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日本史教学和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自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们的导师吴廷璆、周一良、邹有恒等先生，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为建立中国的日本史学，辛勤耕耘，经过诸多曲折、磨难，最终为今日日本史研究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吴、周、邹等奠基者的功绩，主要有三：一是培养了一批不仅具有日本史教学能力，同时也具有科学研究能力的人才。在他们的学生中，既有专攻日本史的研究生，也有毕业后从事日本史教学、研究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学生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事业复兴的主力；二是用辩证唯物史观，整理、传授了日本历史的基础史事，如周一良先生的《亚洲各国古代史》和《世界通史》中的日本部分，均精炼而系统地叙述了自古至近代的日本历史中的主要史事。这使得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的日本史学界的复兴，一开始就能站在较高的水平线上；三是对日本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提出了独特的、有创见的史观，如邪马台学说，大化革新学说、明治维新学说等等。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中日两国恢复了国交，以此为契机，中国的日本研究开始有了转机。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终于迎来了中国的日本研究的新时期，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研究日本历史的论文和著作，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是超越中国各历史时期的。据李玉先生的统计，1949年～1996年间，日本史著作共有203种，其1979年～1996年间162种；日本史研究论文1956篇，其1979年～1996年间1849篇；译著193种，其1979年～1996年间132种。所占比率分别80％、94．6％、68．4％。（李玉：《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一一以日本史研究论著数量统计为中心》，载李玉等主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42～43页） 

　　三十多年前，当我们开始复兴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事业的时候，我们的日本史研究水平，曾被当时来华讲学的几位日本学者多次贬之为“小学水平”。平心而论，由于“文革”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与日本学术界相比，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但即使如此，我们的研究水平也决不是“小学水平”。这种蔑视性的言论，深深刺痛了我国学者们的心，一股振兴中国日本史的决心骤然在我们的心头涌起。三十多年来，就是这种决心推动着我们不断地在学问的海洋中遨游、拼搏。 

　　三十多来年的路程虽然曲折、艰辛，但是为摆脱被蔑视、被污辱的阴影，建立中国的日本史学，尽快地追上日本学者研究水平的强烈愿望，一直鞭策着我们克服艰难，永往直前。 

　　回顾1980年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至今的三十多来年的日本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80～1990年为第一阶段；1991～2001年为第二阶段；2002～2014年为第三阶段。三个阶段反映出不同的特色，展示了不同的研究景象和成果。不同的阶段，研究者的主体不同，反映出研究者群体的不同特征，以及研究思维、选题、方法等方面的差异。 

一、中国日本史学会的成立及主要活动

　　中国日本史学会的成立，经过了细密的筹备过程。最早的推动者，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的刘思慕先生和南开大学的吴廷璆先生。在他们的推动下，1979年4月，在召开世界史研究规划座谈会期间，吴廷璆、万峰、邹有恒、沈仁安、王金林等人就建立日本史研究会之事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共识。然后，以世界史所万峰先生为首，着手起草学会章程草案。1979年7月4日，日本史学会的筹备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天津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与会代表各自介绍本单位基本情况和今后规划；第二项议程，对成立全国性日本史学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行讨论，各单位代表一致认为成立全国性日本史学会是必要的，并期望能够早日成立；第三项议程是对学会章程草案进行讨论。最后，筹备会议还就日本史学会成立大会的地点，达成原则性的意见，即希望在天津召开，并根据当时的各种情况和条件，希望天津社会科学院能够承办学会成立大会。 

　　天津社会科学院深孚众望，承办了中国日本史学会的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1980年7月10～18日，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全国日本史学术讨论会，在天津隆重召开。这是一次中国日本史学界的盛会。90多名参会者来自全国54个大学、科研、新闻、出版单位。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日本史学会（原称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23名理事，并由理事会选举吴廷璆先生为会长，邹有恒、周一良、吴杰、田琛四位先生为副会长，万峰为秘书长，任命王金林、任鸿章为副秘书长。大会一致同意学会会址设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在大会期间召开的理事会上，确立了学会的六项研究、工作重点，即：（1）日本古代史研究；（2）日本近代史研究；（3）日本现代史研究；（4）日本战后史研究；（5）中日关系史研究；（6）组织编写日本历史辞典。 

　　学会成立大会期间，举行了新中国的首次全国性日本史学术讨论会。大会共收到50篇论文。根据论文的不同内容，讨论会设4个专题组分别举行，即古代史组、近代史一组、近代史二组、战后史組。古代史组讨论了邪马台国问题和日本封建社会分期问题；近代史一组主要讨论了明治维新的性质、断限，以及对西乡隆盛等人物的评价问题；近代史二组主要讨论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对锁国政策的评价、日本民族活力在实现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幸德秋水的评价、“田中奏折”的真伪、“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等；战后组主要对战后改革的原因、过程、性质及评价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在与会者的共同努力下，成立大会及学术讨论会圆滿成功。此后，中国日本史学会成为全国日本史教学、研究者沟通信息，交流学术成果，进行共同研究和协作的民间学术团体。 

　　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和组织、推动日本史资料搜集、学术著作的编写、出版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日本史研究。以下按三阶段叙述，且以第一阶段为重点。第一阶段为1980-1990，是学会最活跃、作用最显著的时期,主要做了以下五件事。 

一是促使面向日本史教学、研究的基础性著作的编纂和出版。

　　为适应八十年代初期日本史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日本史学会为此主持了多项工作，如主持编印了《日本史图书资料索引》等，便于学者充分利用国内的现藏书籍和资料；还举行了日本史教学经验研讨会等。与此同时，一些学会主要领导、成员开始撰著基础性日本通史和断代史、专题史等著作。1981年以后，相继出版了多种日本史著作。按分类、出版年代先后排列，这些日本史著作主要有如下数种： 

　　通史类：《日本通史》（赵建民、刘予苇主编，1989）、《日本史》（吴廷璆主编，1994）。 

　　断代史类：《日本近代史》（万峰，1981）、《简明日本古代史》（王金林，1984） 

　　《简明日本近代史》（吕万和、1984） 

　　专门史：《日本经济发展的35年（1945—1980）》（刘予苇 ，1982）、《邪马台国》（汪向荣，1982）、《日本产业革命史》（刘天纯，1984）、《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万峰、1984）、《日本历史人物传（古代中世篇）》（伊文成、王金林等，1984）、《日本大化革新》（禹硕基，1985）、《明治维新史》（伊文成、马家骏等，1987）、《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伊文成、汤重南等，1987）等等。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这部百万余字的大著，虽然出版于1994年，但它蕴酿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书稿初成于七十年代末，然后经过十余年的修改、校核，于九十年出版。也就是说，在“文革”尚未结束前，本书就开始编纂了。参加此书编纂的是南开大学和辽宁大学两校十余名日本史学者。从开始蕴酿到最后出版，延续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可以说它凝聚着当时两代人的心血，反映了当时中国日本史学界的总体水平。它的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即标志着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登上一个新台阶。 

　　现在的年轻学者中，有人不了解上代人奋斗的背景，不了解上一代人完成这一巨著的艰辛，却妄言自己的日本通史要从批判此书来确立自己的日本史观。应该承认此书尚有不够完善和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也提倡学术上的批评和争论，而且长江后浪推前浪，超越是一定的。但是企图通过批判《日本史》，确立自己日本史“权威”的形象，似乎就近于妄语了。独立史观的确立，是通过严谨、艰辛的深入研究之后，用自己的成果建立的，而不能靠断章取义的肤浅性批判。况且，自己书中的问题、错讹和值得商榷之处数不胜数,与吴著根本不能相比！ 

　　上述八十年代出版的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在当时对中国的日本史教学、研究，以及传布日本史知识，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是编纂出版《日本史辞典》。

　　由中国学者自已编纂一部《日本史辞典》，是中国日本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确定的任务。王金林作为学会主持常务的副秘书长、秘书长，从1983年起就投入了此项工作，成立了“日本史辞典工作组”。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的张健等研究人员参加了具体工作。从选辞条、征集撰稿人、分配辞条、召开撰稿人会议、样条审查、辞条归总等大量繁杂的事务，都是工作小组完成的。参加辞典编纂的人员有79人，几乎囊括了当时站在第一线的全国日本史学者。为组织这本辞典的编写，学会召开了北碚、北戴河等多次工作会议。这部辞典由吴杰副会长任主编、王金林、沈仁安、吕万和、张玉祥任副主编，199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100多万字的中型辞书。这部辞典，吴杰先生和四位副主编在作者交稿后，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由他们精心审改、编辑而成。这部辞典，是一部在我国日本史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编写出来的，它吸取了我国四十多年来的日本史研究成果。对于推进我国日本史教学、研究以及社会各界对日本史的了解十分有益。至今依然是日本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工具书。 

　　总之，《日本史辞典》的编纂，是我国日本史学界同仁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是组织我国学者撰著《东亚中的日本历史》并在日出版发行。

　　这件事的意义，在于让日本的史学家和读者看到了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事业的迅速恢复和所达到的水平。这套书出版前后，引起了日本史学界的极大关注。 

　　1984年五、六月间，王金林先生受日本别府大学邀请，参加该校的史学科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在会上作了《关于邪马台国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提出了北部九州的邪马台国与畿内地区的“前大和国”并存说，引起了媒体和学界的关注。六兴出版社据此约王先生写一本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专著。1986年初，王先生的《古代的日本一以邪马台国为中心》一书出版，日本学界对此书有较好的评价。有鉴于此，六兴出版社萌生了由中国学者撰著一套日本历史丛书的想法，1986年11月，六兴出版编辑部长福田启三受天津社会科学院之邀访问中国。期间，他与天津社会科学院方达成如下协议：一是在天津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中国学者撰写一套多卷本的日本历史；二是相关具体的操作委托王金林执行。这样，王金林以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所长和中国日本史学会秘书长的双重身份，进入具体操作。其间，召开了多次会议，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并在日本出版发行。 

　　这套丛书共十三卷。各卷名及作者如下：第1卷《倭国と東あじあ》（沈仁安）；第2卷《奈良文化と唐文化》（王金林）；第3卷《織豊政权と東あじあ》（张玉祥）；第4卷《近世日本と日中贸易》（任鸿章）；第5卷《日中儒学の比較》（王家骅）；第6卷《明治维新と中国》（吕万和）；第7卷《明治の经济発展と中国》（周启乾）；第8卷 《日中近代化の比较》（马家骏、汤重南）；第9卷《孫文の革命運动と日本》（俞辛焞）；第10卷《日本ふあしじむの興亡》（万峰）；第11卷《日本の大陸政策と中国東北》（易显石）；第12卷 《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武安隆、熊达云）；第13卷《天皇と中国皇帝》（沈才彬）。    

