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华：我是怎样开始研究英国史的？

　　1962年9月我开始上学。虽然中小学读了十年半，但在那个特殊年代，我的中小学期间从来没开设过历史课。不过青年时代的我对历史还是有些兴趣，1970年代中期曾在县城新华书店买过范文澜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四册（竖排本）和《中国近代史》（竖排本），买过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这是六七十年代国内最为权威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著作。虽然读起来一知半解，但还是十分珍惜，将近五十年了，现在这几套书还置放在我的书架上。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第一志愿报了历史专业，从此便和历史学结下了终身之缘，并逐渐培养了对世界史的兴趣。

　　涉足研究英国史，则始于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我读本科的湘潭大学当时成立了非洲问题研究室，我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是该研究室负责人，他要求我在非洲历史方面进行论文选题。在读了一些非洲史资料后，结合自己在世界史特别是英国史方面的一些学习体会，我最后决定以《英国与南非关系的历史发展》作为毕业论文题目。当时的南非尚是白人政权，是白人少数对黑人多数实行种族主义统治的国家，而荷兰裔白人即布尔人又占白人的三分之二以上。白人治下的南非曾是英帝国的五大海外白人自治领之一（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但到1980年代连英联邦成员都不是，这种颠覆性变化的背后缘由值得探讨。经过一年左右的查资料、阅读和写作，最后完成了三万多字的毕业论文。

　　论文将英国和南非关系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探讨了各阶段的特征。第一阶段始自17世纪荷兰殖民者侵入南非，18世纪晚期英国势力占领开普敦，直至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其间英国和英国人移民同布尔人在南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包括两次布尔战争），最后双方走向妥协。第二阶段从1910年至1948年马兰领导的国民党执掌政权，英国及南非英裔资本主要通过其在布尔人内部的亲英派来与布尔人民族主义分子展开较量。亲英派当权时的南非曾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为英方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战后初期英国气息奄奄之时，布尔民族主义者在南非终占上风。第三阶段，从国民党上台至1980年代，布尔民族主义者完全控制南非国家，其间南非曾于1961年退出英联邦。这一阶段的英南关系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主权国家双边关系。这篇论文得到了指导老师的嘉许，被收入全校优秀本科毕业论文集，还登载在非洲问题研究室编的《非洲问题参考资料》上。

　　本科毕业时，我考取了武汉大学吴于廑先生领衔招收的“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将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作为研究方向，这是吴于廑先生整体世界史思想的具体实践。吴于廑先生自与周一良先生主编《世界通史》（1962年第一版）后，就对苏联及中国史学界坚持的世界史体系进行过反思，于1964年发表论文《时代和世界历史 ——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先生将这一思考逐步凝练为整体世界史观。在吴先生看来，世界史应是一个整体的世界的历史；然而这个整体世界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语）；十五、十六世纪是世界走向整体发展的关键时期。由此对这两个世纪的东西方社会经济进行综合比较，便成为吴先生整体世界史观的研究主题。在这个从中古向近代过渡的时期，无论东方还是西欧，都出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多方面的变化，而就促使世界走向整体发展来说，以西欧发生的变化最为关键。因此，吴先生在武大成立了“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研究室”，招收的研究生也以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为研究方向。当然，对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社会经济做宏观的综合比较研究，也只有吴先生这样的史学大家才能进行。研究室里的其他老师，多为擅长于具体微观研究的专门家，探讨的内容如日本战国时代史、中国明清史、航海活动史、英国史、法国史、宗教改革史、阿拉伯史等，为更高远层次的综合比较研究提供素材，做些基础工作。至于我们研究生，当然也是围绕这一主题选定毕业论文方向，题由自己选、自己定，老师们以“习明纳尔”方式一起参与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

