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回忆上世纪80年代的蒋孟引先生

　　蒋孟引（左二）、陈晓律（左一）

　　蒋孟引先生是南京大学教授，也是全国著名的英国史学者。蒋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曾远赴英伦留学，并在伦敦大学获取了博士学位。在当时的中国，取得如此成绩的学者屈指可数。蒋先生的博士论文做的是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内容。文章不仅立论鲜明，富有挑战性，而且使用了大量的中英文原始档案和其他的有关资料。由于立论有据，材料厚实，最终使这样一篇揭露英国战争恶行的论文获得了英国学者的喝彩。半个世纪以后，来访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H·狄金森教授还谈及蒋先生的博士论文，说他自己也读过，写得实在是太精彩了。学界的许多同仁，对蒋先生更是称赞有加、仰慕不已。在这样的氛围下，上个世纪80年代，做为蒋先生初入门的弟子，我第一次前去拜访他时，难免怀有某种神秘而敬畏的感觉，不知该如何应答才不致失礼。但蒋先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很快就打消了我的顾虑。作为大家，先生做学问十分严格，而且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十分独到。这些都是日后在学习中我才逐渐体会到的。

　　蒋先生对史料十分重视。他看论文的习惯，总是从末页看起。我起先并不清楚是为什么，一问，才知道这是很多老先生的习惯。他首先看你使用了哪些材料，材料是否扎实，是否有份量。如果材料都轻飘飘的，那么，这篇文章就不用看了。让材料说话，这是蒋先生反复强调的。这一点，或许是受兰克学派的影响，当然，也是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一种体现。他常说，观点或视角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但只要材料是扎实的，那么，这篇文章的价值就依然在那里。他当时列举了一些“受批判”的学者，指出人们尽管对其观点不以为然，但仍在不断使用其文章中引用的材料，就足以说明资料对史学的重要性。

　　蒋先生本人对资料也极为重视。师母曾经给我们讲，蒋先生在战乱年代，每每工作到深夜，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卡片，也起草了一些文章的提纲。可惜好几个箱子的资料都在战乱中丢失了，实在令人心痛。如果当时有电脑，能储存起来就好了。而先生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文章，在解放后也屡遭批判，结果是，不写文章没有事，一写就有麻烦，久而久之，很多学术的思想都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了。回想起来，现在能自由地确立写作的对象和范围，的确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蒋先生对英国史有很多自己的心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次聚会，他曾对我们几个博士说，英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比如，英帝国如此庞大，而且能存在那么久，但英国派出的管理人员和军队的数量并不多，且能维持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运转，其中必定有很多现在还不十分清楚的缘由。我们当时还不能完全体会到这些话的含义。但今天英帝国研究的最新动态，已经从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领域转向，人们开始关注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帝国”。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先生的远见。

　　生活上的一些小事也弥足珍贵。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商品。四川的一种花椒油就使人印象深刻：它是用新的青花椒做的，既有清新味道，又碧绿可爱，我就带了两瓶送给先生。我想，先生是湖南人，应该和四川人的口味差不多。但几天都没有听先生提到这种花椒油，心中难免忐忑不安。不日遇到师母问起此事，结果出乎我意料之外。她说，蒋先生对花椒油极为珍惜，每次使用仅允许放一两滴。我大为释然，就说，尽管放开用，我回去再买就是。然而，那年暑假，还未等我回到南大，却传来先生过世的噩耗，使我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事后听蒋先生的女儿讲，本来南大很关心老教授的健康，安排他们都到中美中心避暑。但家人对一个80高龄老人的出行还是大意了一点，一天中午蒋先生出门突然跌倒，酿成大祸。事后，尽管有关各方、学校和院系全力抢救，但各种补救措施已来不及了。蒋先生溘然长逝！

　　跟随蒋先生学习的这段经历，尽管不长，但感觉上却是先生最开心的时期，也是我在南园获益最多的时期。

　　（陈晓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欧洲学会历史分会副会长，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世界史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南海协同创新中心周边国家平台平台长）

　　（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和中国世界史研究网联合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