　　这套丛书出版前后，引起了日本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日本著名史学家家永三郎、远山茂树、门胁祯二、西岛定生等都著文推荐。例如家永三郎说：“中国人怎样看日本的历史，许多日本人几乎是不知的。通过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的这套丛书，就可知晓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历史像，这无疑对于仅以日本人的眼光看日本历史的我们会给予极大的启发”。远山茂树在推荐文中说：“最近十年间，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发展惊人，出现了两国间活泼的学术交流成果。丛书的研究者中也有我的友人，深受感动的是他们谦虚地学习日本学界（研究）成果的真挚态度和站在历史大潮流前列坚持尖锐且率直的批评。”各卷相继出版后，同一专业领域的学者纷纷著文评介，日本历史学会还出版了评论专刊。以王金林的《奈良文化と唐文化》为例，写书评的学者有铃木靖民、鬼头清明、西岛定生、田村圆澄、关和彦等。1990年王金林访日时，日本古代史学界，在东京、京都,分别举行了《奈良文化と唐文化》的学术座谈会，著名学者门胁祯二、山尾幸久、西山良平、铃木靖民、鬼头清明、佐藤宗谆、吉村武彦、石上英一、池田温、吉田孝、石井正敏等数十位先生参加。由点及面，可以说，这套丛书在日本引起了轰动。 

　　六兴出版社也因出版这套丛书，获得了日本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奨。这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完毕，共历时五年。 

四是举办了“中日大化改新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次学术研讨会以中国日本史学会、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作为发起单位。讨论会的筹备，大致与十三卷丛书并行进行的，大约经过两年的准备。最早的筹备工作是由铃木靖民和王金林二人间进行协商的，我们二人都认为在大化改新问题上，中日学者间完全有对话的基础。我们商定日方由他联系日本学者，中方由王金林负责筹备。在得到经费援助后，中日双方即进入实施阶段，中方由北京大学的李玉教授和王先生组成了会务组。 

　　最终确定的参加会议的名单，日方由七人组成，代表团团长门胁祯二，副团长原秀三郎，秘书长铃木靖民，团员佐藤宗淳、鬼头清明、吉村武彦，随员六兴出版社的福田启三；中方成员则是由当时活跃在教学、研究第一线，并对大化改新有所研究的老、中、青三代人，共三十人。周一良先生自始至终莅临会议。 

　　1988年8月2-4日，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顺利举行。在开幕式上，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万峰、北大日研中心主任王学珍、日本学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大和滋雄、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周一良、京都府立大学校长门胁祯二相继发了言。 

　　研讨会共设置了八个大题25个子题。八个大题是：（一）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大化改新观；(二)七世纪前期日本社会的矛盾；(三)东亚世界的情势与日本；（四）大化改革的施策；（五）律令制一一以班田制为中心；（六）改新后日本社会的阶级变化；（七）改新后日本社会的性质；（八）今后的课题。 

　　会议是以双方平等的原则进行的，每个题均设二位主题报告者，中、日双方各出一名。主题报告完毕，即进入讨论。讨论是十分热烈的。因为日方多名学者是持大化改新否定论者，而我方大多是大化改新肯定论者，两相争辩，其情景可想而知。争论虽然热烈，但彼此歉虚而融洽。我国学者不卑不亢，以史实为依据，充分发表独自的观点和主张，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强烈关注。通过三天的交流，中国学者对大化改新研究的深入，让日本学者感到惊讶。门胁祯二先生说：“中国代表团各位先生的报告非常丰富，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了解了中国方面关于阶级问题和社会性质、政治史、外交、思想等等，以及其它一些个别问题上的研究动向和观点。我们还充分理解了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的必要性以及它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研讨会改变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的看法。研讨会后，在北京国际饭店，日本学者佐藤宗谆先生说：他是带着好奇心来参加研讨会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大化改新？怎样研究日本史？对于能否开好这次研讨会，没有信心。可是通过三天的研讨会，他明白了中国人为什么对大化改新感兴趣，以及他们的研究水平。对于这次研讨会的成功，十分高兴。日本学者鬼头清明先生的思想变化，更具典型性。会后，他说过如下一段话：“我来中国之前，一直对能否开好这次研讨会抱怀疑态度。在日本学者看来，搞日本史，特别是古代史，只有我们日本人最有发言权，作为外国人的中国学者，能够和日本学者进行对谈吗？心里总是不放心。后来听说组织这次活动的日方代表是我的好朋友（指铃木靖民先生），所以我想：他参与组织的活动大概不会有问题，所以来了。经过三天的研讨，我的疑惧消除了，而且从中日学者的报告中，受到了很多启发。中日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化改新进行探究，是很有启发性的。希望这样的研讨会能继续召开。”鬼头先生回到日本后，撰写文章向日本学界介绍了会议的成果。 

　　在研讨会的闭幕式上，日本代表团团长门胁祯二先生和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周一良先生相继致闭幕词。他们对研讨会的成功表示祝贺，并对研讨会取得成功的原因作了总结。门胁祯二说：“我们这次学术讨论会的目的以及各个课题，都是经过会议主持人中国方面的王金林先生和日本方面的铃木靖民先生，共同商议达到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后提出来的”。周一良先生说：“听了三天的会，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这次大会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大会，我考虑是这样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想就是在大会之前…已经作了非常充分、非常仔细的准备工作，…第二点就是我们中日双方代表团的成员本身。日本方面来的学者，都是今天在日本古代史学界上非常活跃着的学者、专家们。…特别值得高兴的是，中国方面的代去团是老、中、青三结合的。我想这两点是我们这次大会非常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大化改新学术研讨会的成功，是我国日本史学界的又一次集体亮相。以此为契机，中日学者直接对话的学术会议，日趋增多。 

五是组织学会年会、专题学术讨论会并出版论文集。

　　学会成立后的1980—2014年，共召开7次年会暨学术讨论会、8次国际学术会议、40余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其中有如“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日本人与国际化 ”、“中日交流史上的友好使者”、“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战后日本五十年”、“传统文化与中日经济发展”、“日本与东北亚：历史、现状与未来”、“文明视角下的中日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等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举行了“邪马台国”、“日本历史人物评价”、“日本封建社会分期”、“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日近代化比较”、“战后日本及东亚经济发展”、“新世纪对日研究”、“黄遵宪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日本殖民地教育”、“日本右翼教科书批判”、“日本德国对历史认识的比较”、“挑战与应对—东亚局势对中国以及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高端论坛、“中国日本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日本史学会2012年会”等40余次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学会还组织编辑出版了两本以学会名义及三本以会员任主编名义的日本史论文集。此外，值得提及的是，198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赵建民、刘予苇主编，王金林等7人编著的《日本通史》，这是我国大陆内地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日本通史，后来对岸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从1991年一版至2000年四版不断再版这部通史。也是两岸在日本史方面交流的体现。 

　　以上诸项学术活动及成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日本史学界诸多活动的一部分。着重概述了八十年代的几项活动。活跃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史研究舞台的各位学者，在他们的一生中，学术生涯大多十分坎坷，旺盛的学术靑春长期被压抑或空耗，当“文革”结束，科学春天来临时，他们已青春不在。但是心灵的春天尚在，爱国心、事业心尚在。他们凭着一腔热情，发掘久已搜集、积累的日本史知识和资料，全身心地投入复兴日本史事业，在十年间创造出骄人的成绩，赢得了日本的史学家们的称赞。八十年代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成果的取得，除了每个参与者个人的勤奋、刻苦、钻研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彼此间的谦虚、融洽、团结和协作。 

　　进入90年代后，由于我国各研究日本的机构各项条件的改善和研究力量的迅速提升，在学界空前活跃。而学会的组织活动及作用则相对减少、减弱。故第二、三阶段主要概述由各教学、研究机构组织而不是以学会名义组织，但也都是学会会员们所进行的日本史研究状况。 

　　  

二、中国日本史研究的突飞猛进（1990—2000） 

（一）我国日本史研究机构和有关刊物

　　我国日本研究机构和团体大致可分为四类：①高等院校所设立的各种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室或系、教研室等；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或地方社会科学院所设立的各有关研究所及主管的有关学会等；③中央、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种研究院、所、研究中心等；④跨院系的民间学术团体等。以上各种日本研究的机构和团体大都具有综合研究的特色。 

　　在这些机构、团体，及其学术活动中，专门从事日本史相关研究的为数并不多，仅有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苏州中日关系史学会、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研究室日本史组、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等10余家。 

　　在以上冠以“史”字的日本史研究机构和团体中，中国日本史学会是国内唯一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学会下设日本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战后史、中日关系史、思想文化史、日本渤海关系史以及对外交流等9个专业委员会(分会)。自 1980年以来，多次举行年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专题研讨会，出版论文集，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充满了学术活力，也是加盟中华日本学会各团体中人数较多、学术影响较大的一个重要团体。 

　　另外，绝大多数的日本研究机构和团体虽未必冠以“史”字，但不少单位的主要学术活动仍围绕着日本历史展开，如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院、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及东北三个省的社科院的日本研究所，辽宁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河北大学的日本研究所等。 

　　目前，在内地有影响且作为日本史研究成果重要载体的刊物，依创刊年代先后为序，主要有：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问题研究》(1964年创刊，下同)、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问题》(1972，后更名《日本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研究论丛》(1972)、东北师范大学研究所主办的《外国问题研究》（1980）、吉林大学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主办的《现代日本经济》(1982)、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学刊》(1985)、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日本学》(1989)、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现为浙江工商大学东北亚文化研究院）主办的《中日文化论丛》(1991)、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日本研究集刊》(1993)等。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国内史学界公认的高级别核心刊物上，也经常登载有份量的日本史研究论文。有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出版、发表论著的出版社和相关刊物，对促进、推动我国日本史研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和有待开拓的领域

