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国史研究会2023年年会在济南召开

　　2023年10月28日，由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主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2023年年会暨全球(跨国)视野下法国福利国家的缘起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30多所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与青年学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开幕式

　　开幕式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主任孙立新教授主持。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教授、山东省历史学会世界史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德正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代国玺教授分别致辞。

　　沈坚会长总结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过去一年的工作。他指出，法国史研究会及其会员有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准立项，成绩喜人。年会参会人数超过了以往历届会议，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且年轻学人比例较高，令人振奋。相信本次会议将推动我国的法国史研究更上层楼，前景光明可期。陈德正教授对法国史研究会选择在齐鲁大地上召开研讨会表示热烈的欢迎。他高度评价法国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希望当代学者能为提高我国世界史研究水平、推进山东省世界史学科建设而不断努力。代国玺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历史研究放眼寰宇、博采世界各国之众长，是对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大政方针的积极响应。法国作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与我国有着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研究法国史，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主题报告

　　开幕式结束后，六位专家学者作主题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董立河教授作了题为《克罗齐普遍历史观及其启示》的主题报告。他指出，克罗齐强调历史研究应有的现实意义，反对一切不切实际的“伪史学”。基于这种史学思想，克罗齐提出应当除去历史研究中对过去与未来的想象，所谓“普遍史”的历史书写仍然只是一种特殊史与当代史。然而，克罗齐并不完全否认“普遍历史”的合法性，由于历史事物必须通过具有普遍性的概念表达，普遍史的价值便因此而显现。所有意义上的文明史书写必然都是特殊史的一种变体，但其中包含着文明中抽象的普遍价值。当前，全球性挑战已然十分严峻，应当发挥普遍史书写的作用，凝聚世界各国共识、携手应对挑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的集体福祉而不懈奋斗。

　　北京大学崇明副教授作了题为《自我批判与启蒙困境：法国启蒙思想中的他者》的主题报告。他指出，当前对启蒙运动的研究中，存在一种将启蒙思想同欧洲中心主义相联系的倾向，但论述并不充分完全。早期的启蒙哲人对非欧文化有着开放的兴趣，而非欧的“他者”镜像以及对他者的审视则成为启蒙时期欧洲人自我批判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启蒙主义中的进步主义与筹划的时间性并未帮助世界其他民族实现进步性发展，启蒙主义某些非历史性的倾向忽视了启蒙运动在欧洲发生的特定历史基础。应当重视多元主义的价值，反对虚妄的普世主义。

　　武汉大学熊芳芳教授作了题为《流行病与15-17世纪法国城市治理体制的转变》的主题报告。她指出，近代早期法国流行病多发，而政府对此的管控却相对乏力；学界已从社会史和心态文化史等角度考察过流行病问题，却鲜见对流行病影响下法国基层治理转型的讨论。实际上，流行病的肆虐促使近代早期法国城市管控流行病的方式开始系统化，公共卫生机构开始建立，专门的瘟疫管理条例也随之出现。同时，城市应对瘟疫的方式也不断专业化。瘟疫治理推动了近代早期法国民众心态文化的塑造，洁净等新观念产生并扩大了影响。

　　中山大学曾晓阳教授作了题为《库朗日对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事件的诠释》的主题报告。她对库朗日的无征服观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后指出，库朗日称日耳曼人的身份是罗马帝国的臣民，并着重以克洛维为案例来论证这一观点。克洛维入主高卢后，高卢社会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征服后果，征服后的高卢社会形态如旧，而此后建立的封建制度也萌发于罗马帝国时期。库朗日的无征服观跟他的政治制度认同决定国族归属的思想存在着密切关系。

　　浙江大学董子云特聘副研究员作了题为《菲利普·德·梅齐埃尔笔下的“中国之治”与14世纪末法国司法改革》的主题报告。他选取菲利普在《老朝圣者之梦》（1389）中对中国的治理与司法的感慨展开研究。菲利普一方面认为中国人的“偶像崇拜”难以为基督教信仰所撼动，另一方面又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庞大且治理良好的无讼社会，是基督教世界各个王国的榜样。正是在法国具体的制度和观念土壤上，对中国司法的图示化认识才有了菲利普所赋予它的重要典范意义。虽然菲利普的司法改革方案没有得到实施，但其主张在日后的法国一直都受到重视。

　　上海师范大学黄艳红教授作了题为《克服“汪达尔主义”：试析法国大革命的遗产话语》的主题报告。他指出，大革命时代的遗产话语，突出地反映了革命意识形态与时间的复杂纠缠，并以戏剧性的方式促进了现代历史观念的孕育。革命的法国应该承担起为传承而保存的责任，这种遗产是历史的遗赠和人类的共同财富，“最后的家园”不是暂时的托管，而是永久的占据。正是在对决裂和再生意愿的纠偏中，在为保护历史遗产而进行的话语阐发和实践中，法国大革命赋予自身一种历史深度，孕育出一种新的时间秩序。

