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2019年年会暨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聊城大学举办

　　2019年10月19-20日，由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主办、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承办的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暨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聊城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以及《史学月刊》《史学集刊》《江海学刊》《吉林大学学报》等杂志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报》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针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及世界近代史研究的各个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19日上午的开幕式环节由聊城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兼人文社科处处长陈德正教授主持，聊城大学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富峰致辞，欢迎各位学者共聚聊城畅聊学问与人生，为推进世界史发展增添新光彩。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高毅教授在致辞中对近年来聊城大学在太平洋岛国研究、北冰洋研究领域的战略眼光及世界史学科的成绩和前景表示欣赏和肯定，并结合建国70周年的大背景强调当下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强调世界近代史研究在这一领域具有特殊重要性。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李增洪院长对近代史研究会对学院及世界史学科的信任表示感谢。

　　开幕式后第一场主题报告由河南大学阎照祥教授主持，共计4位学者发言。其中四川大学何平教授指出，建国70年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研究范式经历了革命史、现代化史、全球史及对以往历史观和研究重心的反思四个阶段，中国世界史学者的历史意识也在不断克服地方性和时代局限性，进入更高的水平和境界，未来只有深入研究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世界史研究才能不断前进。北京大学高毅教授通过对勒费弗尔经典著作《1789年大恐慌》的重温，对流行的“革命否定论”进行了纠正，认为“大恐慌”在反封建的同时还呈现出对民族国家的一种特殊的关怀，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更能代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本质，并对近代欧洲民主化的终极目的进行反思。南京大学沈汉教授重新揭示了剑桥学派代表约翰·波科克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价值，认为他对历史著作中语言的重要性、语境和语言的借用、语言与权力的关系的分析拓宽了思想史的广度与深度，并以此为例提醒学界在理解西方学派时可能存在的漏洞与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俞金尧研究员对学术话语中去资本主义的趋势进行审视，并对历史研究中的资本主义概念等本体论和方法论问题展开论述，认为应该重新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的历史问题，最后强烈呼吁新的宏大叙事的回归。

　　在19日下午的分组研讨环节共有近80位学者分四组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充分体现了世界近代史研究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

　　第一组学科史与思想史，学科史方面选题宽泛，论述精细。其中两篇涉及环境史，中国社科院大学王华对太平洋环境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突出人与自然相互重塑的关系；河北师范大学刘向阳对《雾都伦敦》与《烟囱与进步人士》两本环境史著作中所涉及的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评述与反思；安徽大学魏孝稷认为菲利普· 柯丁的比较世界史研究体现出宽阔的视野与个案研究的结合，在全球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聊城大学倪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框架下对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戈登·柴尔德的历史与史学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研究；北华大学刘景瑜驳斥和批判了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研究会”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鲁东大学刘文庆针对二战的起点问题与俞金尧进行商榷并论述了将西班牙内战作为二战起点的合理性；四川师范大学李宜芯认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实验室对科学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温州大学提交了论孔繁霱对现代史学教育贡献的文章。

　　思想史方面注重考察思想观念与历史语境的关联，反映出思想史研究的回归。其中湖北师范大学徐煜对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政治文化的研究进行了评述；河南大学阎照祥以英国保守党研究机构（思想库）的创办初衷和理论研究为侧重点分析了这些机构与保守党上层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微妙关系；中山大学许美祺通过对《梦之代》的解读分析了日本江户时代商人学者山片蟠桃关于世界认识与求真精神的形成与意义；东北师范大学郭冬梅认为中央集权为主、地方分权为辅的特征贯穿了近代日本地方制度的始终，也是战前日本现代化失败的因素之一；首都师范大学倪玉珍探讨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思想界对启蒙的反思及其彼此的共识和争鸣；南京大学任裕海认为汉密尔顿的人性观为其政治主张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鲁东大学周余祥认为亨利·卡伯特·洛奇的商业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实践反映出美国已经将商业竞争作为大国崛起和争夺世界的重要手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爽总结和分析了盛宣怀关于促进中国民族保险业发展的思想；另外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韩锡玲、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徐洋、上海师范大学李新宽分别提交了《罗素、杜威和蒙台梭利和平教育思想之比较研究》、《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XXIII笔记本中对托伦斯<论谷物外销>的述评》、《工业革命前夜的“三新革命”》等文章。

　　第二组全球史与海洋史，全球史方面，视野宽广，以个案切入呈现出不同区域与文化的互动与影响。其中聊城大学张礼恒认为“朝士视察团”的记录表明朝鲜对明治日本的法律改革及明治维新作了否定式的评判；中国社科院张炜认为不应忽视“非主流”的山西籍历史学家卫聚贤与其环太平洋文化接触研究的价值；聊城大学吕桂霞认为早期中斐关系因被动而发生，其中檀香木、海参及契约华工等三种要素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山东师范大学刘章才指出19世纪中叶福钧在华茶业考察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发展制茶业提供了重要借鉴；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甘振军指出澳大利亚自由—国家党执政联盟在“印太战略”背景下不会忽视非洲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四川外国语大学张涛、黑龙江大学乔文阁、北京师范大学吕富渊分别提交了《<印中搜闻>的孔子观及其向美国的传播》、《“一带一路”倡议下远东地区中俄合作分析》、《19世纪后期天然氮肥的全球流动及其影响》等文章。

