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博：机遇与入门——我与英国史研究

　　在正常情况下，历史系学生的专业课学习是从两门通史起步。然而，我的专业课学习则几乎是从英国史开始，并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整个中小学阶段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对于我而言，日后除了上山下乡当知青“修地球”以外，别无选择，因而对几近一网打尽的“上山下乡”运动充满反感与恐惧。好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尤其是邓小平同志“二起”出山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复苏现象，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体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我则由此因具备天赋而被幸运之神光顾——在阴差阳错中被一教练看上，随即进入一所少年体校受训。熬过魔鬼般的训练与无休止的筛选，时至“文革”结束，我已如愿以偿地成为了江苏省赛艇队的队员。在当时，这是一份颇受人羡慕的风光职业，而最重要的是它使我与“上山下乡”擦肩而过。然而，这般幸运的代价是我的学业基本荒废。

　　1977年夏天，邓小平同志“三起”出山；10月21日，教育部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当时，我早已没有求学欲望，也没想过要“改变命运”，自然对这事持与己无关的态度，视其为“别人的事”。然而，我的父母在时代变化的关键时刻，以果断的手段扭转了我的人生运行方向。这时正值赛季，当我忙于“为江苏人民争光”而转战武汉东湖、杭州西湖和广州越秀湖等赛场时，他们则先是替我完成了高考报名手续，接着为我选定了志愿——“历史系”，然后软硬兼施将我逼进了初试考场。在这轮“短、平、快”的高考过程中，一方面是我从未有过“榜上有名”的奢望，只是本着完成任务的心态懵懵懂懂地向前走；另一方面是似乎有一种魔力使我知道的那点东西鬼使神差般地悉数跃然纸上，助我不可思议地闯过一关又一关。但是，这场非凡的“苦战”（1977年江苏高考语文试卷中的作文命题为“苦战”）令我终生难忘，从中我理解到了父母的良苦用心，“我要读书”的念头逐渐萌发并愈加强烈。1978年2月27日，南京玄武湖训练基地，当我结束训练上岸时，发现刚刚接受过化疗的父亲正站在码头上，手上握着一只信封——那是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的前身）历史系的本科录取通知书……苦乐交织的运动员经历在酸楚与麻木中结束了。

　　入学之初，我难以适应专业学习，大致处于“听不懂”“看不懂”和“坐不住”的状态，首次考试的成绩仅勉强及格，名列全班之末。此刻，我真想重返“江湖”，重新“荡起双桨”，但在得知已不可能退学归队后，我深陷焦虑，怀疑自己能否毕业。然而，就在这时，我在图书馆里的一份期刊上偶然看到了“蒋孟引”的名字，倍感亲切与好奇，因为我们两家曾相邻而居10年。这位面色红润、和蔼可亲的湖南老人原来如此大名鼎鼎！其实，我当时还不懂得学问及学术大师的含义是什么，只知道这位被邻居们尊称为“蒋先生”的慈祥老者是一位大学者，既因有学问而颇受敬仰，又因有学问在“文革”中吃尽苦头。

　　这份好奇驱使我查阅了蒋先生的一篇篇论文，很快就被那优美的文笔所吸引，在不知不觉中被带进学术殿堂，出自蒋先生笔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我生平阅读过的第一部史学书籍。由于不知道这些论文和论著中涉及的许多内容和问题，我翻阅了越来越多的世界史书籍。由此，我不知深浅地对世界史产生了兴趣，英国史研究进而成为了我学习与学术生涯中的主要内容。对于我这种有点特殊的情况，老师们给予了理解、指导、帮助和包容。大四时，又是经过一番绞尽脑汁，在顾复老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毕业论文《近代英国与殖民帝国解析》（若干年后，该文刊于台湾成功大学《西洋史集刊》第六期），这算是我的第一份英国史研究成果。