1．通史和断代史

　　在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中，将某一国的古代、近代、现代史和通史全部出齐，并且不同版本各展现其特色，这种情况似乎仅存于日本史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断代史、通史的出版，是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最明显征候。还是应该提到由辽宁大学哲学研究所（现日本研究所前身）编撰，商务印书馆1978年出版的《日本简史》，虽然是“内部发行”，其开我国大陆日本通史先河之功，不能忘记！1994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廷璆主编的100多万字的《日本史》，至今仍是分量最大，最能反映当时我国研究新水平的高质量通史。 

2．日本古代史的课题研究进展

　　有关日本古代史的成果不少。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新进展。 

　　(1)关于日本民族起源。在《山海经》、《论衡》、《汉书》、《三国志》等中国古籍中，称日本为倭、倭国，称日本人为倭人。因此，对古籍所载倭、倭国、倭人的探讨，与日本民族起源问题密切相关。针对日本学者认为倭在中国东北的“北方倭人说”(井上秀雄)、在中国江南的“南方倭人说”(江人波夫)、在“朝鲜半岛南部倭人说”(角林文雄)、或者在中国云贵川的“西方倭人说”，沈仁安撰文《“倭”、“倭人”辨析》(《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批驳了以上诸说，认为倭国在日本列岛，倭人就是日本人。2005年，沈仁安著《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出版。作者说明该著是日文版《倭国与东亚》的中文版，而且将日文版被删节的7万余字原文照录，完整地表述了作者对早期日本国家的基本看法。全书分成“倭人的出现”、“邪马台国”、“倭国的形成”、“倭国的发展”、“从倭国到日本国”等5章，在评析日本学术界倾向性观点的同时，确立了中国学者的研究体系。   ， 

　　(2)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对古代日本的影响。绝大多数的日本学者历来承认中国儒家和汉化佛教对日本古代文化形成的影响，但对道教的传入与影响，或者矢口否认，或者讳莫如深，结果出现同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释、道，虽前两者的研究畅行日本学术界，唯独道教研究极度冷落乃至被拒于国门之外的奇异景象。80年代李威周在探讨江户时代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时，很兴奋地发现道家阴阳五行说对安藤思想影响很大。近年来，严绍璗在评析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日本传播时，通过研究中日古文化的“神道观”、《日本书纪》的“尊”与《道藏》的“天尊”相互联系、日本皇室的“神器信仰”、“祝紫为上”与道教的关联、平安时代日本宫廷的“咒文”与道教的关联以及奈良、平安时代文学中的道家思想，认为“在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同时，道家文化也传入了日本。”。 

　　(3)古代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随着文化研究“热”不断升温，探求古代日本文化底蕴以及日本民族性格的成果层出不穷。北大东语系教授刘振瀛在1983年第2期至1989年第5期《日语学习》杂志上，围绕《古事记》、、《万叶集》、《伊势物语》、《源氏物语》、《今昔物语》、《平家物语》、《谣曲》、《好色五人女》、《曾根崎情死》、《蛇性之淫》以及芭蕉的俳句等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文学作品，深入浅出地评析写作时代背景及其在古代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受到欢迎和好评，后辑成《日本文学史话》出版。 

　　周一良积数十年研究日本的深厚心得，从“深义文化”的视角出发，将日本古代文化底蕴高度概括为“苦涩”、“闲寂”而独树一帜。王金林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多层机构”，原因在于“日本文化源流的多元性”。严绍璗和刘金才从文化发生学的立场出发，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化”，变异主要表现为对外来文化“吸收”、“溶解”的能力；魏常海则认为“重实用轻思辨”、“否旧求新”、“善于凝聚”是日本文化的主要特征，等等。关于日本民族性格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复杂性的分析上，学者普遍认为闭塞性与开放性、保守性与进取性、排他性与包容性、自尊心与自卑感、岛国根性与世界眼光等相互对立性格的相辅相成，构成极为复杂的日本民族性格。相对于80年代初期单方面强调日本民族善于、勇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褒扬论，持两点论的日本民族性格显然是一个进步。有的学者还就日本社会不同阶层的形态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个案分析中透视日本民族性格。武安隆侧重分析明治初期处于“洋风”与“和风”夹击下的日本知识分子的心态，认为他们既有追赶世界先进潮流的冲动，又忧虑文化传统的崩溃，因而努力寻找学习先进与维护传统的两全之策。 

　　(4)古代东北亚国际关系与日本。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是古代东北亚国际舞台上的主角。正如中日关系已走过用茅台酒干杯大讲友好阶段，进入遵循邦交正常化《联合公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规定，彼此就存在的问题、坦率交换意见的新阶段一样，对古代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研究，也越过强调两千年的友好交流研究阶段，进入日益深入研究古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复杂性的新时期。特别是大和、奈良时代日本与中国及半岛国家关系的研究，取得若干新进展。沈仁安的《倭国与东亚》，是目前最为系统、全面把握国家初创时期的日本与东亚国际关系的专著。作者将东亚作为有机整体，将倭国作为东亚世界一部分来把握的角度以及对日本学术界许多观点的评析，引起反响。作者又通过研究4—5世纪的日朝关系，否认了任那日本府的存在。徐建新经多年努力，在国内找到60余种好太王碑的拓本，其中有40余种拓本为第一次使用，对解决了若干多年未解决的难题，包括碑文的释文、早期拓本的制作和传布、与李进熙主张的“碑文篡改说”有关的早期摹拓本的性质问题、清末北京琉璃厂拓工李云从的经历及其制作早期拓本的原委、早期石灰拓本的発现以及石灰补字的原因和性质问题、好太王碑各时期拓本的编年及其方法等，作出了新的有力探讨。任鸿章、王金林认为日本朝廷对渤海国开展外交的政治目的之一，在于抬高其国际地位，进而取代中国而称雄东北亚。宋成有认为：日本对隋唐、渤海和朝鲜三国的政治战略均以实力为后盾，并视对方实力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立场；大和朝廷不介入半岛事务，是唐日关系稳定发展的基本前提。 

　　(5)古代中日关系。中日关系研究历来是日本史研究的重头戏。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共发表有关中日关系的论文120余篇，位居其他方面研究成果的榜首。论文涉及考古发掘、国家关系、文化交流、人物往来、社会习俗等研究课题，丰富多彩。其中，古代中日文化关系与文化交流，又是研究者最感兴趣、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的研究进展引起日本学术界的重视。1995年大庭修、中西进、源了圆、王勇、王晓秋、严绍璗等中日学者会编的日文多卷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由大修馆出版社出版。1996年“大系”获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学术图书金奖，同年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大系”先后用两种文字在两国出版，是两国学术交流与国内学者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具体例证。 

　　(6)古代思想史。儒、释、神道是研究日本古代思想史的基本领域。王家骅的《中日儒学比较》、《懦家思想与日本文化》、《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等三本专著，集中反映了国内学者关于日本儒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李威周的《中日哲学思想交流与比较》、卞崇道的《日本哲学史教程》等著作，对日本哲学思想作出了新的探索。王中田的《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杨曾文的《日本佛教史》以52万字的篇幅，着重论述了佛教在古代日本传入、分派、发展的过程，奠定了国内学者研究日本佛教的基础。相形之下，对日本神道教的研究则相对较弱，虽有多篇论文发表，但有水平的研究专著尚未问世。 

　　（7）日本天皇评介。蒋立峰的《日本天皇列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评介了日本历代天皇的生平业绩和皇室的典章制度。蒋著从传说中的肇国天皇神武天皇说起，涉及古代的百余万天皇。对近现代史上的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天皇等也作了重点评介，有助于中国读者掌握认识天皇问题的基本知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日本学术界一般回避天皇的研究和评价。因此，蒋著在中国出版，在日本引起轰动，纷纷加以评论。 

　　近30年来，国内日本古代史研究长足进步。其不足之处在于：其一，研究整体布局有所失衡，即古代史的绳纹时代、弥生时代、邪马台园、大和国、奈良朝、平安朝史和近世的安士桃山、江户时代史研究成果相对密集；但中世的镰仓、室町时代史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其中，古代史研究水平往往又高于近世史。其二，研究门类也有不平衡的倾向。具体来说，中日关系、文化交流、民族性格、国际关系、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偏多、研究水平较高；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宗教等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其三，研究理论与方法尚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国研究者的立场与视角也有待明确和强调。经过跨世纪的继续奋斗，以上不足必将得到明显的改观。 

3．近现代史的课题研究进展

　　相对日本古代史的研究状况而言，由于日本近现代史更贴近现实，其历史进程与近现代中国国运关系密切，更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以及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也由于国内教学科研强调为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规划多次调整，因而从事日本近现代史的教学科研的人员人数居多，研究课题更加广泛，成果积累厚实，近些年来，研究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明治维新史研究。建国以来，关于明治维新的研究曾长期执著于其性质的判定，并在60年代前期、70年代后期开展过两次大讨论。归纳起来看，除传统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外，又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先革命后改革说”、“早熟的资产阶级革命说”、“资产阶级运动说”等新观点、新提法不断涌现，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然而，至1981年《世界历史》增刊号《明治维新的再探讨》出版，中国学术界关于明治维新性质的讨论就此划上句号。以后，人们更关注诸如明治维新社会历史环境幕藩体制、西学(兰学)在日本的传播、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工塲手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明治官制变迁、明治初期文明开化、基本政策、教育改革、民权运动、帝国宪法、外交策略等具体问题的研讨。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朱守仁、汪淼、汤重南参与执笔的《明治维新史》以50余万字的容量，分15章详述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改革主要过程及其影响，堪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明治维新全过程的封顶之作。此外，米庆余的《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则力求运用新的研究框架，在分析外因与内因的互相作用中，阐述明治维新。 

