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举办“拉美史研究前沿问题”云端学术研讨会

　　2020年9月5日，由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承办的“拉美史研究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以云端会议形式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暨南大学、西北大学、河北大学、江汉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90余位研究人员与高校师生参加了会议，其中有十余位学者做了大会发言。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董国辉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健研究员出席并致辞，她预祝大会圆满顺利。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韩琦在致辞中指出，当前中拉关系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研究拉美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随之上升。拉美史研究旨在寻求认识真实的拉美、辩证地理解和解释拉美，他鼓励大家深入研究拉美史，争取为拉美史的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大会发言分两个时段进行，分别由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法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文仙研究员和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副教授潘芳主持。与会人员的发言题目涵盖面很广，既有传统议题，也有新议题。发言人不仅涉及对拉美国家及地区的整体认识和探讨，而且有专题史研究以及对国别史某些问题的个案分析；既关注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也有对拉美国家法治发展的研究。

　　一、前沿问题研究成果的分享

　　这次会议上，多位学者分享了自己所承担的课题研究成果，有新意，有亮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拉丁美洲研究所徐世澄研究员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与古巴关系的变化”，这是他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人员科研项目“古巴和美国关系史纲”的研究成果。此次他指出，奥巴马在两届任期内（2009—2017），先采取一些缓和与古巴关系的举措，后通过美古秘密谈判，并清除古美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和症结之后，2015年7月美国与古巴正式恢复外交关系。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后，颁布对古巴的“新政”，导致古美关系“倒退”。面对特朗普连续开倒车，步步收紧的强硬政策，古巴较为谨慎，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但也不排除不得不做好美国可能与古巴断交的准备。徐老师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古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仍将是曲折多变的。

　　韩琦教授正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重大课题“独立以来拉美主要国家的社会转型研究”，他分享的成果的题目是“1932年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性质和失败原因”。韩老师指出，该共和国存在102天而非原来人们认为的12天，它是智利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转型的产物，是一次民主社会主义实验，本质上仍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寡头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失败原因在于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智利新政府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以及革命的社会政治基础不够成熟等。他认为，尽管遭遇失败，但该政权对智利社会党的建立、智利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及后来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再实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学研究”，他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对拉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进行了考察。江老师认为，历史上拉美处于普雷维什所说的“外围”，但它因出口大量初级产品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不容低估的地位。拉美的“欠发达”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不能归咎于出口初级产品。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有其合理性，但“中国因素”削弱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例如，初级产品价格并非持续下跌，工业制成品价格亦非不断上升。中国与拉美的关系不是“中心”与“外围”的关系，而是“利益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董国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1933年劳尔•普雷维什的欧洲之行及其影响”，这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重大课题“独立以来拉美主要国家的社会转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董老师认为，通过对1933年普雷维什欧洲之行及其影响的研究，将有助于厘清普雷维什经济思想形成的来龙去脉，深化对拉美结构主义理论渊源的研究。与此同时，该研究还有助于考察20世纪30年代阿根廷社会转型中的不同利益群体，客观评价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阿根廷中央银行经济学家在“臭名昭著十年”中的历史地位，深入解读此后数十年普雷维什与阿根廷之间的微妙关系。

　　北京大学教授董经胜参与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外共产党适应性变革与社会主义道路新探索研究”，他分享的成果是对巴西共产党的适应性变革历程的分析。董老师指出，1922年，巴西共产党成立，在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面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因意识形态和斗争策略的分歧，巴西共产党曾多次分裂。为反对国内保守、亲美政权，巴西共产主义者举行过武装暴动，开展过城市游击战，试图建立农村游击根据地；也曾与其他进步力量和进步政党结成同盟，开展议会斗争，积极参与选举，参加政府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杜娟副研究员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巴西的日本移民史研究”。她发言的题目是“19世纪末巴西的南欧移民历程、特征和问题”。她认为，1850年巴西宣布禁止奴隶贸易后，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凸显。种族主义者、激进废奴派和知识精英们持有强烈的种族偏见，鼓吹“黄祸论”，主张引进欧洲移民。由此，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三个南欧国家的移民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西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这些移民的到来促进了巴西咖啡经济的繁荣，助力该国的早期工业化，但也存在定居率低、与本土劳工矛盾丛生、罢工起义频发等问题。

　　上海大学张琨讲师分享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了秘鲁的民族构建问题。他指出，民族构建历史过程在殖民时期是分裂的开端，独立战争时期经历了艰难的融合，到共和国时期进行了尝试与改变，但直到20世纪，以克里奥尔人文化为主导的民族构建最终未能成功，秘鲁民族性问题的解决依旧任重道远（尤其是对待印加文化的态度）。为此，有必要从各个层面加强研究考察拉美国家从西班牙殖民地逐步转型到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且在研究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区域性与全局性，最好可以做到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以期更好地理解剖析今天拉美国家治理能力贫弱问题以及安第斯国家的民族问题与相应的族群政治等问题。

