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东：我与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的情缘

　　中国英国史研究会1980年成立至今已有42年。我于1996年加入这个大家庭，2004年担任研究会理事，2012年任研究会副秘书长，2016年至今担任研究会秘书长。庆幸自己在最美好的年华见证她的成长，与她一起奔赴美好。 

　　我于1985年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原湘潭师范学院（湖南科技大学）历史系，担任世界现代史的教学工作。1995年10月，在湖南南岳召开了由《世界历史》编辑部和湘潭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第四届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年会。《世界历史》当时编辑部主任沈永兴先生高瞻远瞩，为培养扶持青年史学工作者，每隔两年组织一次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年会。该学术研讨会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学术平台发现和挖掘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中的优秀人才，当时在全国史学界反响很大。这次会议虽说是湘潭师范学院承办，但实际的筹办工作都是我们湘潭师范学院世界史教研室负责，具体工作由我承担。根据沈永兴先生的提议，会议邀请了两位年轻且学识渊博的中青年学者来做主题报告。一位是南京大学的钱乘旦教授，一位是当时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在在清华大学任职的楚树龙教授，他们都是当时卓有建树的中青年世界史学者。 

　　在此次会议之前，我和钱老师有过一面之缘。1993年4月，武汉大学举办了纪念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吴于厪先生八十华诞的系列活动。由于吴于厪先生在世界史学界享有特殊地位，全国很多高校世界史学科都派代表参加，我和吴先生的弟子刘景华教授作为湖南代表出席。钱老师也从四川南充参加完英国史年会后赶到武汉代表南京大学世界史学科出席了此次活动。期间，举行了吴于厪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我第一次见到了钱老师并聆听了他的发言。他是中国恢复学位制度后培养的第一位世界史博士。我此前并未见过钱老师，通过他在《世界历史》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英国议会改革的论文和《世界史研究动态》（可惜此杂志后来停办了）上对于他的介绍，我对他非常仰慕。当时钱老师很年轻，才44岁，我那时更年轻，不到30岁，当时只和他简单地打了个招呼，没有怎么深谈。 

　　南岳会议是我第二次见到钱老师。我记得钱老师当时到得比较晚，那时没有高铁，从南京到衡阳路途需要20多个小时。钱老师有多年打太极拳的习惯，由于在车上无法运动，到了南岳后，钱老师简单收拾一下后就在酒店的一个树下草坪上打太极拳，还引起了保安的误会。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了一篇关于战后英美特殊关系的论文。钱老师认真看了会议提交的所有论文。会后我去拜访钱老师，钱老师对我的论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明确指出了我论文存在的问题，主要问题是观点和资料陈旧，“要洗洗脑”，这是钱老师给我的原话。然后他建议我到南大做访问学者，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参加工作后一直忙于世界现代史的教学工作，立足于站稳讲台，再加上湘潭师院是新建的学校，图书资料缺乏，科研条件相对落后，所以前几年科研工作做得较少。我也非常渴望有进修学习的机会，尤其是能去南京大学师从我敬仰的老师，当然求之不得。沈永兴先生也曾对我说，在中国研究世界史，要想出成就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方向。他说世界现代史不能称之为研究方向，因为太宽泛，国际上也不认可。世界现代史是一个整体，它包罗万象，不仅包含了中国，还包含了外国；不仅包含了国际关系，还包含了经济、军事，包含了各个方面。他建议要么攻专门史，如经济史、国际关系史；要么攻国别史，如德国史、英国史、法国史。沈先生认为钱老师给我的这个建议很好，他说我应该尽快去，因为南京大学是中国研究英国史的重要基地，还有地区国别史专业的博士点。在钱老师的帮助下，我终于获得了去南京大学做一年访问学者的机会。因为我在学校还承担了教学工作，学校认为出去一年做访问学者影响教学工作，于是同意我把一年分成两个半年，分别于1996年和1997年的上半年在南京大学进修学习。 

　　在南京大学进修学习期间，我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与当时钱老师带的6位博士生许洁明、李季山、郭家宏、张红、姜守明、胡传胜一起上课，选修了《英国史研究专题》和《外国历史文献选读》。钱老师的《英国史研究专题》，每次上课都不单纯由他讲授，而是提前把整个学期的讲述的专题通知大家，然后大家分别去查资料和撰写发言材料，上课时每人都要发言，然后由他做总结，最后给我们讲述。《外国历史文献选读》则是由钱老师选择好文献，要求我们自己预先全部读完，然后在上课时随机指定一段，由上课的同学逐句逐段进行解读，所以我们对这个事都不敢偷懒。跟钱老师上课，他布置任务后，我们不能够“当哑巴”，如果预先没做是要挨批评的。第二件事是我参与了钱老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欧洲民族问题的由来和发展”。他让我负责了一部分，后来这个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在南京大学的访学收获很大，确实起到了“洗脑”的作用，也为我今后的发展明确了方向。1998年3月，我考入南京大学世界地区国别史专业，正式师从钱老师攻读博士学位。钱老师引领我走上了英国史学习和研究之路。 

