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结构明显地分裂为少数的土地领主阶层和大量的贫穷农民阶层。农奴们的活动被限制在他们主人的宅院里，很少有农奴可以离开自己的村庄到外面去。每一个村子都至少有一个酒馆，封建地主通过酒馆来榨取农民的收入。

　　直到16世纪中期，乡村酒馆都是位于农奴主住宅或附近修道院里的啤酒厂的产品零售店。这些酒馆提供传统的发酵饮料，例如啤酒、蜂蜜酒和格瓦斯酒。而在16世纪早期，许多酒馆开始将伏特加酒简单地作为另一种可选择的饮料加进它们的酒单里。很快，人们就注意到这种酒所蕴含的巨大的盈利潜力。伏特加酒的蒸馏技术非常简单，成本也低。据酒类历史学家鲍里斯•罗季奥诺夫所说，19世纪至今，工业蒸馏的发展进步让当代的伏特加酒“成为世界上最容易生产和价格最便宜的饮料”。

　　16世纪，俄国正在开展一场农业革命，在谷物轮作上采用三田制，极大地提高了谷物产量。地主们应该怎样处理这些新增加的谷物呢？他们可以将这些谷物卖到市场上，但这么多的供应量会导致价格降低，而用马车把谷物运到市场的运输成本又很高。更好的选择是用蒸馏法将其制成伏特加酒，伏特加酒的价格高且运输成本低：堆积成山的谷物蒸馏而成的伏特加酒可以很轻易地用一辆运货马车运走。而且，不同于发酵的啤酒或蜂蜜酒，伏特加酒永远不会腐败变质，因此它的价值可以被永久储存——而且这种价值很容易被衡量、细分以及按量出售。出于这些原因，伏特加酒成为商业贸易和原材料价值提取的最佳工具。

　　当谈到最能代表俄罗斯精髓的象征时，如果你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伏特加酒，那或许应该是红场上有着极具象征性外观的圣巴西尔大教堂。它是由伊凡雷帝下令兴建的，以纪念他于1552年对位于伏尔加河沿岸的喀山汗国的征服。在对喀山汗国实施围攻屠城的过程中，伊凡对当地政府经营的酒馆印象深刻，鞑靼人称这种酒馆为kabak；在回到莫斯科之后，伊凡雷帝就下令实行kabak酒馆的国家专营体系，禁止私人经营酒馆，这样所有酒类贸易的利润都直接收归伊凡的国库。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专制的俄国以伏特加酒为支柱，建立了它的国家力量。为了保持稳定的售酒利润，政府暗中调查取缔了非法的蒸馏室和酒馆。1649年《会议法典》不仅立法保护农奴制，也禁止人们在kabak以外的地方购买和售卖伏特加酒，否则就要接受严厉的刑罚——这种刑罚可能包括鞭笞、火烤或吊刑。三年后，政府通过禁止所有带有商业目的的私人蒸馏来确立对伏特加酒生产和销售的彻底垄断。

　　酒馆老板是当权阶级与俄国社会大众之间的主要沟通桥梁，而且人们都很清楚他们支持的是哪一方。事实上，俄国人民对他们的称呼并不是酒馆老板，而是称他们酒保或者“吻誓人”。他们亲吻着东正教的十字架，以此来向沙皇宣誓效忠；他们发誓会竭尽所能，忠诚地为皇帝服务，将酒卖给尽可能多的农民，为沙皇的国库赚更多的钱。虽然像农奴制和直接征税制这样一些其他的封建社会制度也通过剥削农民来增加国家的财富，但它们的纯利润产出效率完全无法与伏特加酒相比。伏特加酒必须用现金购买，这使得农民必须赚钱才可以买酒喝。即使是酒馆老板允许他们的客人用身上的物品抵酒钱或者允许他们赊账，酒馆老板上缴给国家的钱也必须是现金。通过这种方式，酒馆成为俄国统治阶层剥削社会大众的主要工具。

　　在伏特加酒和沙皇的kabaks出现不到30年内，传统俄国村庄自给自足的社会形态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国家、贵族和商人所主宰的社会体系。他们宣扬酗酒，并从这一给农民带来不幸的行为中获利，进而将那些分布泛散乃至各自孤立的村庄都纳入整个国家的专制体系里。

　　虽然长期来看，这个制度对于酗酒和堕落的推广被证明是有害的，但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却是有利于整个帝国的。随着国库的日益充裕，俄国对外扩张和保卫本土的国家实力也随之增长。这个制度不仅支撑俄国攫取了地球上面积最大的领土，也让其不用依赖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就可以很有效地将其政府的影响力扩散到人口最稀疏的领土上。随着这个国家国界的扩张和国力日渐增强，俄国也开始有实力征召、资助和控制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军队。

（摘自《伏特加政治》，[美]马克•劳伦斯•希拉德著，王进 余杜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