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硕良谈读书

出版家刘硕良

　　漓江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您的《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既是您个人成长、工作、生活的历史，也是时代发展的缩影。同时也是一部出版编辑工作实录，是新闻出版发展真实的历史切片。能否结合这本书谈谈您的阅读和出版经历？先谈谈您的早期阅读？

　　刘硕良：我的出生地是湖南宁乡和湘乡交界的地方，宁乡县读书风气比较盛。岳麓书院的院长有六个都是宁乡的，宁乡也办有四个书院，还办过一个民国大学。我上过私塾，跟着学《论语》《孟子》，四书五经也没有完全读完，但也基本上涉猎了这些传统经典，包括《诗经》《左传》《战国策》《史记》，还有《洪秀全演义》等通俗小说。自从学了新的历史著作后，还是觉得新的历史观吸引人，很热衷于看中国学者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我是在新旧交替中前进，旧的知识学了一点，新的知识也学了一点，混杂着，对我一生的成长有直接的影响。

　　您是从什么时候确立了新闻出版方面的志向？

　　刘硕良：小时候不管你看书的习惯是好是坏，还是中性的，往往在后面就看到它的影子、它的影响。我家里有点新书，比如茅盾的《子夜》是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上初中最先读的现代作品，是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从这里引发出我对新闻出版的向往与热爱。当时我看了那些书以后，就觉得当个记者很好。但是也没想到在这条道上坎坷数十年。2003年我获得了韬奋出版奖，有幸成为韬奋旗下的一员。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新闻出版人，在《广西日报》16年新闻工作的经历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刘硕良：我们旁边杨柳湾那里有个邮政代办所，报纸都寄到那里。代办所那个人的儿子跟我哥是同学，有时候我会到那里把报纸拿回来看，看了以后还回去。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报纸是怎么回事，对邹韬奋也发生了兴趣。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是我职业生涯的入门阶段，我一生的生活习惯、文化习惯都受其影响。这段经历对于后来做出版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我由此养成了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职业敏感性，锻炼了整合信息和资源的能力，形成了较强的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对于媒体宣传、对于市场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把握，积累了排版、印制等方面工作的丰富经验。这些锻炼和收获，都是做出版的宝贵财富。

　　48岁才进入出版界，又在广西这样相对文化边缘的地区，但您主持编写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域外诗丛”“世界中篇名作选”“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等极具影响力的丛书，甚至被称为出版界的“漓江现象”。您认为在整个出版系统中，究竟哪个环节最为重要？

　　刘硕良：做好出版工作，首先得有好的想法、好的眼光，要能抓住好的选题、好的作品，还要设计好，形式要新颖、美观。但是光做好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还得做好印刷、发行、营销等工作。有什么样的思路，就走什么样的道路；开什么路子出来，就会有什么样的过程和结果。比如从事外国文学出版，必须要熟悉三本地图，一个是世界历史地图，一个是世界文学史地图，一个是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地图。要对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了然于心，要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

　　能否以“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为例具体谈谈？

　　刘硕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是漓江出版社的大工程，也是中国外国文学出版的大工程。这套丛书不是我们最先想出来的，是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读过研究生的两个年轻人郑克鲁和金子信的设想。他们和其他出版社联系过，有的出版社看到计划太大不敢接，也担心开了头不知道接下去怎么收场。后来他们写信和我联系，我看了大吃一惊：这个计划太好了！漓江出版社当时已经在几套丛书的销售上旗开得胜，正需要一个更大、更有分量的丛书做主打工程。我把信拿给编辑室的同志看，陈肖人、刘名涛、阮同，还有出版局副局长王东焘，都表示支持，“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计划分十批出版，一批十种。选目上先易后难，分辑分批推开。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给国人提供了解西方现代文学的载体，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奖一直延续到现在，中间虽然有过停顿，但整体还是延续下来，20世纪的世界性文学奖项只有这个奖是连贯的，它产生的影响很大，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发展；另外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实际是世界文学的大花园，是一条大河，获奖作家作品中，各种流派纷呈，艺术特色鲜明，我们要通过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为中国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借鉴。