分组讨论

　　主题报告结束后，会议分三组进行讨论。

　　在第一组的讨论中，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李惟一以《法国大革命史中的军事史研究》为题发言。他梳理了军事史研究的必要性，介绍了军事社会史的兴起，并强调作为治理工具的军队以及对“边缘群体”的研究。在浏览了法国革命军事史的发展以后，传统视角也并没有被抛弃，战术、战略等传统视角也在文化视角下复兴，法国革命军事史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盛仁杰以《法国大革命的椰子》为题发言，讨论了法国大革命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影响，以及与传统法国大革命形象之间的差异。虽然法国大革命常被视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暴力斗士，但在奥斯曼帝国，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马麟贺以《左右对抗之下的中间道路—试析法国七月王朝的“中庸”理念》为题发言，分别从“中庸”作为主权理论、“中庸”作为社会结构、“中庸”作为教育形式三个方面展开介绍。他指出，尽管左右对抗已经成为思考法国政治传统的基本框架，中派力量在后革命时代的法国政坛上从来不曾缺席，而且发挥着并不耀眼却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山东省档案专家王增强以《档案与革命的交集》为题，介绍了法国大革命开创现代档案事业的历程。法国的档案事业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现代档案学的奠基者。尽管在初期面临挑战和困难，但它为法国的历史研究和文化保护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成为档案学的重要标志。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朱荟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权利冲突与认知差异》为题发言。她指出，18世纪末，法国妇女积极投身于大革命，然而自1793年“三色徽之争”起，妇女群体内部的矛盾逐步显露出来。这些矛盾表面上由妇女群体内部的利益冲突所引起，实质上根源于她们对性别角色的不同认知。

　　中山大学周立红教授以《科学与政治的结合：法国启蒙时代的气候观测运动》为题发言。她指出，法国启蒙时代的气候观测运动具有精确性、持续性、群体性、公开性、制度化的特征，其动力来自于17世纪以“度量”为核心的思维革命和科学为人类服务的实用功能。气候观测运动的深入与国家信息收集系统的建立和政府调查的开展有关，揭示了科学与政治相结合这一普遍但又具有法国特性的命题。四川大学石芳博士以《“骗子大师”与“贪婪的海盗”伏尔泰与书商的权益斗争》为题发言，介绍了《路易十四时代》的出版史。这部著作的构思、创作和出版周期长达三十年，其经历的严重盗版活动、作者和书商在权益方面的勾心斗角以及共同应对猖獗的盗版，是探究旧制度出版业的绝佳案例。上海大学沐越博士以《从国家工场看1848年革命和法国早期社会主义实践》为题发言，指出1848年革命是一场国际性的社会变革浪潮，从法国二月革命开始，蔓延至整个欧洲，对政治、经济、思想和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国家工场对于二月革命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顾晓静以《重塑“殖民共和国”——“大法兰西”与1931年巴黎国际殖民博览会》为题发言。她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正处在“殖民共和国”的认同危机中，这源于一战动摇了“殖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统治基础。战争削弱了法国官方殖民意识形态“教化使命”的话语权威，并且催生了反殖民主义，从而激化了“殖民”与“共和”之间的冲突。

　　浙江大学朱晓罕教授以《代际更替视角下的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为题发言。代际更替的视角是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将知识分子进入公共领域而非年龄作为“介入”的起点，以影响知识分子群体性“介入”的重要历史事件作为标志，可将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划分为五代。五代知识分子是一个开放的框架，可以超越传统政治史的左右划分，透视20世纪法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光以《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城市史书写与政治合法性争论》为题发言。他以《论治理》和《巴黎城市史》为例，说明了城市史书写的繁荣背后不仅是古文书学方法应用和启蒙时代学术繁荣的后果，更是巴黎城市官员赞助和推动的直接产物。国家权力内部的政治争论也同样推进了启蒙运动时期的学术争论和文化繁荣，最终加深了法国绝对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危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嘉琪以《雷蒙·阿隆与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战略争论（1949—1955）》为题发言，描绘了阿隆作为20世纪一位开创性知识分子的形象，并阐明其欧洲介入的独特性。阿隆理想的欧洲是由独立民族国家组成并扩大合作的欧洲，阿隆主张在大西洋的框架下借助美国的力量来解决欧洲问题，而非在欠缺欧洲政治统一体的现实基础上建立超国家的欧洲军队。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贾方舟以《近代早期法国涂油加冕仪式的书写路径——以礼仪典籍与加冕小册子为例》为题进行发言。他认为，法国的礼仪研究源于近代早期王权的建构，随着王权国家的逐渐成形，法国形成了具有法兰西特色的民族礼仪文化。这种从仪式庆典、王国集会到政治修辞、印刷制品的结合，使得人们能够以新的方式思索近代早期新的仪式风格与国王的公共形象，这往往是国王或其身边其他王权拥护者希望人们看到和听到的内容。

