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研究所邀请宁波大学尚永琪研究员作学术报告

　　2020年11月13日上午，应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的邀请，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尚永琪研究员在线上作了题为“古代动物的身份构拟与伦理意义”的学术报告。 

　　尚永琪教授在报告伊始介绍了古代动物社会身份研究的基点：第一，梳理相关史料，提醒现代人认识动物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凸显人与动物相伴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二，希冀现代人在人类文化结构和道德观念进一步发展之后，仍能恰当地认识动物群体所应得到的“现代关照”和“道德回报”。 

　　动物作为一种地理文化的标识物，作为不同文明和政治势力建立交流的中介物品，是古代文明对话的主要途径之一，更是构建文化地理的主要符号象征。动物的社会身份，则是由人类赋予动物的“构拟性身份”。而动物群体的社会性特点及其与自然的关系，又被人类社会总结出来，作为区分人类和构建社会秩序的“法理来源”之一；同时，动物在自然界的食物链层级，也被人类作为构建相应人类社会等级的标志物。 

　　报告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动物的身份构拟与伦理意义问题展开分析： 

　　首先，古代社会可以通过动物获得祖先起源的神圣性与合法性。这包括统治者直接通过动物制造出自己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也包括由动物间接传递神圣性与合法性，还包括对“他者”族群的动物化贬低。通过以上三个因素，动物在人类族群结构中获得自己的象征性等级符号身份。 

　　其次，动物与古代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现统治秩序的构建。动物的体型、分布地域、运动速度、形貌颜色乃至经济价值都可以关联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等级划分。旗帜与章服上的动物图像也成为政治等级和职事功能的标志。同时，动物世界还是人类秩序合法性的负面参照物。因此，动物参与和标识了人类的社会等级，从而也就借此建构了自身的构拟性等级身份。 

　　再次，动物伦理并非明确的古代意识，亦非天然的现代概念。古代中国社会的动物伦理实际上是源于天道的人文秩序的体现。中国古代将社会秩序的建立基点归结为“法天地”，这正是动物与天道关系的核心枢纽。动物的活动是自然“天道秩序”运行节奏的表征者和传达者，是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活动的节点症候。而是否遵从天道，决定了政治格局的大小正反。 

　　由此，动物成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中介，被认为可以传达自然的信息。古代中国人通过动物实现了从自然节律的物候体系到秩序体系的伦理建构。 

　　此次报告会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登峰计划”系列讲座的第四讲，也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比较研究中心2020年系列讲座的第三讲。报告会由孙泓副研究员主持，世界历史研究所及其他学术单位的相关领域学者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参加了报告会。围绕尚永琪教授的精彩报告，参会的学者们就动物史研究的内涵、东西方文明对动物形象建构的差别、艺术载体上动物形象的解读、动物在宗教中的作用等问题与报告人展开热烈的互动讨论。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 邢颖 供稿、胡玉娟 供图）