　　(2)日本近代化研究。其研究进展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一，在日本近代化研究过程当中，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如精神(心态)史学、社会形态史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计量经济史论、比较史学方法、现代化论、依附理论、发展理论、一元多线论等被大量采用。其二，新的研究成果先后问世，如万峰的《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研讨了日本工业的全过程以及农业、教育、人口等重大问题，对武土道理论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作用的阐发颇有新意。刘天纯的《日本产业革命史》和《日本现代化研究》在勾勒日本现代化进程全景的同时，就现代化与社会改革、现代化的决策与措施、科技革命、现代化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对天皇制的作用、民族活力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马家骏、汤重南的《中日近代化比较》，以近代日本和1949年以前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为比较对象，就中日两国的旧体制与近代化前提、国际环境、社会转型、进程的差异、历史转换的新起点等问题展开论述，并对各自的成败得失加以评论。王振锁的《日本农业现代化的途径》概述了日本农业现代化的历程，其政策分析层次丰富，梳理细致，很有特色。王家骅的《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认为，儒学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媒介、桥梁、动力等历史角色，又从日本儒学被重释、泛化及民族性格的探讨中，对日本现代化及日本儒学的二重性加以剖析，力图解开儒学在现代化当中作用的“世纪之谜”。郑彭年的《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撞击的大视角，对日本吸取欧美文化的历程，展开了追踪研究和评述。除上述专著外，还有大量有份量的论文从不同侧面分析日本现代化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拓展了国内关于日本现代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3)军国主义与日本法西斯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不如日本现代化研究那样遍地开花，但也推出若干有力度的专著或论文。其中，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新论》，将德、日、意法西斯作为一种国际现象，探讨日本法西斯产生的原因、体制的形成及其特点，评析了各种否认日本法西斯的奇谈怪论，认为日本法西斯的主要特点即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易显石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东北》，评析了中国东北在大陆政策中的地位，揭露了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徐勇的《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从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总方针大陆政策入手，追踪评析军国主义体制、侵华战略的形成，肯定了中国战场的地位、即造成日本战略全局上的被动局面，战败投降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台湾学者陈丰祥的《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以丰富的史料，揭示了日本“大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过程，颇具说服力。     

　　在探索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源流方面，宋成有通过对江户时代经世学的分析，认为这个学派为近代日本世界战略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思想素材，特别是经世家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与“田中奏折”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后者在语言和思想上几乎是前者的摹写本。李玉的《30年代急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中间阶层》、《从传统右翼到法西斯浅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本“革新”右翼》等论文，不仅概述了日本法西斯化由军部主导、战争刺激等特征，而且对中间层、包括“革新”右翼的支持、参与法西斯化的作用加以客观的评析，有助于深入研究这一历史现象。俞辛淳的《日本法西斯劳工团体初探》认为，法西斯劳工团体是日本法西斯的组成部分，并与天皇制法西斯运动的总特点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强调应当从法西斯运动的总体思考出发，观察法西斯劳工团体，这些视角也颇具启发性。 

　　 (4)战后初期的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改革研究。这场改革是战后日本崛起的出发点，是战后日本史研究的重头戏。率先对战后民主改革进行全面论述的学术论文，首推俞辛焞的《试论日本的战后改革》(《世界历史》1985、5、6)。俞文纠正了“文革”前对战后民主改革评价中的偏激之处，比较客观、公平地评述了改革的基本举措及其历史地位，产生广泛影响。高兴祖的《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日本史论文集》，1982)也反对一味强调改革的不彻底性，应肯定其客观进步性；强调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1945—1952年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认为6年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欧政策影响了日本的内政外交，值得深入研究。刘予苇则在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的战后史部分中，高度评价了战后民主改革，称之为不流血的资产阶级革命或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全方位社会改革。杨栋梁的《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将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经济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考察强调了内因所发挥的作用。于群的《美国对日政策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1996)分析了美国对日政策的制定过程、目标设置及转化原因，有助于从整体上观察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李寒梅的《1947—1949年美国战后对日基本政策的制定》(《日本学》1989、1)认为占领初期对日政策反映了战争的要求，是战时政策的延续，因而不会长期执行，1947—1949年的对日政策转变势在必行。对战后初期民主改革重大举措的研究中，80年代多集中在农地改革研究上，如李玉、马新民的《战后日本的农业改革》(《日本史论文集》1982)。宋玉印的《日本战后的农业改革)(《现代日本经济》1983、 5)、邹有恒的《战后日本农地改革论》(《外国问题研究》1984、3)和《论战后日本农地改革》(《历史研究》1985、3)、崔勇列的《战后初期日本的农地改革与日本农业社会的溶解》(《日本问题》 1988、3)，其他关于修改宪法、解散财团、劳动改革、教育改革的成果则较少。 

　　(5)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与掠夺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有地方特色，即多来自当年惨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与掠夺的地区，如东三省、山西、河南和发生大屠杀暴行的南京等地，这些地区的学者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乃理所当然。其成果主要有：台湾学者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伊文成等主编的《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陈本善主编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禹硕基主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辽宁大学出版杜，1989)、张传杰等著《日本掠夺中国东北资源史》(大连出版社，1996)、河南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日本祸豫资料选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高兴祖的《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不容抹煞——驳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日文版1991)等。高著均被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本国民教育研究所和日本对“石原发言”京都集会实行委员会等团体译成日文，并两次出版。1985、1987年“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先后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均为江苏古籍出版社)、张洪祥的《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推荐人民出版社，1996）等著作为揭露日军暴行提供了大量史料。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关于“慰安妇”的实地调查也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关注。 

　　(6)近现代中日关系与文化交流史研究。与古代中日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成果颇多相类似，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与文化交流的研究亦成果不少，专著即有：张声振的《近现代中日关系史》，杨正光的《中日关系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杨孝臣的《中日关系史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林代昭的《战后中日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吴学文的《当代中日关系》(实事出版社1995)，冯瑞云的《当代中日关系发展要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等。张蓬舟主编的《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3卷9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987)记述了自1932年至1982年的中日关系，可称之为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续编。田恒在松下国际财团资助下，1994年出版70万字的《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1997年出版《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1971—1995两卷(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1997)，共计220余万字。文献集详细搜集了自《波茨坦公告》至中国代表在第50届联大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特别会议上的发言，共收入930份重要文件。上述年表和文献集为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八五”规划“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奠定了相当扎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同行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王晓秋的《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通过研究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各种重大课题，探讨中日两国近代政治、文化关系的演变；在此基础上，其《中日文化交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话》(中华书局，1992)、《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等专著，将文化友好交流作为研究的重点，评述两国的相互观感和彼此影响的密切关系，颇有特色。 

　　(7)日本外交史研究。近代日本外交史的专著只有一部，即米庆余的《日本近代外交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但战后日本外交史的成果却在近年陆续推出。吴学文主编的《日本外交轨迹 (1945—1989)》(时事出版社，1990)记述了战后日本外交历程，特别突出了日美、以及经济外交、大国外交等课题的研究。并以中日关系的记述最详细，开国内学者专门著述战后日本外交的先河。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战后日本外交的专著。该著循年代顺序，以日美关系为基轴、中日关系为要点，分别记述了日苏、日本与东南亚、日欧关系以及日本与大洋洲、中东、拉丁美洲、非洲关系，总体结构比较均衡，勾勒了战后日本外交由被迫就范、图谋发展、羽翼渐丰，到纵横捭合、咄咄逼人的历史演变轨迹。冯昭奎、刘世龙等著《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以占领时期的“外交”、日美关系、外交地平线的拓宽、经济外交、国内政治与外交等5个专题为线索，力图鲜明凸现战后日本外交的轮廓与特点。该著注意补充新资料，也提出若干新观点。张健的《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张光的《日本外交援助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等均为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成书的专著，列入南开日本研究丛书序列。随着每年博士学位论文的通过，这一序列的成果会越来越多，使战后日本外交的研究愈加丰富多彩。    

　　(8)战后日本经济史研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显著进展的研究领域之一。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需要，战后日本经济研究的专著与论文竞相问世，大有铺天盖地的势头。经济“热”之下，许多研究日本史的学者加入日本经济研究的行列。四面八方齐加油，国内战后日本经济研究成果、包括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作品如同集团冲锋般地涌人图书市场。据不完全统计，仅1980—1988年的9年间，出版经济类各种专著、工具书90余部(约为改革开放前的45倍)，译著130余部(约为改革开放前的13倍)，论文3000余篇，译文1200余篇，成果数量高据各研究领域之首。但是，其中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成果为数不多，主要有：辽宁大学哲学研究所等编《战后日本经济危机简史》(商务印书馆， 1979)，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编《日本经济的发展》(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刘予苇著《日本经济发展的三十五年(1945—1980)》(商务印书馆，1982)，周斌著《战后日本的崛起——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政治考察》(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王章耀著《战后日本经济概述》(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金明善、宋绍英等著《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李公绰著《战后日本的经济崛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李国振著《美、德、日、苏经济发展比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8)，宋绍英著《日本崛起论》(东北师大出版社，1990)，金明善著《日本经济：昨天、今天、明天》(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等10余部。   

　　（9）战后日本政治史研究  蒋立峰主编的《日本政治概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虽然带有国际政治研究的特点，但依然勾勒了战后日本政治的演进过程，参加撰写的学者多从熟悉的研究课题出发，论证有一定深度。王振锁在1996年同时出版了《日本战后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自民党兴衰史》（天津人民出版社），前者着重论述日本战后政治的沿革，后者集中探讨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发展过程，用功甚力，史料详备。 

　　（10）战后日本教育史研究  近现代日本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学校教育的普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始终关注着教育问题，并以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其中包括日本的教育为参照对象，开展多方面的研究，以为他山之石。在这种背景下，一批研究日本教育史的专著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为王桂的《日本教育史》（教育出版社，1987）、梁忠义的《战后日本教育研究》（教育出版社，1993）等。 

　　 (11)日本史工具书。某种国别史工具书的出版，往往是在该国历史的研究与普及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前，国内日本史工具书大体处于空白状态。1988年沈仁安、马斌等根据竹内理三主编的共80万字的《日本史小辞典》和《日本近现代史小辞典》(角川书店出版)，对词条加以筛选，出版了近50万字的《日本历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杜，1988)，是为国内第一部中文版的日本史辞典。4年之后，1992年复旦大学出版了吴杰主编的《日本史辞典》。这部辞典共收入词条4000余，总字数100余万字，由79位日本史研究者，经8年的辛劳编纂而成，是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日本史辞典，反映了建国以来日本史研究的总体认知水平。 

　　此外，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写的各国手册丛书《日本》（后来不断修改，几乎每年出新版）。这个手册介绍了日本的自然地理、人口、语言、节庆习俗、行政区划和主要城市、历史以及政治、经济、文化、防卫、对外关系，实际上是第一本18万字以上的准日本百科全书。1994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了滕藤主编的《简明日本百科全书)。这部首次出版的百科全书以159万字的篇幅，分国土与人民、历史、社会政治结构和法制制度、经济等16篇，全面介绍日本。其内容之详尽、资料之齐全、信息量之丰富显然已非前述《日本》可比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研究水平的提高。作为专项研究的成果，刘德有、马兴国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事典》(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以其严谨性、知识性和学术性见长。《事典》220余万字、共收词目1100条，按照古、近、现代历史顺序，系统性地梳理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主要人物、典籍、事项，是研究两干余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案头必备之书。 

