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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2011年学术年会综述

2012-11-05

  王晓焰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兰建英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2011年10月20—23日,金秋十月,在张大千的故居——四川内江迎来了一场盛会,它是由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主办、内江师范学院和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承办的“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2011年学术年会”。来自全国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6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杂志社、出版社、学报编辑部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生近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以主题发言和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代表们围绕着以下主题展开讨论:一、大转变时期的政治和文化;二、近代的经济、社会以及全球化的形成;三、世界史的教学和实践(世界史升为一级学科后的发展前景)。大会主题发言和分组专题发言都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现将研讨会综述如下。

  一、史学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

  围绕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相关话题诸如政治革命、环境史、军事环境史、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等等,代表们进行了讨论。四川大学何平教授的研究报告向我们提供了有关革命的背景、模式、结局研究的新视角。他认为,传统观点把革命视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事件已不足以解释当代革命,革命的爆发往往因为一般社会学的背景:不仅仅是社会中的重要群体要么对危机中的政府不再信任,要么由于物质、生活困难导致革命的爆发,还由于群众普遍感到被“相对剥夺”,不满情绪日积月累,大多数人变得愤怒,当时的政治文化又鼓励人们敌视现政权时,革命就会爆发。阿拉伯世界最近发生的革命当属此例。对革命的想象、革命前制定的“纲领”的性质影响革命的结局。以1870年为界,可以划分出旧的和新的两种进程不同的革命。后者增加了劳动者应当享有基本的社会经济权利的诉求。革命的结局也并非都会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而往往出现“后革命的困境”:向旧制度的回归,或者是实行新的威权政治。因此,建立一个能够保证政治民主,防止权力滥用和官员腐败的制度成为革命后的任务。

  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教授认为,加强环境史研究是因为它有助于世界史观念的转变、研究领域的开拓以及与现实需要之联系的加强,这将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环境变迁史,物质(或经济)环境史、政治环境史、文化环境史等传统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军事环境史研究是薄弱甚至缺失的。北京师范大学贾珺在军事环境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军事环境史的研究客体是环境因素与人类军事活动之间相互制约和促进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双向互动过程体现出的人类生产力发展和自然观的变化。军事环境史研究的史料具有来源和形式多样化特点,内容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因此,研究者需要优化史料基础、扩展学科基础、夯实哲学基础。南开大学付成双副研究员的研究成果则实证地分析论证了环境观与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美国人对西部的认识从“大沙漠”到“雨随犁至”的假说演绎了19世纪——20世纪30年代西部开发的环境史。前一假说暂时迟滞了美国人向西移民的方向,但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南部奴隶主阶层的扩张性。后者于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人们盲目乐观地认为人类的科技和信心可以征服沙漠,从而导致新一轮的大草原开发。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和席卷整个北美的沙尘暴才最终宣告了这种粗暴开发西部的发展模式的末日来临,也构成了罗斯福执政时期对沙尘暴地区进行环境治理的政策基础。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新史学”正冲击着“宏大叙事”的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俞金尧研究员回应目前中国史学界的这种趋向。他认为,正是后现代史学思想把微观史研究领域当作落实的载体和场所,从而导致历史学的碎片化。这成为与会代表争议的话题:中国的史学是真的碎片化了,还是“微观”得远远不够?

  二、近代的政治、文化、外交等相关问题

  南开大学韩琦教授认为,意识形态多层次特征影响了西属美洲独立运动:西班牙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是基础,精英的、地方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是原动力,欧洲启蒙思想是加速器。后者是其革命性的来源,也是独立后自由派的指导思想;前两者则是其保守性和独立后保守派长期存在的原因。南京大学于文杰教授认为,公元8-9世纪,欧洲早期古典文明的复兴开始进入相对独立运演的历史阶段。12世纪以后,随着大学等教育机构的建立而进入鼎盛期。宗教文明的传播,诸多民族民主遗风的融合与成长,政治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等古典文明精粹的重现,这些因素影响了西欧诸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四川师范大学许晓光教授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亚洲率先进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并建立起具有浓厚封建色彩但又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君主立宪体制,与明治前期的思想家吸收西方近代政治学说,形成自己的国体和政体观密切相关。这些政治思想强调政体功能及其多样性特征,并深入剖析、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上海师范大学洪庆明副教授认为,文化控制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绝对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个时期,法国王权围绕着宫廷建立起一整套的象征符号、日常礼仪和修辞方式,以此向臣民展示王权权威,培育等级政治秩序的观念。与此同时,王国政府大力推进文化的国家化建设,对社会予以收束、侵削或压制,使之服膺于绝对主义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追求。如此的文化建构在法国营造出古典主义文化的辉煌,但也埋下了自身衰亡的种子。山东大学孙一萍副教授认为,法国1958年宪法规定了公民投票制度的使用范围,明确了动议权的归属,集中体现了总统、议会与人民三方的权力制衡关系。这既折射出法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折射出法国政治权力的运作特点。

