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守明：感谢我的英国史研究引路人

　　学习英国史，与英国史结缘，迄今已近40年了。在这近40个春秋里，有几位前辈先生令人敬仰，还有些往事值得回忆。他们不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对我的治学与从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时间往前追溯，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就来到了南京，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工作。清晰地记得，那是暑期中的一天，我走进了南京师范学院位于宁海路上的校园，当时它叫“学院”，而不是后来改称的“大学”。这里正是日后我长期工作的地方。那时候，历史系刚恢复招生，有了首届学生。不过，由于系里的教师多、学生少，只有一个班，还轮不到我们这些才进校工作的青年教师上讲台。我们的主要工作，无外乎是备备课、打打杂，给老教师做做助教之类。又由于空闲时间较多，我喜欢到校外附近走走，了解一下南京吧。这一走，咫尺之距的南京大学就成了我闲暇时的一个去处。

　　南大是一所年轮悠久、享誉海内外的名校。为了弥补专业知识的不足，我会隔三差五地去蹭课，如旁听张竹明先生的“古希腊文化史”、尤书蛟先生的“西欧中世纪史专题”，每每都有收获。改革开放以后，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最早开始了对外的学术交流，其中来自爱丁堡大学的狄金森教授，作为知名的国际学者，既是中英史学界交流的见证人，也是重要的拓荒者。最初的交流，主要以集中授课培训的方式进行，即由狄金森先生为中方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讲授近代英国史。

　　当年我读大学时，接触的英国史内容不多，所见的材料与观点也极为有限，能聆听英国学者讲他们本国的历史，我想那应当会有新意。带着这样的想法，1983年春上，我报名参加了南大举办的第二期英国史讲习班。第一期是1980年，当时我还在北京读书，没能赶上。我能够报名参加第二期，可以听狄金森先生讲课，这本身就是一件幸事，既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领略一位英伦教授的绅士风度，又可以丰富我对这个北大西洋岛国的认识。

　　为了提高授课效果，南大方面特地安排两位英文听说能力强的青年教师作口译，陈晓律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听说风华正茂的陈老师，刚从大洋彼岸留学归来。请他为狄金森先生的讲课作同传，也是对坊间关于陈老师英语水平如何不一般传说的最好验证。不过，陈老师的口语“川味”太重，我记得，开头几次课听下来，不免有云里雾里的感觉。亲爱的读者，你完全可以想象一下，狄金森教授带来的“英伦风”，属于混合着海风味“洋话”，与陈老师本真的“麻辣味”，加上走南闯北习得的汉语言，听起来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好在几次课听下来，“英伦味”也好，“麻辣味”也罢，就渐渐熟悉了，慢慢接受了。还有很快发下来的打印稿（英文）作辅助，课听得就顺畅了许多。为期5周的培训讲授，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英国史启蒙教育。

　　为了响应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号召，写点关于英国史研究方面的回忆文章，本人让自己的思绪回溯到几十年前，在“狄金森教授英国史讲学班留影”（1983年4月）那个美好瞬间作了短暂停留。记得照相地点选择在南京大学两个校门之间，背景是南大正校门。30多人分作三排，前排（第一排）坐着，后（第二、第三）两排站着，呈阶梯状。大门两侧和门楣，有毛主席那苍劲有力的题字：“南京大学”“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恰好被摄入了取景框。我们个个兴高采烈，精神饱满，欣喜地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中英文化交流顺利开展这一有纪念意义的时刻。还记得，照片中的狄金森教授，抿着嘴，这大概也是他的习惯。他位于前排“C”位上，正襟危坐，真是一个既庄重、又有风度的绅士和学者。在“老狄”两旁落座者，是为中英史学交流作出重大贡献的蒋孟引先生和王觉非先生，蒋先生宽厚并笑容可掬，王觉非先生严谨而又风度翩翩，恰似为“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作了生动注解。在那张珍贵的照片上，还有一批已然显露学人风采的青年学者，比如陈晓律、沈汉、李宏图、朱孝远，等等。