　　海洋史方面，涉及海权、海鱼、海洋书写、海岸、海军、海岛等，议题广泛，拓展了对海洋史内涵与价值的研究。其中南京大学刘金源高屋建瓴地指出海权与英国崛起之间存在的双向互动关系；宜春学院龚昊对安德烈·兰伯特提出的海权是一种特殊文化的观点进行评述；山东师范大学孙超认为作为历史学家的哈库利特，既开创了英国海洋史的书写历程，也缔造了英国人的海洋观念；中山大学梁跃天认为应以海岸为中心书写陆海交融之际的新海岸史，首都师范大学崔德龙认为在第二次委内瑞拉危机中美国海军的演习开创了通过非直接军事行为影响外交事务发展进程的方式；聊城大学林娜对20世纪以来日本关于太平洋岛国研究的资料进行了细致的学术史梳理；清华大学陈林博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洲的鲑鱼移植活动及其对本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聊城大学李玉雪以“金枪鱼战争”为例考察了南太平洋地区为维护渔业资源的管辖权与美国进行的斗争与妥协过程。另外山东师范大学杨蕾、南京大学征咪、聊城大学齐山德分别提交了《明治时期日本南进政策与海运业扩张》、《19世纪英国海洋拖网渔业立法》、《北欧国家“新北方”概念与俄罗斯北极战略的区域化演进》等文章。　　

　　第三组军事-外交史及国家形象，军事-外交史方面，总体以西方大国为中心，选题恰当，史料丰富。其中山东师范大学陈海宏对即将问世的《美国军事制度史》进行了介绍，认为任何一个靠军事力量建立的帝国或早或晚都要走向衰落；河南大学冯东兴对朝鲜战争的基本性质进行了再思考，认为中美双方朝鲜战争观的背后隐含着彼此的政策需要；山西财经大学李煜认为奥斯曼帝国转型失败的原因在于国内外旧势力的阻碍；北京师范大学刘岩认为1817-1819年第一次塞米诺尔战争促进了美国在佛罗里达地区的领土扩张；山东女子学院王宗涛指出约翰·潘兴创建的海外远征军促进了美国海外远征军体制的建立；厦门大学许二斌利用档案，结合个案分析指出美国独立战争中使用德意志部队是欧洲占主导地位的雇佣兵盛极而衰的转折点；陕西师范大学杨松认为一战期间英国体育运动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积极的社会功能和价值；陕西师范大学杨辉认为一战期间英国对德国的经济战政策在打败德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连大学宋良认为英国对台湾地区的核贸易政策（1974-1975）体现出现实主义外交的传统；聊城大学杨光认为美国非官方人士所从事的“第二轨道外交”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恶化了印支局势；聊城大学范凯迪认为1940-1980年代新西兰与英国之间存在既有怀旧感又有自主性的特殊关系；苏州科技大学张建伟通过对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204号文件的研究指出尼克松政府对华高新技术转让政策出现宽松迹象。另外上海大学王三义、贵州师范大学许静、聊城大学孙新萌分别提交了《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制度根源》、《印度耆那教碎片化探析》、《叙利亚与沙特阿拉伯矛盾渊源探析》等文章。

　　国家形象方面，从多角度探索了国家认同、国家形象的建构方式及其影响。其中华南师范大学蔡燕庆通过对《图绘暹罗》一书的评析，肯定了地图绘制技术对近代民族国家认同感塑造的作用；四川外国语大学陈云鑫认为美国“联邦作者项目”档案资料呈现出普通民众对中国难得的正面形象；临沂大学宋海燕认为罗斯福新政时期的艺术家扶助政策奠定了联邦政府艺术政策的基调；华中师范大学李茜指出英格兰玛丽一世面对继承危机采取了议会立法、形象塑造、仪式典礼等方式以证明其合法性；聊城大学陆昭慧溟认为美国和平队在密克罗尼西亚的活动体现出因时因地制宜的特点；聊城大学张子恒认为麦克米伦“欧洲观”的演变与英国首次入欧的选择和行动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另外西安工程大学李武装、聊城大学王长汶、苏州大学曹瑞冬分别提交了《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关系》、《空间视域下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述评》、《灯塔的景观叙事与中国的地理想象》等文章。