　　由于近20年来日本研究成果大量捅现并散见于各类丛书、期刊杂志之中，从而为编写论著目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自1982年至1995年，国内共编印、出版了日本研究论著索引 21种，作为全面性的索引书刊主要有3种，即李玉等主编的《中国日本学论著索引(1949— 198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任泽民等主编的《建国以来日本学研究的主要著、译作目录》 (载于《中国日本学年鉴(1949—1990)》，科技文献出版社，1991)、李书成主编的《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等。其中，“文献总目录”涉及范围最广，自先秦直至1993年，共收录3万余条，总字数300余万字，规模之大，堪称国内第一。其他，尚有《日本人物辞典》(孙平化主编，商务印书馆，1988)、《现代中日经济事典》(马洪、下河边淳主编，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等工具书。 

　　近年来日本史研究的一个令人高兴的动向，是国内学者与日本学术界的合作。如前述《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等均为此种合作的产物。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动向，是中国学者与日本出版界合作，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国外，其成功之例，如1988—1990年日本六兴出版社的13卷《东亚之中的日本历史》，已如前述。 

　　以上两种动向值得倡导，因为其不仅活跃了中日两国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向日本各界显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长期以来，国内日本史研究水平不为国外、尤其是日本史学界所了解和承认。70年代日本史学界有人认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只相当于“中学水平”。直至80年代初，还有人公然藐视中国学者。随着两国学术界共同研究的展开、尤其是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推向日本或者在日本公开出版发行，使许多日本学者改变了观感。90年代初不少人感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早已不是“中学水平”，而是进展迅速。1993年日本学者上田正昭连续在《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认为最近中国日本史研究水准不容轻视，与80年代相比，已取得长足的进步，提出了许多令人震惊的见解。呼吁打破封闭状态，检讨治史的目的和方法，以推进日本史研究的国际化。 

　　经过多年的努力，国内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取得令国内外同行刮目相看的进展。在谈论成绩时，不应忘记许多日本友人、学术同行的巨大贡献，也不应忘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学术振兴会议等学术团体的大力支援。路正长，不应盲目的乐观或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因为日本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尚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如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如何协调，学习引进与独自创新如何处理，宏观、中观、微观研究如何把握，论点、资料、方法如何求新等；许多研究课题有待开掘，如日本近代社会思潮的变迁，政、财、军阀研究，无产阶级政党研究，妇女问题研究，工农运动研究，“转向”问题研究，战后价值观念的转变，战后日本文化类型学研究，战后知识分子研究，中产阶级研究，知识经济研究等；另外，如何形成产学结合体制、开拓新的合作研究方式，扩大研究经费来源，以及利用国际互联网络开展日本史研究，如何开展跨地区、跨国别的研究，仍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 

三、全新发展时期的中国日本史研究（2001—2014）

（一）新要素和研究布局

　　最近10多年来，若干新要素加快了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步伐。概括起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日关系的状况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在大局稳定、互为重要经贸伙伴的同时，摩擦和麻烦不断。日本政府高官的“狂言”问题、右翼历史教科书问题、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民间索赔问题、日本某些势力介入台湾的“统独”问题、愈演愈烈的钓鱼岛归属的争端等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2001—2006年小泉纯一郎当政期间，一年一度的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将中日政治关系降到了冰封点。这些摩擦和麻烦刺激着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神经，人们对上述问题的历史探源，给予越来越强烈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学术研究的活跃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经费保障。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中国经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推动下，进入连续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市场繁荣、经贸活跃，国库收入迅速积累。国家社科、教育部和中国社科院研究项目的研究基金随之加大了投放的力度，立项经费大幅度提高。在科研立项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各地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立足于竞争和发展，竞相鼓励本单位人员争取立项，承诺给予相应的经费补助。各种立项科研课题，包括日本史研究课题的经费资助，逐年增加。总之，中日关系的现状对日本史研究不断提出新要求和科研经费稳定增加，使近10多年来中国日本史研究明显不同于此前，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巨大动力。 

　　其二，日本史研究群体实现了新老交替，中青年学者成为史坛的主角。最近10多年来，20世纪50-80年代活跃于日本史坛的吴杰、周一良、吴廷璆、邹有恒、汪向荣、万峰、伊文成、朱守仁、张玉祥、陈本善、汪淼、高兴祖、李威周、吕永和、戚其章教授等老一代学者留下巨大的奠基、开创性业绩，先后仙逝；60-70年代进入日本史研究领域的第二代学者也陆续离退休，告别讲台而颐养天年，却大多犹笔耕不止。但是，从整体上看，80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三代学者，已担起重任，活跃在中国日本史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新世纪之初崛起的第四代学者开始崭露头角，展现着未来发展的希望。 

　　中国日本史研究者在实现群体年轻化的同时，第三、第四代学者普遍完成了高学历化。继20世纪80年代之初，南开大学率先设立日本史博士点之后，各大学、社科院系统等的研究机构陆续设置日本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招生培养，实施专业系统训练。每年均有数量可观的博士生获得学位，博士后出站者加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人员群体。与80年代初期日本史博士生基本立足国内培养不同，随着80年代中后期国际学术交流的稳定发展，研究生在读期间，既可以在国内通过外国专家讲学、国际学术会议、图书资料交换等方式，接触国外学术研究的最新信息；也能够依据签定学术交流协定，通过联合培养、攻读学位或政府资助等多种方式，负笈东渡。在日本留学期间，掌握新的研究动态和方法，搜集到国内图书馆所缺乏的资料，有益于开阔视野并提高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同时，在日本各类大学、科研机构从事日本史教学科研的“海外军团”和学成归来的日本史“海归派”，也日益活跃在学术领域，是日本史人才梯队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样，年轻化、高学历化与国际化、多元化一起，成为近10多年来中国日本史研究群体的主要特色。 

　　其三，图书市场的力量介入学术研究领域，对日本史研究施加着无所不在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图书价格一再飙升。进入21世纪后，图书价格又接连攀登新台阶。出版社和书商在读书界急欲了解日本的需求中，发现了新商机，对出版日本史的图书充满了热情。在图书利润的驱动下，出版社为占领图书市场，往往设置系列研究课题，出版诸如地区史系列、国别史系列、大国通史系列、世界文明史系列、文化比较系列等多卷本的图书。在策划过程中，日本史是系列出版规划中的重要选择对象。需求和利润双管齐下，日本史研究著作的大量出版。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生活节奏进一步加快，趣味性、可读性和记述简明、图文并茂的日本史著作受到欢迎。中国日本史的专著的表述逐渐淡化了教科书式的刻板形式而日益丰富多彩。对此，学界、学人应该注意防止、减少其负面影响，充分利用和发挥正面积极作用，促进日本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其四，适应日本史备受社会关注的需要，网络平台等传播手手段异军突起于日本史研究领域，学术信息传播便捷化、多元化，“草根史学”兴起。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最新统计，至2008年12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以22.6%，超过全球普及率0.7个百分点，网民数目达到2.98亿、宽带网民数达到2.7亿、国家CN 域名数达到1357.2万，各项项指标均居世界第一。随着电脑普及和网站平台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日本史或日本研究团体，纷纷设置介绍本单位的网站。例如，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日本文化研究网”（http://www.zdrbs.com），登载网上阅览的著作、论文、随笔、史料约15000种，“日本汉文史料全文检索库”收录各种文献约300万字，拥有注册会员近4000人，是国内同类网站中资源最丰富的网站之一。各研究机构的网络平台定期发布、更新本单位的基本信息，将本单位简介、学术成果、交流活动、师资力量、研究课题、图书资料等信息公布在网站上，信息公开化。网络瞬间通四海，日本史研究圈不再是学者专业研究的小天地。越来越多的圈外人士、年轻学子，出于对日本史的浓厚兴趣，设立诸如拥有会员2500余人、登载帖子超过55万余的“日本古代史论坛”等多个网站，对日本史课题或出版的日本史研究著作，自由发表评论或开展研讨论。学者的一言堂正在扩大为社会的群言堂，学术研究的信息化和多元化不可逆转。 

　　上述诸多新要素交织组合，构成了10余年来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整体学术环境。这一期间，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布局仍然保持着以往的研究布局，分成海峡两岸的两大片。两地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者，在20世纪80—90年代两岸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开拓前进。 

　　在改革开放热潮的强有力推动下，大陆的日本研究，其中包括日本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兴旺发展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96年12月，大陆设有日本研究机构98个，日本研究学会43个，含参加两个以上研究团体的会员约万余人，其中研究学者1260人；各类日本研究杂志和学术刊物33种；1949年至1993年，出版著作、译作3529种，发表论文19456篇，其中绝大多数为1978年以后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海峡对岸，20世纪80－90年代初期，日本研究活跃发展。1997年以后， “台独”势力痴迷于“去中国化”的政治炒作，对日本史研究产生了一定不利的影响。 

　　1997年以来，海峡两岸总体上的研究布局，有所变化。依据已经出版的学术专著来归纳，主要的几个特点是：其一，日本通史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近现代史的研究成果数量超过古代史。其二，日本古代史研究的研究状况，依旧是两头大、中间小，即上古史、近世史的研究成果较多，中世史的成果偏少。其三，日本近代史和现代史研究成果两相比较，近代专题研究成果数量颇丰，成果数量超出现代史成果。其四，大陆学者的整体力量和研究成果数量超过台湾学者，构成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体。 

　　在日本史研究的科研机构布局方面，海峡两岸在20世纪70—80年代建立的大学、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科研团体，一方面依旧开展活动，充满了活力；另一方面，也面临学科调整、人员流动、资源配置变动等难题，各科研团体受到程度不等的冲击。即或如此，冠以“史”字的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等科研团体，继续开展着活动。此外，从北到南，数十所大学和省属社科院的日本研究机构在继续发展。其中，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和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现已更名为东亚研究院）等研究机构，拥有专设的楼所建筑、成编制的教学科研人员、现代化设施、数万册图书和来自日本的经费援助，南北呼应，充满学术活力。 