　　在第二组的讨论中，华东师范大学汤晓燕教授以《从断头王后到贤妻良母——玛丽·安托瓦内特表象史的演变》为题发言，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大革命前后形象演变展开了探讨。她认为大革命前后，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描述由年轻富有活力的王后转变为“邪恶的‘奥地利’女人”，王后的形象被日益丑化。这反映出法国民众的公众焦虑，指向一种性别僭越的指控。王政复辟后，对王后的形象描述又重新扭转，王后成为贤妻良母。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大革命前后形象的演变，反映了法国政治文化中对待女性的复杂态度。天津师范大学黄浩博士以《让·夏尔-布朗与第三共和国的地区主义运动》为题发言，研究了第三共和国时期地区主义运动。地区主义是19世纪以来法国在共和与反共和之间争端的延续，尽管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地区主义运动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甚至倒退，但它对现代法国行政体制与区划的根本性变革打下了坚实基础。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吴旭泽以《18世纪下半叶法属圣多明各“肤色歧视”理论的炮制》为题发言，探讨了有关18世纪以来法属圣多明各肤色歧视理论的相关问题。自17世纪末开始，法属圣多明各产生了所谓“有色自由人”群体，并在18世纪末发展壮大。这使得以希利亚德和莫罗为代表的白人法学家炮制了一套肤色歧视理论以打压殖民地的混血人种和黑人，反映了启蒙时代流行的环境决定论与遗传论，本质上是维护白人殖民者的统治。浙江外国语学院孟亚莉博士以《近代法国新教与犹太教的“选择亲和性”》为题进行发言，讨论了宗教改革之后，法国的胡格诺派与犹太教相互吸引，形成了有机联系。两者合力推动了法国社会的世俗化，并致力于法国的青年教育，对法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胡譞以《法国宗教战争时期的冲突与对话——以1566年巴黎的一场公开神学辩论会为例》为题进行发言，分析法国16世纪信仰分裂时期天主教与福音教之间斗争的激烈，并且看出天主教对信仰和谐统一的强烈诉求，不同信仰斗争的后盾是世俗权力。

　　四川大学刘梦佳博士以《从民族主义到殖民主义——法国民族主义右派的殖民转向》为题进行发言，探讨了殖民主义本质上是欧洲各个民族主义的竞争，民族主义的发展影响到了殖民主义的发展，欧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不断上升的冲突中最终走向了世界大战。中山大学张晓惠博士的发言题目是《黑旗军与中-法-越关系——19世纪中后期的红河跨境贸易与黑旗军的异域生存（1868-1885）》，探讨了当时印支地区的中法越三方关系。清廷以黑旗军为棋子试图掣制法国，法越矛盾逐渐转变为中法矛盾，最终中法战争爆发。黑旗军这支民间武装力量利用深处异域、占据要地、骁勇善战等自身优势，在中法越关系中求生图存。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李博强以《迈向“文明使命”——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进程中的十字军话语（1830-1848）》为题发言，探究了法国的殖民话语问题，指出法国以十字军话语包装自己的军事行动，将自身塑造为征服野蛮落后的进步者形象。这种话语美化了殖民主义，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来自北京大学的助理教授韩思成（SeanHeath）以《来自中国的谣言：Madame de Lionne 对耶稣会的论战（1701年）》为题发言，研究了有关前近代中国对法交往的有关问题。他以谣言问题、严州事件以及对耶稣会的论战等切入，分析17-18世纪的中西礼仪之争。他认为，诸多事件的背后是中华帝国与罗马教廷的权力对抗，也显示了法国国内在宗教领域的争端。同时，也揭示出启蒙时期女性对神权与男权主导社会的反抗，她们为自由表达自我观点作出了努力。