　　参加工作后，我日益强烈地感到需要继续求学，以期提高工作能力与学术水平。1987年，承蒙王觉非先生的帮助，我获得了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英国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师从沈学善教授。在沈老师的指导下，基于“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中丰富的档案资料，我将“英国与‘九·一八’事变”确定为研究方向，王先生予以首肯。在大量的档案阅读中，我发现了许多尚未被使用过的史料。例如，在1931年8月底，英驻大连领事丹林发给英驻日大使林德利的电报，明确指出日本关东军将在近日有重大行动；在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英驻华公使兰普逊发给英国外交大臣雷丁的电文，汇报他分别敷衍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过程；英国外交部指示兰普逊如何操控李顿调查团在华活动的一系列训令；“一·二八”事变后，表现英国政府对日本的震怒、不满及不安的备忘录，以及英美驻华使节就此进行接触的相关电文；诸多流露出英国政府及兰普逊对中国第十九路军的尊重以及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鄙夷的备忘录及往来书信，等等。我耗时两年半阅读档案，又用时3个月，一气呵成，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论1931—1933年远东危机时期英国对日政策》。

　　在论文答辩中，钱乘旦教授的发言令我大有坐过山车的感觉，情绪在高兴、紧张与懊恼中大起大落，再此领教了钱老师的认真、严谨与直率。钱老师的意见对我其后对论文的修改有着很大影响。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我将该论文中的内容分解和改写成十多篇论文，相继问鼎学界诸多知名刊物，如《史学月刊》《史林》《历史档案》《江海学刊》《南京大学学报》等。再有，在这期间，我参加了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从而获得了许多向前辈求教以及与同行交流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这一课题，尤其是青年学者，甚至形成诸多研究团队。我感觉到发表论文的难度越来越大，周期也越来越长，而且也感到自己单打独斗渐渐已显得势单力薄，因而萌生适时转向的念头。1997年11月，钱老师在组织编撰《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时想到了我，我顿时有了“找到组织”的感觉，欣然同意加盟，领衔撰写其中的澳大利亚分册。

　　那时，在我国学界，对于澳大利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学和经济等领域，可谓是热火朝天，但对于其历史的学术性研究则门可罗雀，其成果更是零星分散。对我而言，澳大利亚问题研究是全新的，其“新”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更是体现在思路上。首先，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收集到不少资料后，我困惑地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出奇平静的研究对象，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和风平浪静，看不到什么通常意义上显现于惊涛骇浪中的线索或标志，为“没有特点”而颇感无从下手。其次，在过去的200多年里，澳大利亚社会处处移植英国社会中的一切，以致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复制的英国社会，甚至在某些地方或某些程度上比英国更加“英国”。然而，久而久之，在非常之漫不经心中，澳大利亚越来越不同于英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使我所习惯使用档案追踪与考证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陷入力不从心与无能为力的地步。

　　对于我第一次提交的撰写提纲，钱老师很快予以回复，意见写满了两张16开稿纸，并与我进行了长谈。归纳而言，钱老师提出的问题是：第一，澳大利亚人与肯特人的思维、习惯及生活可谓是一样的，尤其是他们所争取与维护的权利内容是相同的，但是，为什么结果澳大利亚成为了民族国家，而肯特依然是英国的一个郡？第二，“没有特点”就是特点，这部论著的关键所在就是要清晰阐释这个特点；第三，要改变以往关注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的研究写作思路。他反复提醒：这部论著的重点不仅在于论述清楚澳大利亚人都干了些什么，而且更要解释清楚澳大利亚人如何认识“我是谁”以及他们之间的认同感；告诫我应注意研究对象的细节变化，从中寻找线索，如一场演说、一句口号、甚至是一首歌曲、一个举动。

　　在以后的两年中，围绕这部书稿的建构与撰写，这样的交流没有间断。钱老师一次次地打开我的思路，又一次次地帮助我解决了困难，直到1999年5月钱老师给书稿“签发”了“出生证”。《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于2000年4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论著。此时，我已成为钱老师的博士研究生，研究选题是“澳大利亚联邦运动”，即以此为个案来探究澳大利亚从“英国化”到“澳大利亚化”的本土化问题。博士学位论文《渐进中的转型——联邦运动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史学集刊》《当代亚太》等刊物上发表。而另使我感有趣的是——我虽然没有成为蒋孟引先生的徒子，但还是当上了他的徒孙。

　　40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从开始接受正规的专业教育开始，在不同的时间段里，以英国史研究为轴心内容，老师们在引导、指导与辅佐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一次次给我机遇，一次次领我入门，将我送入一个又一个更高的平台。在学术的殿堂里，我由此逐渐从旁观者成为助手、新手，再逐渐发展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学者。总之，恩师崇高，师恩难忘。

   （王宇博，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教授）

（首发，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和中国世界史研究网联合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