　　第四组社会史与经济史，社会史方面研究地区以英国为主，涉及儿童史、妇女与性别史、医疗史与其他社会问题等，充分反映出国内研究的精细化程度。其中临沂大学魏秀春指出1862-1948年期间英国儿童福利制度发展体现出“国家儿童观”的历史特征；宝鸡文理学院陈凯鹏指出近代西欧杀婴史研究存在的碎片化、不均衡化等问题亟待解决；临沂大学马金霞回顾了1962年以来美国虐童问题的研究成果及不足；浙江外国语学院潘迎华认为男女“两分领域”观念对19世纪英国妇女参政模式的影响是一分为二的；华中师范大学岳伟考察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联邦德国女性争取身体自决权的原因；鲁东大学王琪指出黑人民权运动时期的福利尽管解决了美国非裔单亲母亲的温饱问题，但并未使其脱离贫困；南京大学博士生傅益东认为19世纪英国公共疯人院的兴起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南京体育学院张春梅对1979-1997年的英国保守党对医患关系的调试是以病人为中心理念确认及实践的过程；杭州师范大学张卫良认为维多利亚时期伦敦针对贫民窟采取的治理手段为解决工人住房提供了新的路径；鲁东大学韩玉莹认为内战后美国南部种植园发展以黑人为主体的分成制度造成了南方对北方经济的依附性。另外厦门大学李莉、鲁东大学高春常、江苏师范大学谢存伟分别提交了《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变迁》、《美国奴隶的自由叙事》、《伦敦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及影响》等文章。

　　经济史方面，研究时段长，注重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其中上海大学柴彬研究了詹姆斯一世时期名为“安乐乡”计划的经济改革在绝对主义国家背景下草草夭折的原因；河北大学张殿清考察了近代英国的赋税征收体现出征税中央集权化的表征；河南师范大学崔洪健认为近代英格兰中产阶级的形成具备自身特征及发展活力；聊城大学孙学美指出1847-1914年英国租佃农场主租佃权的发展史是一部对土地占有权不断硬化的历史；菏泽学院曹瑞臣认为近代博物学家和园艺家对茶叶的研究促进了英国社会对茶的科学认知，推动了英国世界性茶叶帝国霸权地位的形成；苏州大学于明波认为英国威尔逊政府“限制—融合”的移民政策确立了英国政府处置移民问题的主要模式；山东师范大学毛利霞认为19世纪英国斑疹伤寒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比与英国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变迁密切相关；临沂大学刘钦指出17世纪英日贸易的开展和交往具有较强互动性；哈尔滨师范大学周文认为石油工业是美国战后经济发展出现“黄金时代”的重要原因；南京师范大学王玉山指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境史的混杂转向带来了巨大成就也带来许多困惑；上海师范大学黄艳红认为近代早期西方各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对财政动员的效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另外解放军空军工程大学岳恒提交了关于欧美专家与日本明治维新关系的文章。

　　20日上午进行第二场主题报告，由华中师范大学邢来顺教授主持，共计4位学者发言。其中南京大学于文杰教授以中、日、越三地代表性的陶瓷家族及其产业的历史传承问题为例，指出东方陶瓷艺术同源同宗，互融并进，生命力强，东方陶瓷之路是一条多元交往的经济文化发展之路，也为世界陶瓷之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四川师范大学许晓光教授指出，日本明治前期经济迅猛发展与劳动者处境恶化的“二律背反”现象，引起了社会思想界对劳动者强烈的人文关怀，在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特殊舆论环境下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传入日本，正是内外两种因素的有机衔接促使了社会主义观念在日本的产生。山东师范大学王玮教授强调了“三观”之外的“第四观”即历史观的重要价值，认为历史观是否正确，尤其是当政者和决策者的历史观是否得当，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存亡，历史的动力既包括“驱动力”也包括“制动力”，两者的互相制衡体现出世界历史进程的多元性，因而改造历史观刻不容缓。聊城大学曲升教授通过对1945年美国“杜鲁门公告”的研究指出尽管美国主张的是对渔业资源和矿产资源的控制权和管辖权，但公告实质仍是追求和维护本国海洋利益，并指出公告单方面的宣布触发了“战后蓝色圈地运动”，战后国际海洋政治领域海洋自由与反对海洋霸权两种主张的激烈对抗与杜鲁门公告有着密切的联系。　

　　闭幕式环节，由上海师范大学黄艳红教授主持，《史学集刊》宋鸥与首都师范大学倪玉珍，聊城大学吕俊昌、河南大学冯东兴，菏泽学院曹瑞臣等分别对分组讨论情况进行汇报。高毅教授对本届年会的成功举办表示肯定，认为会议内容丰富，讨论精彩纷呈，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提高，同时指出近代史研究需要平衡好宏大叙事与微观研究，学术传承与质疑创新，历史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强调世界近代史研究正在形成共识，即关注重大议题，关注现实问题，唯此中国的世界近代史研究才能实现张载“四为”的追求，实现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陈德正教授进一步感谢与会专家对会议的支持和付出，同时宣布成立聊城大学加勒比研究中心等消息。最后，本届及下一届主办方代表聊城大学吕桂霞教授与上海师范大学黄艳红教授分别发言，会议圆满落幕。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吕俊昌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