　　选题主要依靠自己在读书中逐步思考提炼而成。我记得研一时精读了N.J.G.庞兹所著的《中古欧洲经济史》，做了三万多字的学习笔记（用一本专门的软皮笔记本，至今保存）。这部著作在当时来看是一部非常新的欧洲经济史著作（1974年版），精读不但使我对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而且对书中有的观点或提法也特别感到新颖，极受启发。譬如，庞兹说欧洲工业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村阶段，即9至10世纪的庄园手工业；第二阶段是城市阶段，即11世纪起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第三阶段又是农村阶段，从中世纪末开始工业从城市向农村转移，近代早期乡村工业普遍兴起，甚至连工业革命最初也是乡村现象；第四阶段是工业革命开始后，工业再一次集中于城市发展。在这里，我几乎是第一次听到15—17世纪西欧乡村工业兴起之说，于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进一步读书的基础上，我在研二上学期的研究室“习明纳尔”会上，以“15—17世纪西欧乡村工业的兴起”为题做了六千余字的读书报告，可能这算是国内学界最早对近代早期西欧乡村工业即原工业化的关注。报告得到了吴于廑先生、张云鹤先生（国内著名的英国经济史研究专家）以及研究室老师们的首肯，同时他们也指出了题目过大，做毕业论文宜缩小范围至某一方面。我觉得英国乡村工业的兴起极富研究价值，同时英文资料也要丰富得多。于是进一步加强阅读19世纪末以来英国经济史学派的许多经典著作，如W. Cunningham的《英国工商业的成长》，W. Ashley的《英国经济历史与理论导论》，G. Unwin的《十六、十七世纪的工业组织》，E. Lipson的三卷本《英国经济史》、克拉潘的《简明不列颠经济史》，Joan Thirsk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相关卷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相关卷册，美国学者C. Gross的《商人基尔特》等，获得了许多认知，积累了大量资料。同时也觉得可将英国乡村工业的兴起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但硕士论文又不宜泛泛而论，应该找到一个突破口。

　　选题方向基本确定后，接下来的工作是进一步搜集资料、梳理研究思路。武大是个百年老校，民国时代留下来的外文资料比较多，新中国建立后也极为重视资料建设，如几种主要的英国历史杂志即《英国历史评论》《经济史评论》《过去与现在》武大都订了。1982年国家教育部还专拨6万美元给武大文科订购外文书籍。我记得张云鹤先生挑选书目打好勾后（主要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图书），我负责填写英文订书单，好几百张。到1983、1984年时，这些书陆陆续续到了，学校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还专门盖上了“研究生用书”印章。那时国家还拨了专门经费，让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出外查资料等。1982年10月，我们这一届三个研究生跟随吴先生到昆明云南大学参加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年会，吴先生就是在那次会上作了著名学术报告《世界历史上的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1983年9月初，我们两个以英国史为选题的研究生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游学查资料旅行，到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兜了一大圈再回到武汉。访问了北京图书馆（在北海旁边的文津街，在雍和宫后面的柏林寺还有个过刊库。1987年迁至白石桥新馆，改称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科图书馆（与世界史所在一个院子里）、北京大学的历史系和图书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资料室、南开大学历史系、经济学院和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图书馆、复旦大学历史系、经济系和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图书馆，查找论文资料。那时刚刚使用复印机，复印费很高，一张A3纸0.2元，A4纸0.15元，我们经费有限，不敢复印整本书，只能挑与选题相关的章节或论文在馆内复印。记得在中科院图书馆复印时，管理员说《英国历史评论》这样的杂志太珍贵了，不能复印，我们说《英国历史评论》1886年创刊快一百年了，你这合订本上也没有什么借阅记录，我们来翻阅和复印，算是第一次真正地体现了利用价值，管理员也就没再说什么。

　　游学期间，我们还看望了德高望重的英国史研究老前辈蒋孟引先生、戚国淦先生、王觉非先生、辜燮高先生等，聆听了他们的谆谆教诲。我们尤其记得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联芳老师特别热心，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和关照。我们也拜访了正值中年、意气风发的王章辉老师和杨豫学长等，受益匪浅。尤其是与其时国内的两个英国史研究重镇，即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同届（1981级）研究生学友刘新成、刘城和刘晓榕，南京大学的陈晓律、陈意新和吴必康等颇多交流、相谈甚欢。将近40年前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游学两月有余，见了世面，交了朋友，在学术上也有长进。我还记得，除了白天进图书馆借书翻阅复印外，还想法借点书回到驻地晚上看，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些游学期间做的读书笔记。