　　北京师范大学庞冠群教授以《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城市贫困治理举措探析》为题进行发言。她指出，近代以来，人文主义者开始关注贫困治理问题，认为贫困治理的主体应当是政府；法国当局也在近代早期开始了贫困治理的实践，并在路易十四治下实现体系化。法国贫困治理的体系化与17、18世纪流行的重商主义息息相关，而宗教组织也扮演了倡导者的决策。庞教授试图以此反思福柯的大禁闭理论，并将贫困治理作为新视角重新审视法国绝对君主制的相关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苑莉莉以《“新贫困”与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调试》为题发言。她指出，战后法国在“新社会建设”至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期间，失业率骤增，造成了“新贫困”的社会问题。法国政府被迫实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各种新政策尝试化解“新贫困”问题。这些社保新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却使法国财政的福利开支扩大，政府不堪重负，进一步加剧了各类社会矛盾，相应的政策调试也越来越从侧重再分配转向侧重社会投资和源头控制贫困的代际循环。山东大学博士后彭博以《破与立：文艺复兴时期帕多瓦大学古籍版本之争》为题发言，认为文艺复兴以后，随着对古典文化研究的深入，帕多瓦大学上演了亚里士多德著作古希腊版本和经院哲学阿威罗伊版本之争，实际上反映了阿威罗伊派与古希腊原著派对话语权以及权威的争夺，该论争打破了亚里士多德著作阿威罗伊评注版本的垄断，确立了希腊语原著及古希腊拜占庭评注版本的地位，推动构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完整体系。四川大学肖晓丹副教授以《19世纪法国工业环境风险知识的生产机制》为题发言。她认为，风险知识生产机制流变的过程，证明了所谓“风险社会”并非后现代的专利，在知识、话语的制造过程中，专业人员扮演了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风险知识生产的专业化与体系化提高了公众对公共危机的认知。

　　在第三组的讨论中，河南大学杨磊博士以《约翰·劳的纸币和银行改革失败原因探析》为题进行发言，从历史角度切入，讨论约翰·劳经济改革失败原因。浙江师范大学江晟副教授以《国王入城式：近代早期法国王权与市镇自治权的博弈》，从统治者进入城市的接待仪式探索了市政权与王权的纠缠。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曹皓以《关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版<帝鉴图说>》为题发言，从法国汉典出发，阐述了法国对中国的想象与构建。扬州大学周凝博士以《十七世纪高卢主义改革与法国王权构建》为题发言，阐述了高卢主义改革促进法国王权构建的观点。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高昱以《“战争缔造国家”现象的历史溯源：以中世纪晚期法国的国家建构为中心》为题发言，提出了近代战争与国家机器起源于中世纪而非1500年。

　　清华大学吕昭副教授以《“他者”与中世纪晚期法国的民族意识》为题发言，从“他者”与民族意识构建、“他者”与法国王位、“他者”与封建秩序、“他者”与“法国人”四个角度，讨论了如何认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黄斯婷以《18世纪法国洛里昂港口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以船长航行日志为中心》为题发言，利用原始材料包括手稿说明殖民者由于天然的优势，在讲述殖民活动的史料中占据叙述的中心，在利用这类史料时应注意对史料的批判和思考。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王子玄以《19世纪法国定居殖民活动中关于美国“西部”的跨国想象》为题发言，梳理了七月王朝、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评论界如何制造对美国西进运动的想象，展现了这种想象如何被政策制定者采纳，推进法国在北非的定居殖民活动，说明定居殖民思想在大西洋两岸的殖民帝国中的共振。

闭幕式

　　闭幕式由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姜南研究员主持。在各小组代表李惟一、刘梦佳、周凝分别汇报本组讨论的情况后，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高毅教授进行总结发言。

　　高毅认为，本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本次年会所讨论的诸多内容，如流行病防治、贫困救济、军事史和殖民主义等问题，都与现实紧密相关，体现了对国内国际政治问题的深度关切；同时，本次年会的一大重点话题——政治与民族国家建设，仍是当下无法绕开的核心问题。法国在其政治发展与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提倡蕴含世界主义的爱国主义，追求人类的普惠。法国的启蒙思想家认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永久和平和世界大同。

　　高毅指出，本次年会所讨论的内容触及了法国史乃至于整个历史学的核心问题，即文明与启蒙的相关问题。研究文明必定需要高度的抽象化，应关注各种文明的实质，抽象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与精神，不应采取过于具像化与表象化的方法论，否则将导致文明概念界定的偏航。文明研究的真谛，在于促进各文明之和谐与共荣。

　　高毅高度评价了法国史研究会会员参会的积极性和年会论文的高质量，体现了我国法国史工作者对法国史研究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法国史研究不仅助推了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更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互通，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其影响是世界性的。

　　姜南研究员指出，高毅教授的发言充分肯定了法兰西文明的重要地位、法国史研究的重要性和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取得的成绩，对本次会议做出了精彩的总结。她认为，世界史研究者应具有开阔的视野，重视国与国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史，力争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后，姜南感谢全国各地的会员积极参与本次年会，并对会议的承办方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及会务组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期待研究会同仁明年再相聚。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成晓雨 等 供稿；朱亦丹 成晓雨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