　　二、对拉美国家及地区的整体认识及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袁东振研究员指出，2020年新冠疫情及其后果，不仅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拉美地区的形势，改变了拉美的预定发展路径，改变了拉美与中国的关系，也改变了美国和中国两个世界大国在拉美地区的博弈态势。拉美形势的新发展给拉美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所所长杨首国研究员分析了拉美近年政治生态变化，并对未来走向进行了思考。他指出：近年来，尤其是2018年以来，拉美地区政治生态出现重大变化，政治生态的重构与嬗变随着新冠疫情影响持续扩大，目前仍在加速推进当中。由此引起的思考是：拉美地区政治生态变化与国际社会政治思潮相比，既有同步关联性，也有个体独特性；政治轮替加快、政治周期缩短，是各种矛盾加剧的结果，反映了拉美政治体制的脆弱性，反映在现实层面是政策的更加不确定性。军人直接干政的几率不大，但军人对政治的影响更加显现。新冠疫情对拉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且前所未有，这一影响正在经济领域发酵，并向社会和政治领域传导。疫情对政治格局的影响有一定滞后性，未来几年将有集中体现。

　　浙江大学夏立安教授重点研究智利贝略民法典。他指出，这部法典是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法典之一，是继拿破仑民法典、奥地利民法典之后的第三大民法典，其影响力巨大，有六个拉美国家直接照抄了这部法典。贝略民法典是智利国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各种政治冲突和妥协的产物，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和拉美特色。其内容来源于四个方面：中世纪和殖民的西班牙法、萨维尼和罗马法、边沁和实用主义思想、欧洲的法典尤其是拿破仑法典。这些法律相互联系，糅合在一起。该法典的特点体现了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的充分结合。夏老师从民法典角度反思了某些拉美国家西化之路的失败，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盲目借鉴欧美所谓现代政法思想，而忽视了本土的民情与国情，而智利能够一枝独秀，与其稳健的民法典制定和实践有很大关系。

　　江汉大学程洪教授探讨了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他认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研究是现代化研究的核心。要建立起国家重建、社会重建和城市重建三位一体的现代化研究体系，要对20世纪中国和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系统比较研究，要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术界对现代化理论的垄断，初步实现后发国家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开展理论创新、话语体系建设，提高话语影响力。

　　三、对拉美史其他重要问题的探讨

　　暨南大学贺喜副教授指出，当前拉丁美洲研究的热潮给拉丁美洲史研究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但是与国际拉美史学界相比，国内拉美史研究水平亟需突破和提高，这体现在历史与对策研究、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微观研究及个案研究、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资料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衡状态。为此，他从史料、史才与史德入手，建议从小问题做起、做好案例分析、重视历史研究方法和其他研究方法的结合、加强和拉美国家史学工作者的联系和交流、秉笔直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上海大学夏婷婷讲师的发言题目是“捍卫民族身体：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结核病的社会想象和防治”。她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正处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时期。此时，民众对结核病病原产生了污名化的“社会想象”，将其想象为穷困疾病与女性疾病，由此催生了“社会疾病”的概念。政府采取隔离治疗办法，导致许多结核病人陷入自我边缘化。同时，政府通过卫生这一工具，借用“科学”话语干预民众身体，推进了同质化、文明教化的民族构建过程。

　　西北大学卢玲玲讲师分析了19世纪英国对阿根廷的移民与“移民殖民主义”。她指出，19世纪末，英国移民经历了以商人为主、商人和农牧民并重、以农牧民为主、以及移民多样化四个发展阶段。英国移民虽然以自由移民为主，但在培养阿根廷精英阶层的亲英意识，促进英国在阿根廷的经济与文化扩张方面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而且英国移民的经济活动也对阿根廷的经济命脉和经济发展方向形成了实际的控制。这体现了英国对阿根廷的殖民扩张，是一种隐蔽的“移民殖民主义”。

　　河北大学陈杰珍讲师从战略对手、战略地位、军事实力和战略支持等几个方面对古巴和以色列的发展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她指出，小国家最明智的政策是发展自身的软实力。

　　巴塞罗那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专业在读博士生时光以“十九世纪古巴契约华工的海上浮动地狱”为题，梳理了契约华工在航海过程中的悲惨遭遇。

　　在评论与互动环节，与会学者围绕拉美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拉美国家民族构建问题、美国因素在中拉合作中造成的实质性影响、民法典的社会控制功能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王文仙研究员做会议总结发言，她认为这次在特殊情况下以特殊形式召开的学术会议具有三个特点：有温度、有广度、有深度。希望在本届研究会领导班子的继续带领下，努力开创中国拉美史研究的新局面。

（王文仙 供稿、董国辉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