　　作为学术刊物，在大陆内地方面，前述的各个相关刊物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在海峡对岸，文化大学的《文大日研学报》、辅仁大学日文系和日本研究所主编的《日本语日本文学》、日本研究学会主编的《日本学报》、东吴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丛书》、淡江大学日文系和日本研究所主编的《日本论丛》、台湾大学日本综合研究中心主编的《台大日本综合研究中心丛刊》等研究刊物，是发表论文的学术园地。 

（二）通史和日本古代史研究成果

1，日本通史

　　 10余年来，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颇丰。其中：在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郑梁生主攻明史、日本史、 中日关系史等研究课题。1990—2001年连续出版11集《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1993年出版《日本通史》、2001年出版《中日关系史》的基础上，2002年出版了《日本史》（三民书局），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2006年，台湾中研院教授林明德的《日本通史》由三民书局再版。作者将日本史的发展阶段分为原始时代、古代国家、律令制国家、武家政权、统一政权、近代、现代，论述条理清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老一代学人、文化大学教授汪公纪的《日本史话》上下册，分成上古篇、中古篇、近古篇、近代篇，以历史人物为主线，深入浅出地解答了读者对日本历史诸如徐福东渡、女帝执政、源平争霸、南北朝对抗、幕府将军、近代日本兴亡等感兴趣的问题。作为普及性日本史读物，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在大陆日本史学界，刘建强编著的《新编日本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分为古代、中世（封建前期）、近世（封建后期）、近现代等四编，普及日本通史相关知识。对若干日本人名，地名和一些难读词标注假名、实用的附录等，增强了实用性。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日本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传递了若干观点、资料方面的新信息。王新生的《日本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013第2版）以统治主角度变迁为主线，将整个日本通史分为贵族统治的古代、武士执政的中世、军人主导的近代、官僚掌权的现代等四大时期，注意采用新的研究成果、新史料和新方法，从通史的角度论述日本从古至今的历史演变过程。2006年，王保田的《日本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注重利用考古学等研究成果，多角度地阐述古代的民众生活；并从宏观角度出发，以古代四章、近现代各一章的方式，力求把握日本历史各个时代的特征，在中日文化交流和国际社会互动的视角，理解日本历史的变迁过程。同年，孙秀玲的《一口气读完日本史》（京华出版社），从中国人看日本的角度出发，笔调生动地评介了自古以来的日本史发展过程。 

　　2008年，三部日本通史著作同时出版，使2002年以来大陆学者的通史出版数至少有8部之多。其中，王仲涛、汤重南的《日本史》（人民出版社，2008；2014第2版），以滕村新一的考古现场造假开篇，由此说起日本的石器时代，再从古代、近代一直写到安倍晋三内阁执政的2006年；二版则写到2013年底。作者把握中国要素和国际要素对日本历史曲折演进的影响，分析的视野开阔，力求捕捉日本史的发展特色；行文注意文字的生动，章节目的篇幅根据阐述的需要，或简或繁，灵活发挥。这些特点，增强了该著的论说性。冯玮的《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总字数80余万，创近年来个人独撰通史在篇幅上的记录。王雪松编《简明日本史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图文并茂、生动活泼，有助于读者了解日本地理风土、历史进程和文化特色。专题通史类的有娄贵书的《“日本”刀刃上的文化——武士与武士道》（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5）和《日本武士兴亡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5），这两本著作，将我国对日本武士、武士道及其历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2，日本古代史  

　　作为断代史体裁的古代史专著， 1984年出版的王金林所著《简明日本古代史》至今仍独领风骚。但是，1997年以来，古日本人族源、中日古代稻作文化的关联、中日玉文化渊源、日本古代国家与王权、宗教思想、古代都城制度、儒学东传的变异、古代日本社会结构、古代日本家族制度、古代婚姻形态、中国古籍流转路途、江户时代町人文化、古代日本与东亚等研究课题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成果累累。等限于篇幅，仅举要如下： 

　　第一代学者创业艰辛，树立了治学的楷模。周一良先生的《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周一良集》(4)《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人民出版社，2000）和《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2）、汪向荣先生与汪皓合著的《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汪公纪先生的《日本史话》的上古、中古、近古篇（联经出版社，2005）等日本古代专题研究著作的出版或再版，为领略老一代学者的风采和学术造诣，提供了范本。其中，周先生著述国学功底的深厚、考据功夫的精深，令人印象深刻。汪先生对元明之际跌宕起伏的中日关系中的若干历史事件、人物的评析，注意发掘新史料，对通说提出质疑，展示了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等等。 

　　第二代学者在收获多年积累的学术成果，并继续奋进开拓。沈仁安的《德川时代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4），分别收录了作者对日本古代、近世史研究的多篇学术论文，涉及古代日本国家形成、东亚国际关系、武士阶级演进、江户时代历史特征、三大改革、民众运动、对外关系等基本问题。行文史论结合，质疑日本学者观点，展开深入分析的特色鲜明。与2001年出版的《日本史研究序说》（香港社科出版社）对照起来阅读，不难发现作者一以贯之的目标，是建立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并为此而不懈努力。在古代史研究中善于提出创新观点的王金林继续开拓前进，接连出版了《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日本人的原始信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日本神道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等专著，并有日译本出版。作者依据丰富的文献、考古和民俗资料，就天皇制的演进历程、宫廷文化与神道的关系、神道与道家道教的关联等问题，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深入研究。著作图文并茂，浅出地揭示了天皇制、原始信仰的渊源和发展轨迹，受到读书界的欢迎。 

　　第三代学者在拓展、创新日本古代史研究领域方面，显示了活力和实力，取得一系列成果。李小白的《信仰·利益·权力：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东北师大出版社，1999）、尚会鹏的《中国人与日本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赵德宇的《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戚印平的《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李虎的《中朝日三国西学比较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等著，对近世日本的南蛮学、兰学发展的经纬、在东亚三国的归宿和历史影响等问题，做出了颇有深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新史料。李卓编著《传统文化与家族文化——中日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和《日本家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等著作，对日本家族制度、文化特征、与中国家族制度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周密的研究，建构了有中国学术特色新领域。刘毅的《高天原浮世绘——日本神话》和《悟化的生命哲学——日本禅宗》（均由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再版）、王宝平的《神道与日本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王维先的《日本垂加神道的哲学思想》（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王健的《神体儒用的辨析》（大象出版社，2006年）、王海燕的《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等著作，均为此前中国学者涉足不多的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王勇的《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运用大量新史料，把握模仿与创新等两大特点，勾划了古代日本文化发展进程的全景图，受到读者的欢迎，该著一版再版。徐建新的《好太王碑拓本研究》（东京堂出版，2006）是作者经过多年勤奋搜集，在掌握国内外最多碑文拓本的基础上，经过思考、辨析而撰成的力作，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一致好评。王海燕的《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古代日本都城制领域，在国内学术界同样具有创新价值。彭恩华的《日本俳句史》和《日本和歌史》（学林出版社，2004）、赵维平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等著作，对文学、艺术进行了新探索。上述著作从不同角度，对若干日本古代史课题深入开掘。上述研究成果的出版，显示了中国第三代学者的整体实力。 

　　近10多年来，德川时代史成为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台湾学者林景渊的《德川幕府初探》（寰宇出版社，1999）探讨了德川幕府的成立、幕府体制、权力结构、幕府崩溃、江户文化、庶民生活等课题，对德川时代进行了全景画式的勾勒。近世日本的对外关系和学术流派的研究取得新进展。陈文寿的《近世初期日本与华夷秩序研究》（香港社科出版社，2002）充分利用中日韩三国史料，对锁国体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视角新颖的诠释；在耳熟能详的近世儒学研究领域，也不乏新作，例如韩立红《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王青的《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叶国良、陈明姿的《日本汉学研究续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王炜的《日本武士名誉观》（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张崑将《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日本德川时代古学派之王道政治论.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中心》（同上）、张宝三、徐兴庆主编的《德川时代日本儒学史论集》（同上）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08推出多部德川时代思想和学派的专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川时代史“热”的升温。 

　　另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自2003年开始出版“德川时代史系列研究”丛书，前述沈仁安的《德川时代史论》和李文的《日本武士与日本的近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两部专著，即为系列研究中的首批成果。继其后，刘琳琳的《日本江户时代庶民伊势信仰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依据赴日调查、搜集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江户时代日本庶民伊势参拜、出走参拜、群体歌舞等的大规模宗教活动的背景、内容和社会影响等问题展开分析，对神宫、神符、师檀关系等问题的实证研究，开拓了研究领域的新生面。唐利国的《武士道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对江户时代的武道著作家山鹿素行、吉田松荫的论说展开深入分析，并纳入日本近代化社会秩序的总体框架中加以审视，增加了中国日本史研究有待进一步开拓领域的又一新作。周爱萍的《日本德川时代货币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对德川时代金银铜三货的流通关系、流通体制、流通区域、货币流通与社会关系等几个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从而提出德川时代货币制度具有分立性、、现集权与分权并存的双重性、割据性等若干特性，对国内日本史研究涉猎不多的研究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北大历史学系师生在新世纪已先后出版有关德川时代史研究的5部著作，尚有一批下过功夫，资料丰富且突出中国学术特色，具有出版价值的书稿，例如德川时代横滨开港与城市化研究、开港后的幕政改革研究等课题的博士论文，因出版经费乏力而“待字闺中”。 

　　近年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李卓开展对近世日本家族制度的研究，在其指导下的多篇博士论文涉及德川时代的家训、寺子屋教育、江户时代思想流派等课题，新论迭出，引人关注。 

　　与此同时，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韩东育在20世纪90年代撰写了有关江户时代学派、人物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2003）。该著对德川时代思想流派重新加以审视，提出了颇具启发意义的新思路。特别是在其牵头下，组成一个拥有博士生学历的青年教师团队，申请了得到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和日本文部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多项研究课题，集中力量，将目标锁定在近世东亚思想史研究课题，展开研究，展现了良好的学术发展前景。 