  国际关系的讨论在武汉大学潘迎春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潘兴明教授的研究报告中揭示了“弱国无外交”的历史事实。前者认为,从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成立到1931年英联邦期间,加拿大的对外事务经历了一个没有外交权到有限外交的过程。当然,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也是其摆脱英国外交控制的契机。后者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外关系的不平等性质和局面,尽管外交机构更新展示了中国外交现代化的重要进步,但难有作为。浙江大学刘国柱教授认为,除了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外,处理与英国竞合关系时的博弈技巧;对其软实力的充分利用等因素共同对美国拓展国际发展空间与崛起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全球化形成等相关问题

  社会转型期间的经济、社会以及全球化形成等问题始终是引起与会者重点讨论的话题。

  全球化形成的空间建构离不开对经济重心转移问题的研究。武汉大学张德明教授认为,从中世纪到现在,以海洋为地理单位的两次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都与战争有关:地中海经济衰落是由于土耳其帝国与基督教世界的战争,同时导致地理大发现和大西洋经济的兴起。两次世界大战吞食了兴旺的欧洲经济,但为美国富强提供了机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冷战使美国经济受损,同时为日本和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崛起提供了帮助。因此,为了亚太经济持续繁荣,避免战乱、保持和平成为必须。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资源的功能转变存在着必然联系,代表们对其进行了专题研究。大连大学姜德福教授认为,英国从等级社会向阶级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社会关系日趋多样化、复杂化,除了乡绅地主阶层、城市富裕工商业者、医生、律师等专业集团迅速崛起,宗教改革以后,教士因其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社会地位也开始了由神圣等级向职业集团的转变。学界对乡绅、富裕农民、商人的关注较多,近年来对律师、医生等职业集团也逐渐引起学界关注,但对教士职业集团形成的研究显得较弱。因此,对教士集团职业化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安庆师范学院李义中教授的研究通过揭示18世纪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来源,说明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是18世纪英国社会结构变动的标志性现象。南京大学洪霞副教授认为,通过分析研究19世纪上半叶大英博物馆的建构以及功能的转换,既见证了一个大众文化空间的诞生,也揭示了国家通过博物馆向英国民众传达着国家精神和文化的过程。

  代表们集中讨论了国家对经济干预的作用和影响。南京大学刘金源教授认为,1800-1825年,英国手工工人逐步被工业化潮流所吞没,政府处理劳资关系经过了以暴制暴的高压政策,工厂立法以试图维护工人利益到《工匠法令》部分条款和《反结社法》废除的过程,这意味着政府从早期的家长制保护似的直接仲裁者转变成自由放任的中立者,此举极大地忽视了劳资冲突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工阶层的利益,也是冲突双方矛盾加剧,工业化高潮时期英国社会秩序持续动荡的原因。辽宁大学韩毅教授认为,运用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是揭示美国赶超英国经济的理论依据。他认为,通过分析美国赶超经济的三个发展阶段,可以得出结论:制度建设是美国经济赶超成功实践的关键,它是美国赶超英国经济的重要原因。兰州大学柴彬副教授认为,英国政府对近代早期商业垄断的治理是作为重商主义对内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经济稳定、社会和谐和有利的法制环境;但也严重损害了商人阶层的利益,与促进贸易和发展的重商主义目标相矛盾,其效果有限也不可长久。四川师范大学兰建英副教授认为,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对城市事务已从过去的自由放任转向有限调控,虽然这种干预是有限的,但对解决各种“城市问题”发挥了一定作用,有利于美国城市化进程向更高阶段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张松韬认为,1630年代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将只针对沿海地区征收的船税扩大到了全国,这项应急性经济政策是为了加强英国海军力量、保护国家及民众的海上权益,也是财政制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对个人资产征税。但对船税合法性的普遍质疑,船税征收时国王政府与地方官员的关系逐渐割裂,由此引起民众怨恨情绪爆发甚至内战。