　　当时决定出版是不是也有很大风险？

　　刘硕良：是有风险的，有些出版社不敢接，怕政治上名声不好，怕随时可能夭折。好在我们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充满神秘感和新鲜感，为什么不出？我们有个简单的想法，诺贝尔文学奖既然是世界上第一个有那么大影响，而且贯穿了整个20世纪唯一的大奖，必定有其存在的缘由和资格。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中国作家走向世界，对中国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是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的。你想一下，你想要得诺贝尔奖，却连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都不敢介绍、出版，人家怎么会给你奖呢？出版局谢盛培局长去北欧访问，带了我们这套书的出版信息向瑞典方面介绍。之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教授在上海约见了我，向我了解了这套书的出版情况。

　　2003年，您以71岁高龄获第八届韬奋出版奖。作为出版人，您有什么特殊的习惯或经验分享一下吗？

　　刘硕良：我喜欢跑书店。我把书店工作人员当作第一个读者、第一个客户。有时我还去看他们的订单，各个地方报过来，比如说玉林多少本，荔浦多少本，外省某个省会要多少本……从中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本书的目标市场达到预期没有，是哪些地方的人感兴趣，是哪些地方在关注，哪些书在哪些地方是很不受欢迎的，漓江出版社的读者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这个就是个“晴雨表”。北京、上海是最主要的城市，可能占了差不多半壁江山。漓江出版社一开始就想怎么在北京打响，而不是想到首先在广西打响。在广西打响是顺理成章的事，关键的考验是你能不能进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果这些地方没有你的书，或者你的书很少，何谈“面向全国”？我记得刚到出版社的时候，我们请河池、百色、巴马、东兰这些山区的书店代表，或者有关人员向我们介绍农村需要什么书，希望我们出什么样的书，也就是征求读者的意见。

　　我跟发行部门和新华书店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些书我们打了校样出来，先送一份给他们看，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和职业的敏感和训练，往往看得很准，对市场把握得很好。拿《西方爱情诗选》这本书来讲，他们也认为书挺好，但是最先报来的印数只有几万册，后来我把校样送给他们的主管何庆养，和他讲，我们这个不是泛泛的外国爱情诗选，比如说俄罗斯的阿赫马托娃，英国的湖畔派的诗人华兹华斯等，这些诗在中国很少被介绍。还有法国的大诗人阿波里奈尔和作家雨果的诗，雨果的小说介绍得多，但雨果的诗介绍得并不多。我举这些例子一说，何庆养觉得有道理，一下把订数由6.7万册加到10万册。后来新华书店在四川师范大学饭堂摆摊卖漓江出版社的书，学生排队买《西方爱情诗选》，把桌子都挤坏了。

　　您最喜欢的出版家是谁？有偶像吗？

　　刘硕良：邹韬奋。我希望像他那样，在新闻出版两方面都取得成绩。新闻出版和国家社会文化发展关系密切，是实践问题，就新闻问题谈新闻，就出版问题谈出版远远不够，要结合整个社会进步谈。

　　您最常读的书有哪些？

　　刘硕良：我常读的书有两类，一类是固态的书，包括历史类图书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我对毛泽东很敬仰，系统地看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书。我把能够买到或是借到的鲁迅作品全部看了，看得非常仔细；我初中时就阅读袁了凡的《了凡纲鉴》、周谷城的《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到高中阅读钱亦石的《中国政治史讲话》、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曹伯韩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等等。到了晚年，为了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我到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漓江出版社找了一两百本书，包括《新桂系史》《壮族通史》《广西通史》，看了很多书，每个史料每个句子我都做了比较和考究。从事新闻出版，没有历史武装头脑、没有历史文化积累是很难有大的发展的。搞文学也要先懂历史，文学是历史的一部分，有历史的眼光和功底，对文学的了解才能全面中肯。一类是活态的书，包括《中华读书报》和《南方周报》等南方报系的报纸我一直都很关注，还有《三联生活周刊》和《南风窗》等，这些报刊上经常发表类似前奏的报道，作为新闻出版人应该经常了解。

（主持：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