（三）日本近现代史研究成果

1、断代史

　　1997年以来，海峡两岸的断代史体裁日本近代史著作，屈指可数。在台港出版界，1997年，陈水逢的《日本近代史》由台湾商务印书馆第三次印刷出版；2006年林明德的《日本近代史》由三民书局三版印刷；廖达斯的《日本近代史纵横》（泛洋发展公司，1999），是最近10年来台港学者的新作。在大陆，宋成有的《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注意从变异性和连续性的视角出发，从中国因素对日本近代史发展的影响切入，力图对某些人所周知的历史现象做出新的解说；在撰述中，尽力引用并展示中国学者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汤重南、王仲涛的《日本近现代史（近代卷）》（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3,12）、王新生的《战后日本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9），均各具特色。与近代断代史体裁的研究成果的寥寥无几成鲜明对照，日本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专题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以南开大学杨栋梁主编的六卷本《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6）的推出，标志我国的对日专题研究，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2、近现代日本政治、外交史研究

　　 武寅的《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对近代天皇制的本质特征、帝国议会与内阁、枢密院的互动关系，以及政党运作等问题的分析，不无启发意义。王新生的《现代日本政治》（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运用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于战后日本政治过程的研究之中，书中从选举制度、利益集团、行政省厅与政党、在野党与国会、行政指导、对外政策、大众传媒等若干政治学的概念出发，结合历史过程展开分析，从而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鲁义的《中日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从公务员制度建设的角度，比较中日两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立意不乏新意。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研究成果相对集中。王振锁出版的《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人民出版社，2004），对战后日本政治的发展，进行了比较分析，颇有份量。蒋立峰主编的《21世纪日本沉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合著的《日本政府与政治》（台湾杨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高洪的《日本政党制度论纲》（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等著，对战后日本议会体制、政党运作、政策制定、公务员制度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翔实的研究。程永明的《昭和天皇传》（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依据扎实的史料，特别是近年来新公布的史料，对昭和天皇裕仁的一生做出评价，展示了中国学者的立场和观点。此著分上下两卷，史料丰富、论述细致，推进了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天皇的研究。黄尊严和冯瑞云合著的《日本皇宫100年内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受到读者的喜爱而多次再版。 

　　日本近现代外交史研究的进展明显。张香山的《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刘德有的《时光之旅：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商务印书馆，1999）、臧运祜的《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吴学文的《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等著作，均为战后中日关系发展见证人的回忆录，透露了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俞辛焞的《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和《辛亥革命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东方书店，2002）等著，以大量档案资料和原始资料为依据，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方针的复杂性和中日关系的历史真相；作者克服顽疾缠身，笔耕不停顿精神，令人感佩。米庆余主编的《日本百年外交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合著的《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新华出版社，2000）等著作，贯通一气，从宏观视角论证了近现代日本国家战略发展和变化的经纬，给予准确的评析。黄大慧的《日本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等著作，依据充足的史料，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的新国家主义、新保守主义对问题展开有说服力的评析。此外，米庆余等著《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刘世龙的《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李凡的《日苏关系史1917-1991》（人民出版社，2005）、乔林生的《日本对外政策与东盟》（人民出版社，2006）、张经纬、汤重南主编《近代日本的内外政策与东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等著作，扩大了对日本外交研究的视野，逐步形成中国对日本外交史的研究系列。徐思伟的《吉田茂外交思想研究》（新华出版社，1999）和郑毅的《铁腕首相吉田茂》（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破解困局的智慧-吉田茂政治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吉田茂的帝国意识与对华政策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等著作，将研究对象锁定在确立了战后日本外交总路线的吉田茂，从不同侧面展开研究，显示了学术功力。 

3、日本近代化研究

　　 吴廷璆的《日本近代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王家骅《日本的近代化与儒学》（农文协出版社，1998）、周颂伦的《近代日本社会转型期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1998）、刘金才的《町人伦理思想研究： 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杨宁一的《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等著，不仅展示了中国学者对日本近代化进程特征的深入思考，进一步突出了对思想文化、伦理意识要素的研究，视角更加开阔。其中，对家族制度、町人伦理、自我意识等问题的探讨，另开中国学者研究日本近代化进程的新路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台湾学者李恭蔚编著的《东亚近代史：近代中国与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化》（春晖出版，2000）等著作，对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异进行了解说，并对近代中日两国接受欧美异质文化的异同，展开有见地的比较和分析。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学者经过10努力，出版了由杨栋梁主编的10卷本的《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各卷的作者分别是：杨栋梁的《日本近现代经济史》、王振锁与徐万胜的《日本近现代政治史》、米庆余的《日本近现代外交史》、李卓的《日本近现代社会史》、赵德宇的《日本近现代文化史》、、彭修银的《近现代日本绘画史》、刘岳兵的《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臧佩红的《日本近现代教育史》、王健宜、吴艳、刘伟的《日本近现代文学史》宋志勇、田庆立的《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等，从不同研究领域勾勒了日本近现代史的发展过程，并程度不等地纳入日本现代化发展历程的视野，展现了整体系统研究的实力和水平。如果在今后，补充有关军事卷、科技卷等内容，将进一步完备日本近现代史的研究体系。 

4、近现代日本经济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经济开发的经验教训，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他山之石。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研究，不独学术价值，更具经世济民的现实意义。杨栋梁的《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日本战后产业合理化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与薛敬孝合编的《日本经济现状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张健的《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指出国家政治行为的经济本质，归纳了日本外交的基本特征，新论迭出。杨栋梁的《近代以来日本经济体制变革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日本后发型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研究》（中华书局，2007）等著，立足现实，追溯历史，以丰富的史料，对近现代以来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调整等若干关键问题，进行了不乏启发意义的论述。王振锁主编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与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等著，抓住新世纪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从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关键因素的分析出发，表明了中国学者的观点和立场。白雪洁的《日本产业组织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杜小军的《日本战后海运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湛贵成的《幕府末期明治初期日本财政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张玉来的《丰田公司企业创新研究——兼论日本汽车产业发展模式》（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雷鸣的《日本战时统制经济研究——兼论日本历史上第二次经济体制变革》（人民出版社，2007）等著作，从更加具体的研究对象出发，对日本经济开发的主体，展开深入分析，令人印象深刻。温娟的《关于明治初期地租相关事业推进过程的基础性研究》（せせらぎ出版，2004），开展对明治时代地域个案对象的研究，展示了地税改革的历史面貌。上述著作，从不同角度对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体制、组织、模式等问题进行多层面的专题研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兼具。 

5、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

　　王中田的《日本人学思想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黄心川编《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日本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崔世广等合著的《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王青的《日本近世思想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纪廷许的《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中国社科出版社，2007），进一步探讨了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演进过程，提供了若干了解现代日本社会的重要信息。等，对近现代日本思想演进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004年，中华书局推出了刘萍的《津田左右吉研究》、钱婉约的《内藤湖南研究》、张哲俊的《吉川幸次郎研究》，首次通过认真的研究，向中国读书界介绍并评析上述著名的日本学问家的评价。刘岳兵在2003年出版《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又主编出版了《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三联书店，2007）等著作，对日本儒学在日本社会的发展踪迹，展开有深度的探索。向卿的《日本近代民族主义（1868—1895）》（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依据丰富的史料，对日本武力崛起之前的民族主义演讲经纬进行了梳理，把握了其发展的脉络。戴宇的《志贺重昂国粹主义思想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2009年）依据志贺论著等第一手资料，对明治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即国粹主义兴起、发展及其作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开拓了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6、中日关系史研究 

　　俞辛焞先后出版了《唇枪舌剑——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黄兴在日活动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王晓秋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等著作，通过对得自日本的大量档案资料分析，将研究引向深入。宋志勇、祁建民合著的《近代日本在华殖民统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周维宏等编译的《永远的忏悔：归国日本战犯的后半生》（解放军出版社，1999 ）、孙雪梅的《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纪亚光的《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蒋立峰等合著的《战后中日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刘天纯等著的《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人民出版社 ，2004）、石云艳的《梁启超与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等著作，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将研究引向深入。徐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人的日本认识——基于《宇宙风》杂志的考察》（商务印书馆，2010年），经历多年奔波，下功夫搜集了出版发行于战乱时期的杂志《宇宙风》总数为152期中的151期，依据翔实丰富的研究资料，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人的日本认识展开了深入评析。书中的引文虽距今已有数十年前，但读来仍不乏启发。 

　　小泉当政期间中日政治关系对抗加剧，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首创“政冷经热”用语的刘江永著《中日关系二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与日本：变动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2007）等著作，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发展或制约两国关系的诸要素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评析，受到读者的欢迎。与此相类似的经世之作，还有冯昭奎、林昶合著的《中日关系报告》（时事出版社，2007）、梁云祥的《日本平成时期的联合国中心外交》（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等。鲁义的《日本相互理解还有多远：关于两国民众相互认识的比较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就中日两国民众相互认识与相互理解中的问若干题，如侵华战争、靖国神社参拜、关于日本对华ODA、“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军事化等问题，追根溯源并加以梳理，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近年来，日台关系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陈奉林的《战后日台关系史（1945－1972）》（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张耀武的《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新华出版社，2004）、龚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与台湾关系研究（1972—2003年）》（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王键的《战后美日台关系史研究（1945-1995）》（九州出版社，2013，12）等专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构成年轻新锐学者研究日台关系的系列成果。 

7、近现代文化教育、文学史研究

　　李卓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以中日文化比较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尚会鹏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李树果的《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等著，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力图通过中日文化的比较，突出日本文化的若干特点。世纪之交，中年学者日益关注欧洲异质文化对近世日本的影响问题。李小白的《信仰.利益.权力：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对战国末期天主教传入和“南蛮文化”的兴起，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将儒学之外的欧洲异质文化纳入研究视野，另开新生面。李文的《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1972--2002）》（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韩立红的《日本文化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等著，继续着对日本文化的特点、演化、作用和中日文化心理的展开研究，不乏新意。 

　　梁忠义的《日本教育》（教育出版社，2000）、陈永明的《日本教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于洪波动《日本教育的文化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王慧荣的《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等著继续深入研究日本教育的发展历程、现状及其特点，在研究视角和资料的搜集整理程度上，均取得新的进展。 

　　叶渭渠、唐月梅先后出版了《日本文学史》现代卷 、近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日本文学史.古代卷》 上册（昆仑出版社，2004年），对日本文学史发展的经纬，做出了系统、全面的研究。谢志宇的《20 世纪日本文学史 ：以小说为中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李光泽和卜庆霞编著的《日本文学史》（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崔香兰 张蕾的《新编日本文学史》（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李德纯的《战后日本文学史论》（译林出版社，2010年）等展现了新锐学者的学术风采。   