　　我加入英国史研究会是在1996年上半年。我在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钱老师是英国史研究会的秘书长，当时研究会的秘书处设在南京大学，根据钱老师的安排，我协助钱老师做了一些研究会的会务工作，比如说年检、财务审计以及会刊编辑等等，1999年以后这些工作就交给了另外一位同学刘成负责。我刚加入研究会的时候，研究会会员人数不多。1996年11月，研究会在河南开封河南大学召开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和学术讨论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研究会的年会和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不到40人。在这次理事会选举的时候，由于经费的原因，来参加会议理事达不到法定人数，所以在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会长的时候，研究会理事、云南大学的许洁明教授没有参会，经过协商并经理事会同意，我虽然不是理事，但是受许洁明教授的委托参加理事会，王章辉先生当选为研究会会长。这是我加入英国史研究会的一个机缘。 

　　由于会员人数不多和经费困难等原因，研究会早期一般是2—3年才召开一次学术会议，而且会议规模每次都在40人左右。1999年9月在沈阳辽宁大学召开的年会还是和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联合举办的，英国史研究会与会人数才30多人，老一辈学者程西筠先生、王荣堂先生、周颖如先生等都参会。前几年，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居然还看到了这次年会的照片在拍卖，不知是从哪个渠道流出的。2001年10月在湖南张家界的年会参会人数30多人。2004年5月在淮阴召开的研究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钱乘旦教授当选为会长，我也当选为研究会理事。 

　　2006年研究会秘书处从南京大学迁到北京大学前，我一直协助做研究会的会务工作，主要负责一年一度的年审和会员、理事的联络工作，后来世界史所张瑾协助我做会务工作。在研究会秘书处迁移过程中，研究会发展面临两大困难：一是在银行开设单独的社团账号。本来以为此事很简单，其实由于国家对单位账号的申请和管理非常严格，时任研究会秘书长的高岱教授做了大量工作和努力，甚至动用了私人关系，终于将研究会的银行账户开立了。最初账号开设在海淀区，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张瑾又将账户转移至东城区。有了银行账户，研究会的财务和经费管理才走上正规。另一个大的困难是研究会注册资金不足。当年研究会成立时没有注册资金的要求，后来国家为了规范社团管理，要求社团必须有固定的不低于10万元的注册资金，也就意味着在研究会存续期间，每年都必须保证账户上有10万元。实际上当时研究会账户上一般只有不到3万元，这些还是历年通过各种方式积攒下来的，到了2015年研究会面临生死考验，由于2013年和2014年两个年度民政部对我们研究会的年检结论均为基本合格。基本合格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说我们学术活动开展得不好，关键原因还是注册资金不足，如果2015年再次评定为基本合格的话，这个学会就面临着被取销的危险。也就是说在2015年春天的时候，我们研究会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决定着这个研究会还能不能存在。这个研究会是经过老一辈学者蒋孟引先生、王觉非先生、王章辉先生等前辈学者建立的，此时面临解散的风险。为了解决注册资金不足这一关系到研究会前途命运的问题，2015年4月，研究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会长钱乘旦、副会长刘新成、阎照祥、侯建新、陈晓律、吴必康、高岱，还有我和张瑾共九人，会议地点是高岱老师联系的，北大校园内非常僻静的一个院子。大家认真讨论了一上午，共同探讨了多种方式，最后决定采取自救的方式，一致同意研究会领导层自愿捐款，这一决定也得到了研究会常务理事、世界史所所长张顺洪、天津师大刘景华等的积极响应。会后，钱乘旦教授捐了3万多，其他的常务理事也是3000—5000不等，我也捐了16,000元，加上原来账户上的钱终于这样凑齐了10万元注册资金。大家的捐款都是个人自愿捐的，也不能从科研经费中报销，而且也不能再取出。 

　　从2015年开始，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的年检结果均为合格。经过大家的努力，研究会终于保住了。合格带来什么好处？一是我们这个学会能够继续生存，这是很关键的一步。二是从2015年开始，中国社科院专门有个专项会议资助经费来支持各个中国社科院主管的学术社团开展学术活动，每年资助5万元用于召开学术会议。根据规定，如果年检结论为基本合格是不能申请资助的。 

　　从2015年以后，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的理事会和学会活动能正常开展了。2015年在湖南科技大学，2016年在西北大学，201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在云南大学，2019年在安徽师范大学，2020年在北京大学，真正做到了每年一次年会和每年1—2次理事会，研究会的学术活动完全走上了正规化、规范化，研究会取得重大进步和发展。 

　　首先，研究会经费日益充足，学术活动频繁，学术会议规模越来越大，每次年会的规模都在120人左右，多的时候达140余人。活动经费除了中国社科院的资助，会员所在单位也积极支持，现任会长高岱教授积极联系企业单位和个人，获得他们对研究会的支持，研究会经费从严重不足到年年有结余，这对研究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中国英国史研究的队伍在不断壮大，特别是中青年队伍在不断的壮大，国内培养的英国史方向的博士和硕士越来越多，还有一批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博士和硕士，这些青年学者基础扎实，外语水平高，中国英国史研究的领域更广泛。原来主要是集中在政治史、经济史、帝国史等方面，现在扩大到了多个领域，如社会史、环境史、医药史、矿业史等，领域更宽广、研究更深入。 

　　第三，学术研究成果越来越丰硕。每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立项中，关于英国史研究的课题都有较大立项数。在核心期刊发表的与英国史相关的学术论文不胜枚举，由钱乘旦教授主编的《英国通史》八卷本和《英帝国史》六卷本，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按照这一说法，中国英国史研究会步入了不惑之年，而作为研究英国史的全国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将一代一代不断发展壮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英国史研究会永远年轻，我也相信研究会在全体英国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越办越好！ 

　　（张亚东，湖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工业大学纪委书记，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