　　在阅读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发现，英国乡村工业虽然广泛兴起，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城市的推动，特别是城市资本的渗入。在吴先生、张先生的精心指导下，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最后定为《十五和十六世纪英国城市劳动者和城市资本向农村的转移》。我很幸运的是，硕士论文初稿是张云鹤先生仔细批阅的，他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论文二稿和定稿，则都是吴于廑先生亲自批阅的。1984年秋，吴先生刚从武大副校长岗位上退下来，时间略有闲暇。他在批阅我的论文稿时，只是在稿纸边上用铅笔标识，修不修改则尊重作者意愿，即使明显的错处也是很委婉地指出。譬如我论文通篇都将呢绒的“绒”右边“戎”写成“戊”，吴先生问，你不觉得你的“绒”字少点什么吗？我回答说，抄写时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但加上一点（戍）后好像也不像，所以干脆不加了。他看着我，微笑着说：“身边没有《新华字典》吗？”我顿觉羞愧：本是极简单的事，自己脑子竟是如此愚钝！吴先生还指点说，写文章追求文笔漂亮点，无可厚非，来点四六句、长短句、排比句也不是不可以，但对学术性写作来说，观点有“新意”、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表达准确是第一位的。在两位恩师的悉心指导下，我顺利地完成了四万余字的硕士论文，通过了毕业答辩。后压缩修改成一万多字后发表于《世界历史》1986年第7期。

　　这篇论文可说是国内研究工业革命前二三个世纪英国乡村工业兴起问题的较早之作。文章认为，城市劳动者向农村的转移，城市资本向农村的渗透，构成其时英国乡村工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这种转移有城市的推力，也有乡村的拉力。就乡村方面说，由于工商业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向农村深入，引起了农村封建关系的深刻变化，尤其推动了劳役折算为货币地租的进程，加速了农奴制的崩溃和庄园制的解体。农奴获得了自由，在人身上和时间上离土不离乡从事工副业成为可能；农奴也需从事工副业来获得货币交纳地租；解放了的农奴并没有增加土地，许多人在经济上难以自立，还必须从事工副业贴补家用，在盛行土地继承析产制的地方，在牧重于农的地方，尤其如此。乡村还有些其他有利条件吸引着城市劳动力和资本。如这时水轮已从下推式改造为上击式，水力作为动力得以广泛运用，而水力资源恰恰都集中在比较僻远的山区农村。农村还盛产羊毛等工业原料。乡村工业虽然发展，但缺乏熟练工人，更缺乏资本，这就为城市劳动者和城市资本转移到农村提供了空间。就城市推力方面说，则在于此时的城市还有许多封建性因素，特别是已成为封建保守性之代表的行会的一些做法，禁锢着城市手工业资本主义的成长；阻挠着商人资本渗透手工业，使得它们转向城外的乡村；行会垄断手工行业，也使在城里开业无望的帮工和满师学徒也纷纷向农村转移。论文里引用大量资料和数据，分析了这种转移的普遍性。这种转移所引起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推动了英国乡村工业的发展，并提高了乡村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也促使乡村工业向资本主义生产转化，并带动乡村农业等经济部门向商品经济性质和资本主义性质转变。

　　硕士毕业后，我继续在吴于廑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属于国内第一批经历了学位教育全过程（学士、硕士、博士）的学生（即恢复高考后的1977级本科生、1981级硕士生、1984级博士生）。在我们这届博士生之前，全国共授予了800多人博士学位。而全国所有机构、所有专业共招收1984级博士生2000人，我们武汉大学招收了29人。那时学位制度刚刚建立起来，虽不完善，但一些基本规定却非常严格。譬如，要求博士生在第一学年完成所有课程（一外、二外，专业课两门）的学习，专业课需组成专门的考试委员会，学生在课程作业基础上进行答辩式的考试。论文选题必须在第一学期末完成，余下两年半专门用来作研究、写毕业论文，所以我们最紧张的是博一的第一学期。那么我的论文选什么题呢？当时可以有三个方向的考虑：（一）在硕士论文基础上从英国横向扩展至西欧，写十五至十七世纪西欧城市劳动力和城市资本向农村的转移。虽然对他国有一定认识基础，如知道马克思说过意大利城市手工业者向农村转移，促进了意大利乡村园艺式农业的发展，但毕竟对大陆国家资料掌握较少，语言上也受局限。（二）在硕士论文基础上扩展至对英国乡村工业的研究，这也觉得不太合适，不但容量较小，不大利于今后的学术扩展，且这问题本身国际学术界已有较多论述，并且还有“原工业化”理论的提出，我再去研究难以创新，不过是把国外的成果予以梳理并加以一定的阐释和反思而已，难以使论文达到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创见的水平。（三）转向对英国城市的研究。因为在中世纪西欧，英国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是比较落后的，但在这样一个不怎么样的基础上，反倒是英国最先建立了完整的国内市场体系和民族经济体系，并最早开始了工业革命，那么原本落后的城市能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值得研究。同时，也不能笼统地以“前工业时期”（英国学者限定为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城市为研究论题，泛泛而谈，面面俱到，而应与其时英国经济发展总背景和总趋势联系起来，用一条历史红线和逻辑主线将城市发展和转型的各个方面统在一起，对从中世纪至十七世纪的英国城市做总体性认识，并且不受英国学者已有认识的束缚，而是建立自己的认知体系，提出自己的认识框架。相对来说，城市史的相关资料也较为丰富，便于搜集。这样，我的博士论文最后以《前工业时期英国城市论 ——城市与早期近代英国经济的一体化》为题。为丰富认识、立足研究前沿，读博期间我坚持每年秋天赴北京半个月左右搜寻资料。