  妇女、家庭、社会史研究也是研讨会关注的问题之一。四川师范大学王晓焰教授认为,社会性别理论是解读妇女社会地位的核心概念。19世纪英国妇女地位的建构过程中,影响性别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成人教育学院(校)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可以通过19世纪英国的技工学校运动和工人学校运动体现出来,这两种成人教育的教学对象、内容、管理都充分再现了男女性别差异社会化的特征,它型塑了女性成人化——未来的“母亲形象”的社会定位。浙江丽水学院王赳教授认为,重新探寻玛丽•沃德的思想是一个去标签化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和反女性主义思潮的复杂性和某种一致性。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邹翔副教授认为,1864年——1886年“接触传染病法”执行的过程就是英国妇女解放斗争的过程。以英国“道德与社会卫生协会”的前身“废除接触传染病法全国女性协会”为主的妇女组织领导“废法”运动并取得胜利。这不仅保障了处于社会最底层妇女的权益,也改变了那个时代社会对女性的态度,被称为女性解放的一个里程碑。广西师范大学罗爱林教授认为,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社会转型时期俄国农村公社的作用显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随着国家把原属于农奴主的大部分权力转移给农村公社,形成了“国家(沙皇)—公社(村会)—家庭(家长)—农民(个人)”的社会统治体系,农村公社在俄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作用有所强化。另一方面,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农民家庭生活摆脱村社束缚、追求个人独立自由的努力持续增长,农村公社对农民家庭生活的干预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农民分家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农村公社与农民家庭生活关系中的这种矛盾性,表明村社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后来斯托雷平对其进行改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首都师范大学周钢教授的研究揭示了被史学界长期忽视的非洲裔牛仔史。他认为,非洲裔牛仔是美国牛仔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美国西部牛仔的先驱者之一,对“牧牛王国”在大平原的兴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世界史教学与实践问题

  在世界史升为一级学科之后,无论大学的学科建设还是中学世界历史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都面临着如何应对的问题,与会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浙江师范大学王加丰教授认为,对一些地方院校来说,世界史升为一级学科可能在短时间内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他从普通师范院校世界史学科建设以及教师面临的无奈两个方面梳理了普遍存在的问题。就学科建设而言,首先是世界史教学的作用长期受到忽视。原本不多的师资还“心猿意马”,为了评职称而转向设法获取中国史或地方史或甚至其他学科的课题,这导致科研方向不能支撑世界史的教学而影响教学效果;并进一步影响学生从事中学历史教学所需的全面知识的获得,更制约着培养学生从全球的高境界来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能力。其次,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尤其受到轻视,致使学生缺失了应学到的基础知识。第三,由于一般师范院校所承担的任务主要是教学和培养学生,世界史学科建设首先要服从教学的需要,其次才考虑学科研究方向的相对集中问题,否则影响培养学生的质量。第四,重点院校与一般院校在世界史的研究工作中应该形成一定的分工与合作,这样可以在学科建设方面形成某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否则会发展到双方没有共同语言或无法对话的地步。就教师角度而言,课题申报难以成功;研究成果难以发表,或者说世界史类的专业杂志太少的问题,这种情况已经严重阻碍了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师资队伍建设会出现困境。原本只建设历史学的队伍,现在分拆投资世界史的师资建设,而一般院校在世界史上的投入是难以有什么产出,即难以评上一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淮北师范大学赵恒教授用“春天来了”形容世界史学科成为一级学科,对于促进中国历史学发展的积极影响;借“秋意阵阵”比喻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制度性高门槛;以“寒气逼人”说明学科建设的诸多制约因素;但只要进行制度的调整,推出切实可行的多元化发展措施,就能使更多高校感受到“夏天般的畅快”。

  西华师范大学杨和平教授则对世界史教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应该重温陈衡哲教授的《西洋史》,重新审视现有中学教材编写体例的客观科学性、通俗易懂性。例如,现行中学新课改历史教材存在一个重大的理念上的缺陷,那就是将“政治”、“经济”、“文化”互为条件和相互依存的三个方面截然分开在三本书中,这种不合“实”也不合“理”的体例与《西洋史》相距甚远,它虽名为《西洋史》,但却没有丢失全球史观的意识和理念。以上问题都非常值得当下世界史研究者深思。

  重庆师范大学刘耀辉副教授介绍了我国学界相对陌生的“大历史”研究和教学新领域。所谓“大历史”是指从各种可能的规模,甚至宇宙的规模,来探究一切事物的历史。“大历史”是一种跨学科事业,是对组织者和学生的一项挑战;同时,它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自我。

  本次大会的主题报告和分组专题讨论中,学者们围绕着史学理论研究、世界近代史的相关问题、世界史教学和实践尤其是世界史升为一级学科之后的发展前景各抒己见,思想的火花热烈地碰撞,学术的观点深刻地释放,会议的收获尽情地呈现。会议的圆满成功,让我们都感受到世界历史学科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一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