8、战时日本和抗日战争史研究

　　最近10年来成果积累相当丰富的领域。 余子道、张林龙的《抗日战争史丛书：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出版社，2000），为王桧林主编的“抗日战争史丛书”中的一部。这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大型丛书总计1000余万字，涉及 “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战败投降14年间中日关系的诸方面，从整体上展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实力。 

　　在若干新的研究领域，新成果迭出。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的《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收录了1903年至1947年日本侵华的各种罪证。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出版6年后，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日军性奴隶》（人民出版社，2000）。苏智良主编的《罪孽滔天——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学林出版社，2000）、步平等著《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荣维木、陈丽菲等合编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和赔偿问题》（商务印书馆，2005）等著作，提出了全新的研究课题，资料翔实地对“慰安妇”、民间索赔、日本妇女团体等问题，展开具有突破意义的研究。 

　　此前冷落多年的研究领域，也推出了新成果。徐康明的《论反法西斯盟国的对日作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与李莲芬合著的《飞越驼峰：二战中规模最大的战略空运》（解放军出版社，2005）、《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以及时广东、冀伯祥的《中国远征军史》（重庆出版社，2001）、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凤凰卫视的《中国远征军》（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等著作，对长期在大陆受到忽视的国民党军队抗战历史贡献做出正面评价和肯定。上述研究和叙事，对全面、真实地开展抗战史研究，不无有益作用。 

　　对多年研究过的课题，也进行了立足新角度的诠释。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前后，新推出的日本法西斯研究的成果，展现了学术探讨的新特点。蒋立锋、汤重南主编的《日本军国主义论》上下卷，作为“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研究丛书”推出的第一部论著，探讨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军国主义的源流要素、体制政策、侵略扩张等问题。该著研究视野广阔，分析层面多彩，作为其姊妹篇，有关日本军国主义的资料集和历史过程的再探讨，无疑将有助于对军国主义研究的深入。杨宁一的《日本法西斯夺权的道路》以充分的史料和记实的笔法，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现代化的角度，通过对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轨迹的分析，力求对其重新定位。作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现代化排挤、淘汰的社会阶层，即旧中间阶层和藩阀阶层是产生日本法西斯的社会基础，双方在反对现代化和崇拜天皇等方面相互配合，推动了法西斯化；强调日本法西斯化是对现代化的反动，法西斯政权的建立意味着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挫折和倒退。胡澎的《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则另开蹊径，从妇女学、社会学的角度，评述了日本妇女团体法西斯化的过程，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胡德坤的《中日战争史 1931－1945》运用了大量日文资料，对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的侵略罪行给予有力的揭露，对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展开的抗战，给予实事求是的应有评价。 

　　韩永利的《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王真著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胡德坤、罗志刚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蒋立峰主编的《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雷园山的《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学林出版社，2006）、齐红深编著的《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李洪錫的《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领事馆警察机构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等著作，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旧说新释的角度出发，对抗战的历史地位、日本军国主义及其侵华政策、日本法西斯专政、殖民统治等问题，展开了新的探索和审视。 

9、东亚视野下的日本史研究

　　金龟春主编的《中朝日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0），立足于东亚三国自古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关系史的比较研究，对古代的东北亚文化圈和近代东北亚三国外交关系框架的演化，展开论述。作者将中朝日三国关系作为有机的整体来把握，从现有的双边关系研究扩展为多变关系研究，视野开阔。论证了李昌植的《朝日近代思想的形成及其比较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通过与朝鲜开化派人物李恒老、朴圭寿、金玉均、俞吉浚、徐载弼等人的比较，探索近代日朝两国走向不同发展道路的思想原因。李虎的《中朝日三国西学史比较研究》运用文化学，特别是文化传播学的视角，按照西学、西教的初传、受挫和再传播的历史发展进程，以更宽阔的视野，分析比较了欧美异质文化在中日韩三国的命运及其历史影响，对探讨三国在近代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重大研究课题的深入，不无助益。姜龙范、刘子敏等合著的《清代中朝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分不同时期，勾勒了从努尔哈赤崛起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清朝与朝鲜关系演进的轨迹，不乏新见解。刘德斌主编的《东北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从国际关系框架的演变入手，论述东北亚国家在地区舞台的沉浮兴衰。宋成有的《东北亚史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首创“中日韩三国鼎立论”。这些研究视角，对于把握日本国际地位的变迁，具有宏观把握的意义。安成日的《东亚国际关系史论》（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张晓刚的《东北亚近代史探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2）等著作，集中研讨了中日、日韩关系，提供了从中国、韩国视角观察日本的思路。由中日韩三国共同编撰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是批驳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揭示东亚历史发展真相的作品，为三国共同研究、编写历史教科书，提供了一个范例。 

10、资料集和工具书编辑和出版取得新进展

　　资料集的编辑，是反映中国日本史研究关注课堂所在的晴雨表。歪曲历史、否认侵略，成了日本朝野一批人士的口头禅，历史认识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健全发展构成了巨大障碍。有鉴于此，中国日本史、近代史研究者展开认真、深入的史料搜集和整理的工作，出版了多部有份量的资料集，为分清历史是非而以正视听，奠定了基础。章伯锋、庄建平编纂的《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是7卷11册，共约1000万字的大型综合性系列资料集，为从事抗日战争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史实依据。2003—2004年，金宇钟主编的10卷本《东北地区朝鲜人抗日历史史料集》（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史料集收录了1927年至1945年满洲省委、特委的文件、报告、决议及工作汇报等大量第一手资料，真实记录了东北朝鲜族抗日斗争的历程，是研究东北抗战史的重要史料集。 

　　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资料搜集和编辑出版工作，在10多年来取得巨大进展。黄纪莲编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搜集了有关日本政府将中国保护国化图谋从提出到失败的各方面资料，有助于深入研究“二十一条”问题。2005年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首批8卷率先推出， 在2011年72卷全部出齐后，总字数达到数千万字。这部资料集收录的世界各国、各种资料，为揭露大惨案的历史真相，提供了充足的事实根据。李晓方主编的《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黑龙江省档案馆编辑的《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何天义主编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齐鲁出版社，2005）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日本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等资料集，将细菌战、强制劳工、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的各种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工具书的编辑和出版虽然在数量上不是太多，但质量有所提高。1997年，骆为龙、徐一平主编的《中国的日本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这部工具由中华日本学会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持，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和大陆从事日本研究的机构和学者的合作，编辑而成。一卷在手，大陆的日本研究概貌、主要日本研究机构、学会及学者简介、主要日本研究论著索引书刊、日本研究杂等信息，可谓一目了然。日本史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但也可据此书而了解1995年之前的发展经纬。 

　　200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同时出版了由李玉、汤重南、林振江主编的《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和李玉、夏应元、汤重南主编的《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等两部著作，可以弥补《中国的日本研究》对历史部分评述不足的遗憾。这两部著作，追述了自古代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对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过程，按照历史发展阶段或分成若干专题，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以评介，有助于读者把握90年代中期之前对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进展和基本观点，是为开卷有益。 

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综上所述，最近10多年来，适应社会需要，抓住诸多机遇的中国日本史研究者，在创新方面，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论述架构和观点；在发表论文、出版学术论著和史料编辑等方面，成果颇为丰硕；学术群体在新老交替中实现了年轻化、高学历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第三、第四代学者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体力量，构成了教学科研的生力军，接过老一代学者的接力棒，开拓前进；“草根史学”兴起，日本史研究借助网络手段日益社会化等等。凡此种种，说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已经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 

　　与此同时，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也面对诸多挑战。例如，如何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如何协调、学习引进与独自创新如何兼顾、各断代史和专题史课题研究如何均衡发展、新的研究课题有待进一步开拓、跨地区和跨国别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老一代治学风范和业绩如果发扬光大、在国际接轨过程中如何争取和保持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权，等等。 

　　在各种挑战中，以如何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体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学术特色，似乎是新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解决好这个问题，事关新世纪日本史研究迈出新的步伐，创造新业绩，并建树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 

　　至于如何理解“中国学术特色”，自然是见仁见智，议论百出。作为抛砖引玉之见，暂且归纳为：其一，站在中国看日本，突出中国学人的立场、观点，并自成一家之言，而非亦步亦趋地复制、转述外国学者的观点，甚至挟洋自重，傲视本国学术界。其二，体现中国学人全方位的思维方式，具有审视全局的大气度和大格局；将局部与整体、点与面辩证地联系起来思考，综合地而非孤立地、完整地而非零散地把握研究对象，探讨其来龙去脉；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明其事也明其理。其三，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以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有所区分、有所选择、有所梳理、有所发掘，而非囫囵吞枣，自我矮化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顶礼膜拜。其四，用准确、流利的汉语撰写文章，而不是用原封不动地照搬日语汉字词汇，“协和语”充斥字里行间；等等。 

　　在说到中国日本史学术特色时，不能不提起先学在各领域取得的业绩。例如，在断代史、通史领域，万峰的《日本近代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81年再版）、王金林的《简明日本古代史》和吕万和的《简明日本近代史》（均为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赵建民与刘予苇主编的《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等。这些著作，虽然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日本史研究水平，但堪称大陆日本通史、断代史领域的奠基之作。几部著作尽管存在着资料、个别表述上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研究立场、理论框架、整体把握、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均有中国学术特色的体现，值得后学认真阅读、揣摩，继承并发扬光大。如果对此视而不见而一厢情愿地谈论“超越”，不过是不自量力的“狂言妄语”，令人忍俊不住。 

　　在继续创建中国日本史研究体系的漫漫路途上，先学铺路，后学承续并开拓不止，发展前景看好。然而，毋庸置疑，近10多年来，图书市场的“浮华”、“浮夸”、“浮躁”之风也侵袭着学术界，包括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领域。计划经济式的课题立项与运作、图书市场“看不见的手”握有的指挥棒、职称评定的压力、专家审议的形式化等因素，有违学术研究的规律，无助于专心治学大环境的健全发展。将其称之为造成“三浮”之风的风源口，恐怕并非耸人听闻。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可以预测，上述问题得以消除之日，必定是中国日本史研究再上一层楼之时。 

　　  

　　编撰者诚恳的衷心希望、欢迎学会师长、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刊载于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5月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