　　博士论文16万多字，从城市与早期近代英国经济走向一体化之间的关系来论述前工业时期英国城市，从而在逻辑上架构了一个论述整体。前言中界定了“前工业时期”(十六、十七世纪)和“城市”（工商业者聚居地）两个概念，指出前工业时期特征是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时期，也是工业革命准备阶段，指出这一时期英国城市发展主要体现在质上的变革，尤其是城市经济结构和经济职能的变化。第一章论述早期近代英国经济形成了整体发展体系，并置于国际市场和世界市场网络之中。早期近代英国一体化经济与大陆相比有自己的特征，其中之一是英国形成的三级城市体系起了骨架作用。第二章论述英国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是城市资本主义发展，指出十四世纪英国城市资本主义就已萌芽，同时也分析资本主义在城市发展如何受到行会的阻碍。第三章论述城市资本向乡村的渗透与乡村社会的变革（尤其是乡村工业兴起），奠定了英国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起点和基调。第四章强调城市的经济结构和职能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商业化、专业化和开放化，并分成伦敦、地方重要城市、中小城镇三级来论述，这样就形成了适应和推进一体化过程的城市机制。第五章论述一体化经济的地理网络建构也主要依靠城市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来体现，一方面是城市之间横向经济联系的加强，使经济体系的架构从各城市“点”以线的形式伸展联结；另一方面则是各城市逐渐控制周围乡村经济，每个“点”都扩展成了面，城乡关系也从中世纪的城乡对立逐步演变为近代的城市控制乡村。第六章指出至十七世纪末，英国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形成，但这个体系又是向心型的，向着伦敦，但这个向心又过于偏倚，似乎英国经济体系成了伦敦经济体系，伦敦在膨胀发展着，其他地区似乎是在为伦敦服务。如何突破这个局限，又是城市在起作用，特别是英国西北出现了一批新的自由工商业城市。以这些城市为核心的乡村工业区发生工业革命，最终打破了伦敦一家独大的局面，而城市则因在生产技术、资本和关键生产部门等方面的贡献而对工业革命贡献巨大。

　　论文从与一体化经济的关系角度来论述城市，是为了使全文能更紧凑地统一在一个主题之下。若进一步揭示城市对英国社会经济发展总进程的意义，则可归纳为：（1）加快了英国经济走向整体发展；（2）加快了英国向资本主义全面过渡；（3）有利于工业革命较早发生，并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而前工业英国城市的世界历史地位，则在于其用自身营养培育着乡村工业这个工业世界胚芽，使它茁壮成长；也在于城市促使英国经济一体化，实现了农耕世界中一个局部区域向工业世界转变，并成为工业世界的发源地。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再加上硕士论文，最后总成了《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一书出版。

　　我的英国史研究之旅由此开始。几十年里，先后就中世纪至近代早期英国商业和商人的作用、英国的外来移民和外国商人、英国区域经济与城市、英国农村城镇化等问题作过专门研究。也写过有关英国历史的一些读物，向社会大众推介学术界和我本人在英国史研究方面的思考成果。

　　（刘景华，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研究会世界中世纪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副会长）

　　（首发，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和中国世界史研究网联合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