　　如果说到南大聆听狄金森教授讲课是我初涉英国史，那么后来我进京读书，随戚国淦先生学习都铎王朝史，更是让我与英国史结下了不解情缘。北京有两所高师，不熟悉的人特容易混淆彼此：一是直属教育部的“北京师范大学”，二是归属北京市的“北京师范学院”。由于后者改为“首都师范大学”，外地人就更会产生迷惑，不知所以然。可对我来说，问题要简单得多。前者我很熟悉，那是我的母校，是我负笈求学七年的地方；后者我也熟悉，那是我做硕士论文期间，在北京师范学院戚国淦教授关照下，常去借书的地方。我的硕士生导师是治德国史的孔祥民先生，他与戚先生交往甚密。由于这层关系，孔先生主动为我们联系，请戚先生讲授英国史。那是1985年上半年，我们几个北师大的硕士生，几乎每周都要骑上二手自行车，从北太平庄铁狮子坟出发，一路向南，骑行到宣武门附近，再拐进西绒线胡同，在我们熟悉的39号院落门前下，鱼贯进入戚先生家。这是一处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建筑，正屋坐北朝南，那就是我们聆听先生弟子传递“之乎者也”的学堂。早春二月的北京，几乎像冬天一样的冷，常常是“寒风”凛冽，寒气逼人，可谓春寒料峭。可四合院里这间差不多有二十来平方米的学堂，竟是温暖如春。那里不仅有射进学堂的斜阳，还有硕大蜂窝煤炉散发的热量，更有先生及师母对后生们无限关爱的热情。先生专门介绍了“都铎史料”，使我们对16世纪都铎史形成了初步认识。

　　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是充实而愉快的。1985年10月，在孔先生的关爱下，我们几个学生，一起和孔先生、戚先生远赴广州，到华南师范大学参加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术研讨会。那个年代，研究生赴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实属不易。除了会上的研讨交流外，我们又集体参访了到处是工地、开发中的深圳特区，还取道深港交界之地沙头角，在一边为社会主义、一边属资本主义的“中英街”走马观花。游览中，我冒昧地邀请戚先生在一幢二十七、八层楼高的“人”字形大楼前合影，戚先生欣然应允。戚先生那爱后生的和蔼形象，让人至今不忘。或许，正是由于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后来能给我勇气，恭请戚先生作为我的学位论文指导老师。话说论文该选题了，我的想法先后向孔先生和戚先生和盘托出，顺利获得了先生们的首肯。以都铎史为主题，这一不经意的选择，竟成就了我数十年英国史研究的大方向。

　　重回南师执教后不久，在90年代初，我再去南大。这一次，我特地拜访钱乘旦老师，表达了我想学英国史的愿望。钱先生希望我能有“访问学者”身份，那样方便听课。后因出国留学，这一想法未能付诸实施。从美国回来后，我立刻着手考博。钱先生洞察力强，睿智而务实，属大智慧之人，随他问学，治英国史，必收获良多。可是我在职攻读，不仅要教学，还兼行政工作，自然少有读书。在南大读博期间，除了上课、参与讨论外，课后又不得不坐到办公桌前，去面对那些没有尽头的行政琐事。

　　又该选择学位论文题目了，钱先生对我关注的都铎社会史问题，不置可否，而是提醒说，做做帝国史吧。这个命题作文，我既无思想准备，也无知识储备，自觉没把握。先生则鼓励说，都铎朝的殖民活动，属于英帝国史的起点，你做起来比较熟悉。尽管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我的写作态度也是认真的，但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太多，如投入精力有限、史学悟性一般和治学功力平平，等等，直到答辩前那一刻，对于文稿质量，我还是心中无底。当主席宣布论文通过答辩时，我对什么是如释重负，才有了深切的体会。回顾过往，再看今朝，笔者发现，2019年钱先生主编的多卷本《英帝国史》，其实是20多年前他曾经规划的成果。由此不难看到，钱先生对中国英国史学的研究，有一种学人的超前意识，也是一种学者的使命感。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中，新世纪的脚步已迈出了好远。2008年3月初，在钱先生主持下，“大国通史系列·英国通史”编写工作正式启动。这是推进中国英国史研究的一项浩大工程，先生十分重视，并提出了“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的总体原则，突出了写作要求：“写出英国历史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写出中国学者写英国史的特色”。问题在于，如何贯穿这一原则和要求，充分体现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学术风格，确是知易行难。对于大家提交的稿本，钱先生总是耐心地、细致地审读，夜以继日，孜孜以求，一一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具体修订意见，让我们再一次接受了极为严格的读博训练，使我们又找到了当年在南大文科楼上课的感觉。现在，摆在书架上，摆在读者面前的那套6卷本《英国通史》，总计250万字，从2006年开始策划选题，经过20位作者、10年的不懈努力，到2016年正式出版，真正下了“十年磨一剑”的硬功夫。而我作为参与者之一，又从钱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

　　回望40年为学过程，在我前行路上，既有许多值得记忆的人与事，又有许多值得尊敬的引路人。值此，我送上发自内心的感激：感谢狄金森先生，他为中国的英国史研究与世界接轨，作出了巨大贡献；感谢孔先生，经他引荐，我能追随戚先生学习英国史；感谢戚先生，他尽有勉励后学之意；感谢钱先生，他始终与众弟子保持学术联系，让大家终身受益。

　　（姜守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理事，江苏省世界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